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分，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阿瑟・米勒后来撰文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册子里，现在又把它用感激的语气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阿瑟・米勒的茫然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把别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装帧讲究的册子里，且满怀感激念给他人听，这样的行为太过罕见，无法使人理解与接受。但阿瑟・米勒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荣誉和名声。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羞辱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
漫漫人生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人生大课堂，所不同的是，有些课程你自身无法做出选择。出生的富贵与否、智力的高低之分、相貌的动人或丑陋，这些先天的因素可以命名为“必修课”，因为他们无法由我们自身定义与逆转。而其他后天要面对的成长环境或人生际遇，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选修课”――这样的课程你可以在行动中彰显自我的意愿与态度，按自己的方式选择这一门“课程”的完成态度。这样看来，羞辱无疑就是人生的一门选修课，心胸狭窄者把它演绎成包袱，而豁达乐观者则会把它看作是“激励”的别名。感谢羞辱，从羞辱中提炼出自身的短处与缺陷，用羞辱激励完善自我――曹禺就是最好的佐证。
(乔羽摘自《华夏时报》2005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