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亚洲国际关系的性质，即从重经济、轻战略转向重战略、轻经济。这是由美国国家能力特征决定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其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就是经济和军事平行进行，但现在经济不行了，军事便先行。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是以军事领先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了战略竞争。这种变化也迫使中国开始把重点从原先的经济层面转移到军事战略层面。不难发现，这些年来，亚洲国家之间呈现出进行激烈的军事竞赛的局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我想，东南亚国家希望保持一种关系的平衡，以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空间。他们保持行动自由的方法，就是与很多国家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大国。这就意味着，他们一方面要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又想鼓励美国继续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与美国保持军事上的开放合作，例如新加坡允许美国在新部署战舰。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是一种既交往又避险的关系。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亚太区域负责人赫胥黎
作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一个未来的没有阶级的，充满着富裕、公正、世界和平和天下大同的社会——我很久之前就开始相信了，并且现在比之前更加相信。我现在还没有线索怎样达到这些目标。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发展经济，推动全民教育以及推动民主进展是达成这个目标的关键进展。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开心可以和能够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并且和中国达成双赢的好人们合作。这并不阻碍我热心地推动美中友谊和理解，或者在美国追求进步的政治。
——被西方誉为“红包鲁滨逊”的美籍中国共产党员李敦白
在中国研究者的叙事中，除了蒋廷黻等少数史学家，大多数中国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在近代的遭遇描述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角色，但这种基于国家主义情怀的描述，显然没有弄清楚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对西方工业革命的回应，也是世界一体化的必然章节。中国在这个回应的第一轮，没有及时跟进，原因很多，有中国文明本身的因素，也有中国市场的不发育因素，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工业化、世界化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对近代中国道路的描写尽管有西方视角的缺憾，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毕竟增加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兼听则明。我从马士的著作中不仅看到了丰富的档案史料，而且对于我重新理解近代中国道路，重构中国叙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
改革开放以来强势的文化，我看一是过度政治化的文化，二是过度商业化的文化。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缺失，是忽视人文价值，实际上忽视文化。文化产业应当发展，但不是灵丹妙药，文化产业就其大众化的一面而言，本身就意味着低俗化。我也赞成一些学者批评的复古，比如祭祀，把《易经》说成算命看风水，以及原封不动学《弟子规》、《二十四孝》之类。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
国外翻译家选择我的作品翻译，有必然性。必须承认新时期文学那批作家，作品被翻译是跟电影有关系，准确地说是跟张艺谋有关系。但是慢慢地就不受电影的牵引。翻译家们有自己的眼光和文学标准，他们选择翻译谁不翻译谁，是根据自己的文学爱好。西方的商业市场并没有影响到严肃的翻译家的自我选择。我们这一批作家，应该是靠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引起了西方翻译家的注意。
——著名作家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