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千古文人侠客梦，凡人与侠客、现实与理想、自由与羁绊的对立，让武侠小说保留了一份“对抗存在的被遗忘”的功能，金庸小说注重武侠内在精神的提升，不仅呈现了一个想象的武林世界，也描绘了一个丰饶的人性世界。“侠”中乾坤不再是忠君报国、冤冤相报的传统主题，而是人的个体存在和精神自由度。金庸小说已经超出雅俗二分的传统规限，走向了自在和自觉。
关键词：金庸小说；主题；侠客；乾坤；自由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5-0112-05
求神拜佛，做个长生不老的神仙，这是我们先人朴素而不乏迷信的理想，后来，人们发现，修仙得道不过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而已，根本无法实现；相反，做个仗义守信、古道热肠的侠客，却是可行而且可能的，毕竟，神仙离我们太过遥远，而侠客就在我们中间，且近且亲，武功盖世、济民卫国者本身就是，市井百姓、文人墨客亦可以做一做“侠客梦”，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情重似海、义薄云天的江湖侠士，摆脱尘世的种种羁绊和纷扰，进而获得一种身份认同感。今天，许多学者把武侠小说称为“成年人的童话”，我想，也包含着这层意思。
一、“侠”中乾坤大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原型，“侠”之想象源远流长，从最初游离于正统社会体制和规范之外的侠士到现代人为摆脱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而做的侠客梦；从韩非子笔下的“侠以武乱法”到金庸笔下“为国为民，侠之大义”，我们看到，侠客身上承载了太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操守。侠中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个“侠”字，表达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与坚守；一个“壶”字，装载了多少文人的愁肠与抱负。追问、反思……人类自我认同的脚步一天不停歇，侠客梦就一天不会中断。凡人梦想成为侠客，拥有改天换地的伟力，铲除邪恶；而侠客呢？功成身退，了却江湖恩怨，做个普通人，几乎是侠客的普遍愿望。凡人与侠客、现实与理想、自由与羁绊的对立，让武侠小说保留了一份“对抗存在的被遗忘”的功能①。
人们常说，江湖险恶，既如此，何以还要执着地做侠客？侠客不事生产，以劫贫济富、伸张正义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动性，陈平原指出，“驱使侠客上路，是游侠传奇得以展开的一个基本前提”②。游动不居的处所、远离政治的江湖身份、持守如一的道义，都赋予侠客们较大的人格独立空间。试想，在等级制森严的社会里，拥有个体人格空间该是多么弥足珍贵！何况在侠客身上，人们看到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可能。这一点，在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江湖是侠客们的表演舞台，侠客的信条就是江湖的规则。镖局、商贾、豪杰等侠客之外的江湖人士虽然各有所属阶层或行业的行为规则，但在整个江湖体系中，遵循着大体相同的行为规则。“侠之大者，义也”。犹如一条潜在的律令，不仅被侠客们奉为高标，也让普通百姓神往不已。《笑傲江湖》的田伯光“采花”无数，罪大恶极，名门正派之人即使没有见过他的面，也想将他碎尸万段，连定闲大师这样以慈善为怀的出家人也不原谅他，不给他改恶从善的机会。后来，田伯光被假和尚不或强迫收为徒弟，遭遇阉割，丧失了采花能力。之所以如此结构故事，我认为，是江湖道义使然。
侠首重节义，这虽然是人们出于道德立场的价值判断，但它却是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强化。唐人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李卫公外集》卷二）“侠”与“义”的同构关系，金庸也是认同的。他说：“武侠小说，一方面形式跟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几千年基本没有很大的改变。”③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义”在武侠世界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违背义，人皆恨之；奉行义，人皆仰之。令狐冲以少年之身化解江湖危难，扶弱济贫，成为武林的“在野之王”，并不是他的武功高强到万众归顺，而是道德力量在发生作用。
应当说，在以“武”为表征，以“侠”为内核上，金庸小说与其他新派武侠小说并无二致，急人之难、千金一诺、扶贫济困、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等侠义风范在小说中皆有表现，不同之处在于，金庸小说注重武侠内在精神的提升，尤其是人的个体存在和精神自由度，对忠君报国、冤冤相报等传统武侠小说主题做了创造性转化，人性、人道主题开始显现。用金庸自己的话说，就是“武侠小说本来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④。“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书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⑤从金庸小说题目联缀而成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来看，他的小说做到了这一点。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能够解读到两个密切相关的文本——“人界”与“武界”，人界的凡人、俗人遵循的是人的一般规则，而武界的奇人、侠客遵循的则是侠的特殊规则，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凡人侠客梦难圆，侠客还俗愿未了。困扰他们的不仅有人性的种种弱点，还有社会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积习，各种欲望的膨胀、权力话语的介入、冤冤相报的循环、势利小人的挑拨……常常令侠客们愁肠百结。面对物欲、权欲、情欲……的引诱，纵然是武林教主，也难以避免。好在金庸小说在对世俗生活艺术转化中，大量地运用爱情、亲情、友情等美好的东西进行烛照，尽可能过滤武侠小说固有的邪恶、仇杀因子，剥离出人性的闪光面和诗意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人间情怀始终流淌在文本深处。弃绝、否定之声引导着侠客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跃出“苦海”，逃逸“武界”，进入到一个澄明与敞亮的诗意境界。《书剑恩仇录》开篇就塑造了一个“小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野”的人物形象陆菲青，小说结尾，“红花会”群雄在“复明”大业未成、反清杀乾隆的愿望落空的情形下，相继“豹隐回疆”。