随着现代性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同时出自此书的引文不再标注页码）就是试图凭借现代性这一眼光探讨现代文学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现代性》一书起首即开宗明义，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内涵做出定位，指出“现代性就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恰如福柯所说，“现代性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作者在对现代性做出相对稳妥的描述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两种倾向迥异的现代性的划分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同时指出后者“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为了维护出现于本书中的概念内涵的同一性与精确性，防止可能导致的理解上的混乱，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里与西方“美学现代性”含有部分同质性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称为“反现代性”。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是从“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而部分论者仅从后者入手的研究视野则难免失之偏狭。毕竟他所谓的欧美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品格中客观存在的构成要素，而这些都是不能单纯以西方的“美学现代性”内涵为依据进行排他性分析的。而对以上两种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三个方面的全方位的爬梳与抉微，也是“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论题的应有之义。以剖析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作者又进一步发掘出改造国民性、立人以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等现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与主题模式。
当然，形成《现代性》一书主体框架的动因还在于作者对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层面的理解，即所谓“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之分。前者强调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外部条件，即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后者则强调文学自身在主题、意向、倾向、价值观、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发生，与整个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和语境内在相关的变化。笔者认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两书可以看作是逄增玉所谓“文本之外的现代性”的典型研究成果。正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本书只着重阐述中国现代文学‘文本内的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关注点使他对中国现代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实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
作者首先对两种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内涵、传入机制及其话语策略进行了溯本清源式的探讨和界说。有人从文化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用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宏大概念消解和覆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态度并不客观。正如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①“孙中山、毛泽东都表现了一种克服和超越现代性的巨大努力，这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②，逄先生在研究资产阶级现代性在“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的体现时，对从晚清小说中开始出现，经由鲁迅创造的《故乡》结构原型及乡土文学发扬光大，再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在吴组缃、柔石、艾芜和丁玲等人小说中流变的这一新文学传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得出以下结论：在以“启蒙”和“反封建”为主题的新文学中，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为价值核心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被作为知识分子的外来者带入乡土中国后，一方面，它化为一种“目光”，“看出”了中国存在的现代性缺失，并演化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对立冲突的主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话语，它难免不与本土语境和话语系统冲撞，在难以发生的交流和沟通中丧失升为主流话语的可能，并最终陷入“失语”和“尴尬”的状况，只能形成“看／被看”，而不能形成“说／被说”的叙事关系。同时，作者也没有忽略以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和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解放区土改小说中“外来者介入”叙事模式中内含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一套具有言说程序、叙事语法并追求实践结果和行动意义的话语。它能够很快找到与乡土中国本土话语的契合点，在彼此的融合相生中成为本土的公共主流话语，通过对乡村结构秩序和公共领域的改造，实现“革命夺权”和“国家重建”的现代性使命，从而呈现为“言说／被说”的叙事关系。他从话语的受阻与融合，介入的失败和成功中，准确地把握到现代性话语歧异在叙事模式流变中的决定作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学者艾恺曾说：“反现代化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③受此观念影响的逄先生正是在参照了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辩证对立的内涵后，于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上述价值内涵的大量存在，从而以“反现代性”这一概念为基点建构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一类主题与叙事模式。首先他通过勾勒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使“反现代性”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得以还原。进而他不但剖析了废名小说在对乡土礼俗中国的刻写中蕴含的循环时空观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味；还从沈从文小说中对待乡村与都市的两重价值评判的角度切入，以对比方式互证了其虚构叙事中的“反现代性”。作者还认为张爱玲的“反现代性”体现在她由浅入深地从主题模式到历史观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话语进行的质疑和拆解。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废名和沈从文的“反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反智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的话，张爱玲的“反现代性”内涵则相对复杂一些。诚如有人所说：“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复杂地交织在一起。”④“因为时间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反现代性的，但又与现代性化为一体的。”⑤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孟悦在李欧梵启发下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认识到张爱玲正是通过意象化叙述和传奇性写作来营造未“完成”的“现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参差形态”，⑥与本书强调其“反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概念的“同体逆向”诠释。正像有的研究者开始以矛盾和游移的心态面对沈从文的“反现代性”，⑦作者也在一篇近作中对鲁迅文本中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话语纠结现象进行了反思，使研究深入到现代性所内含的悖论特征的层次中。⑧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⑨考察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无疑要对１９世纪以降传入我国的进化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一番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现代性》一书中的《进化论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章就分别从中国现代作家的忧国救亡精神，人格和思想发展意识，现代文学观念和文本叙事结构中探寻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与渗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在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新见。例如，作者认识到进化时间意识和新世纪意识，在与革命政治理论相结合后形成的“革命进化论”，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事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对于理解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发展态势无疑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问题外，《现代性》一书还就文学研究会，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及文艺大众化讨论与民族形式论争中出现的若干现代性追求、抉择和悖论等问题展开论析，从而为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条重要而又清晰的线索。怎样使现代性研究范式在文本解读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始终是作者的学术志向所在。《现代性》中对左翼文学经典《子夜》的个案分析可谓史论结合、巨细靡遗的成功范例。作者充分激活了自身的社会科学思维，借助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民族国家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成果，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围绕民族资本家典型形象吴荪甫，对《子夜》的叙事模式进行了文化学阐释。从而雄辩地指出：“《子夜》是一部有关１９３０年代中国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现代性追求，在面临诸种现代性缺失以及在其他更具强势和优势地位的现代性抉择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失败的悲剧性寓言。”
任何著作在有所建树的同时都难免留下几许遗憾，《现代性》一书也概莫能外。依笔者浅见，作者基本上是围绕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进行现代性话语分析的，这必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新诗、散文和戏剧的发展与转型和现代性的紧密联系，从而窄化了论题应有的研究视野；同时，书中各章的写作似有笔力不均之嫌，且在论述体系的完整性上也有待改进，例如若能结合民族国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在建国后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流变继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在世纪之交更客观地审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注释：
①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页。
②旷新年：《批评空间的开创？》，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页。
④吴晓东：《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⑤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⑥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页。
⑦杨联芬：《沈从文的“反现代性”》，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⑧逄增玉：《鲁迅启蒙文本中的现代性言说与叙事》，载《文艺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⑨[美]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