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随着我军抓获的日军战俘日益增多，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宝塔山上创办了一所日军战俘学校，叫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由１９４０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国名字叫林哲）担任，教员由从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
１９４１年５月，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这所学校，先后有４００多名日军战俘在这里洗心革面，正如校长野坂参三所说：学校办起，就“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要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
“换脑”行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１９４０年８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Ｏ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Ｏ师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学校分Ａ、Ｂ、Ｃ三个不同层次的班级。Ｂ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他们学习理论上更深层次的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Ｃ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还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文章写道：听了学校的讲授，学员福田感慨地说：“日本国内教的历史，是小孩子需要的，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伪造出来的。自己现在才真正弄懂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概念，弄懂了反动阶级的剥削实质和侵略本质。”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还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建立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相互学习语言，而且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维方法、感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
优厚的生活待遇
当时，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在延安，部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制定的供给标准共分１０类４０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被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对待，供给每人每月大米１５斤、面粉１５斤、猪肉３斤、蔬菜３０斤。
此外，学校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２．５斤，另加优待面粉每人每月１０斤，逢年过节或遇到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学校墙报上。他在文章中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１元；排长：２元；连长：３元；营团长：４元；师长：５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５元。学员的津贴３元，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一次，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聂荣臻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员谈到在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就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开玩笑说：“能不能也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从食堂里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自省思考
学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举行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
一天，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从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酒井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日“明治节”那天，他带着五个学员，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现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下，连酒井也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这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那五个曾随他一道遥拜的人，也开始认真读书和思索问题了。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６日，这六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学员佐藤到日本工农学校初，还经常穿一身日本黄呢料军服，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是“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在座谈会上，他说：“过去我诬蔑八路军，是非常荒唐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要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以后，他穿上了八路军军装，认真读书，改造自己。后来，他被选为学校的文化娱乐干事，指挥学员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泷泽三郎发言说：“我经常听到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作俘虏，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
学员小林清接着发言。他说：“‘俘虏’这个词曾使我几乎产生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这些已从我的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延安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摇篮。１９４４年春季后，我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学校的学员担负。以这所学校为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成为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日战争的坚强的一翼。
１９４５年９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尔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有些还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吕丽妮、赵兵儒荐自《百年潮》 原标题为《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 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