同样，《碧血剑》中的主人公袁承志，开始时满腔热血，把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第一目的加以追寻，结果也走上了一条归隐的道路，“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连城诀》中的狄云、《越女剑》中的阿青、《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天龙八部》中的虚竹、段誉等人，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归隐山林或离疆去国的道路。 “归隐意愿”使侠客与世俗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从中脱身出来，获得一种暂时的虚清和淡泊。单独来看，“归隐”意味着一种退守、一种被动解脱，但谁又能否认其中内蕴的人性的温柔部分！它可以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自旷，道家“且自逍遥无人管”的自然，也可以是佛家“回到内心”的修身，……包含太多太多的人生寓意。如果说归隐意愿是一个尚不规范的批评术语，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它的本质所在就是侠之追求的自由境界。综观金庸小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侠”之系列，从陈家洛、袁承志到杨过、张无忌，从段誉、虚竹到令狐冲、石破天，他们往来穿梭于“人界”与“武界”之间，无不在展开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希望藉此消泯世间的一切恩怨杀伐，让生活获得一种本有的安适，让生命返归一种自然的状态。在他们的人生中，我们感触最深的不是多难兴邦的豪言壮语，也不是一统武林的美好愿景，而是对生命自由的如一追求。
二、“侠”之自由精神
金庸小说中，“侠”之自由精神具有多种表现，它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小说叙事方式；它是一种情感意绪，也是一种引导图式；它是一种个体存在的极致，也是一种自我人格的维护；它重建了存在，也超越了存在。
首先，侠之自由精神具有消解庸常生活的功能。如前所述，金庸小说在演绎正邪对抗、群雄争霸、快意恩仇故事时，目的并不是把玩丑恶、凶杀、权术，而是欲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⑥。从文化规范、道德伦理、人性深度等方面进行审视，摆脱庸常生活规限，沉思人的生存境界。这里，侠之自由精神不仅消解了世俗生活的丑恶、凶残，而且还使主人公获得自省的激情与动力，把“自我”作为一种“他者”加以观照。《笑傲江湖》中，金庸通过一系列权力争斗场面显现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作用，好人一旦走到权力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腐化堕落，任我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起初，他坚决反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但当他登上教主宝座之后，思想立刻发生变化，“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思的”。这里虽然写的是人性的弱点，但却形象化地提出了一个权力缺乏监督滋生腐败的社会问题。
其次，侠之自由精神具有自我阅读功能。金庸小说武打场面描写气势恢弘，各派武功招式自成一体，想象力之丰富非一般人所能及，主要人物对武功的演练、习得潜在地对应着他们对人生诸般境界的阅读、提升。与所有的武侠小说家一样，金庸也描写武功从平庸到神奇，直至不可思议的过程，但他并不一味地推崇武力、蛮力，而是讲求以内制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交战双方，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生死大限往往维系在正邪一念之上。铁砂掌、毒砂拳固然凌厉有加，但精湛的内功能够轻而易举地使之销于无形；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全真剑法，如果没有内功配合，也只能是徒有虚名，不能用来护身报国。如此内功何以习得？关键一点即在人生阅历。从小说中看，只有那些经历人生磨难，阅尽人事纷争之人，方能在刻苦演练中习得。这一点上，它与宋儒朱熹倡导的“心到”重于“眼到”和“手到”的读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一个“侠者”而言，武功非凡是必备的条件，《射雕英雄传》中生性迟钝的郭靖靠降龙十八掌独步天下，黄蓉的打狗棒法青出于蓝胜于蓝；《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独狐九剑更加是使得出神入化；《神雕侠侣》中杨过算是武功学得最多的，打狗棒法、弹指神功、蛤蟆功、九阴真经、默然销魂掌……不过，仅有高超的武艺还不够，还要有一颗能够阅读世人的“仁爱之心”，对父母要孝，对兄弟姐妹要亲，对国家要忠，对自己要严。武德上者，侠士也。郭靖，以一介平民之身，“铁肩担道义”，死守襄阳十数载，最后以身殉国。萧峰，处在宋辽对峙的夹缝中，面对大宋百姓的灾难，义字当先，以死弭兵。武功与修身对应关系十分明显。
最后，侠之自由精神具有言说与对话功能。作为人类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方式，言说与对话本身就是自由，雅斯贝尔斯说它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⑦；巴赫金认为“人类的本性在于对话，无论是在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其他之间，还是在自我与世界之间”⑧。金庸小说在人物设置和塑造上，体现了这种对话与言说功能，不仅人物之间形成对比和反差，即使是同一类人物身上，也要凸显他们各自的品行，追求复调相和的效果。家庭连遭变故的谢逊自述说：“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谢逊的师傅成昆）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绝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为了逼迫成昆露面，谢逊不计后果，杀人如麻。然而，当张无忌的出生的啼哭声传来时，他的仁爱之心复生，开始忏悔所犯的一系列罪过。恋爱一再遇挫、失败的李莫愁，因为心爱的男人背叛了自己，就愤而杀死情敌一家，成为嗜血女魔，但当手捧婴儿郭襄时，母性觉醒，用平时用来杀人的浮尘为她驱赶蚊子。她在凄婉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歌声中出场，又在元好问的这首词中死去，终未参悟“情为何物”的真意。
三、“侠”之雅俗之别
金庸小说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关于他的小说价值，学者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严家炎说：“金庸小说虽然用几百年前的历史做背景，却渗透着真正的现代意识；既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也有反对民族压迫的平等观念；既有朴素的阶级意识，也有弗洛伊德、荣格以来的现代心理学知识；还有现代的悲剧观念、喜剧观念以及《鹿鼎记》所代表的先锋意识，金庸小说深烙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汇时代的产物。”⑨现代意识、民主思想、平等观念、先锋意识、中西文化交汇等评语不仅道出了金庸小说深广的内涵，也揭示了金庸小说为人们广泛接受和反复阐释的内在动因。但是，受传统积习影响，人们一直把武侠小说归属于通俗文学门下，斥其品位不高，宣扬绿林精神，难登大雅之堂。对此，金庸也坦诚地说：“武侠小说虽然出现的时间不短，但写得比较好的却还是近代的事，从前的武侠作品虽然多，但佳作却很少见。”“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侠小说在将来五六十年之间，忽然有一两个才子出来，把它的地位提高些，这当然也有可能”⑩。除了缺少精品佳作，金庸还认为，武侠小说的冷遇还与政治、传统因素有关，“政治、传统因素甚于艺术因素”，历史地看，贬低武侠小说的“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响力，而且整个中国文坛主要也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輥？輯？訛。与缺少精品佳作相比，政治、传统的因素才是造成武侠小说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精品佳作的出现可以期待，改变传统不仅要假以时日，还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难度可想而知。不过，金庸就是金庸，有着超出常人的思维与识见，他转而跳出雅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一个更为宽泛、深广的时空背景下来讨论武侠小说的属性和格调。他认为，不管是俗文学还是雅文学，不管是武侠，还是爱情，抑或是侦探，只要是文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好的文学永远是表现世道人心的。武侠、侦探、爱情……不过是它们的表现形式而已。“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跟它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輥？輰？訛。 2002年新版的《金庸作品集》序言中，金庸又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认为“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于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灵产生共鸣。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輥？輱？訛。这里，金庸虽然谈论的是小说的类型学意义，但用在他的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熨贴的。金庸小说描绘的五彩斑斓的江湖世界是一个以世俗社会为参照、融合了许多理想与现实因素的虚拟世界，它一方面为侠客提供了施展拳脚、恪守教义的广阔背景，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的人生走向设置了诸多必要准则，尤其是人性的良善、道义的深重、情感的真挚、精神的自由。一定意义上说，金庸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情感因素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金庸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失，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社会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正义感、仁善、乐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所能代替的。”？輥？輲？訛金庸小说之所以能为广大中外读者所喜爱，这一点恐怕是最主要的，毕竟人性、人情才是文学的本质要素。
金庸一生具有多重角色，他不仅用笔名金庸写小说，还用笔名林欢写电影剧本，以本名查良镛写社论，集小说家、报社总编、学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他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中，我们看到了他笔下人物的影子，陈家洛的儒雅、郭靖的朴拙、杨过的激情、萧峰的豪迈、令狐冲的机智、韦小宝的灵活……古人论文说，“文品即人品”，用在金庸身上，同样合适。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武侠小说虽然“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但在表现和揭示人类情感与人性、人道这一根本点上，它与其他文学样式没有什么不同，激烈冲突的情节、美丑互显的幻想世界既是武侠小说的属性使然，也是彰显人性的复杂性和易变性的需要。因为冲突的集中和强化，必然使人物经常面临生死、名利、权欲、恩仇等极端化境地，人性、人情主题藉此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正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直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輥？輳？訛。应当说，金庸小说不仅为我们呈现一个想象的武林世界，也描绘了一个丰饶的人性世界，他的小说已经超出了雅俗二分的传统规限，走向了自在和自觉。
注释：
①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4页。
②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③ 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④ 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牖》，《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⑥ [荷]佛克马·易布斯：《20世纪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3页。
⑦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2页。
⑧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⑨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⑩？輥？輯？訛？輥？輰？訛 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第310页，第125页。
？輥？輱？訛 金庸：《书剑恩仇录·新序》，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輥？輲？訛 金庸：《神雕侠侣·后记》，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页。
？輥？輳？訛 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
（责任编辑：黄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