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界对“晚清社会”、“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等相关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与拓展，《小孩月报》这份创办于1875年的基督教儿童刊物，渐渐开始从时间的尘埃中走进研究者的视野。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文学等角度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小孩月报》对中国儿童观念、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生所具有的启蒙和示范意义，并毫不犹豫地把它植入一个与传统中国童蒙教育完全对立的“革命性颠覆”位置中。对此，笔者认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现代启蒙”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清晰，而是需要被放在一个更宽广的文化时空中加以审慎判断。
虽然近20年来中国学界对“晚清传教士”的研究路径以及评价呈现某种戏剧性转向，但对《小孩月报》的评价却保持了奇怪的“稳定性”：早在1878年，《小孩月报》就获得了“馆蒙第一报”的美誉，并在以后的一百多年光阴流转和文化变迁中，“馆蒙”一词始终与《小孩月报》如影随形，成为一种无须添加任何脚注的标签。正是对这种“稳定性”的关注与质疑构成了本文思考的起点。
在现代汉语中，“馆蒙”大致有两层含义：1.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2.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显然，1878年那篇《申报》上具有广告性质的“馆蒙”称号侧重于第一层含义，而在后世的论述中，《小孩月报》的“馆蒙”渐渐获得第二层含义，并且与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现代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意义的不自觉扩展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众所周知，“现代性”源自西方文化并经过长达五、六个世纪的孕育与演绎。所以，有必要把“馆蒙”放回到它原先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理解。首先，欧洲的启蒙运动实质上并不是一次所有人都被—个共同的目标统一起来形成单一思考模式的运动，而是在—个很长的历史时段内，陆续形成英、法、美等国家走向现代的不同途径的社会文化思潮。康德在其著名的《答复一个问题：“什么叫启蒙”》一文中所提出的“人类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正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所在。其次，欧洲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尊崇并不是以否定宗教为前提的，反之，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把人文主义理念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内播撒到社会各个阶层。“英国和美国启蒙运动能容纳不同意见，很多信仰与怀疑都可与之俱存……它们也没有让过去与现在斗争，让开明的见识与落后的习俗对抗，在理性与宗教之间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宗教派别的多样性本身就是自由的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它是精神得救的工具一样，它也是社会改革的工具。”也就是说，欧洲文明的行进路线始终与宗教紧密相伴，而它的现代科学则源于对“非科学”神秘力量的执著探索。正如尼采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些历史上罕有的奇特运作中，基督教文明以清晰的方式孕育了实验科学的本身。”“果在事先没有魔术师、炼金术士、占星家和巫师这些饥渴地追逐隐秘和违禁力量的人，科学会在过去出现并变得伟大?”正是欧洲文化的这些特质与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成为本文审视《小孩月报》的“现代启蒙”的一个重要参照。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来华传教士就一直努力试图破解以下困局：如何冲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闭关自守、傲慢和对宗教的冷漠等森严的文化壁垒，在这个异教徒聚集的区域拥有广大的信徒?因此，以西方先进的器物文明为平台来传播基督教成为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迂回战术。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此种战术也遭遇挫折：“中国二十年以前，惊西方之船坚炮利，知有西艺矣，而于西政，则以为非先王之法，不足寻也。十年以前，亲见西方政治之美善者渐多，其富强之气象似实胜于中国，知有西政矣。而于西教，则以为非先圣之道，不足寻也。”于是，1877年前后，有的传教士放弃了以报刊为媒介向中国人传播科学、地理、医学、文学等世俗化内容的方式，而有的传教士则认为应进一步扩大世俗化西学的介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便属于后者，他所创办的《小孩月报》正代表了当时自由派传教士的传播理念。
在范约翰看来，如何通过淡化基督教的异质性来寻求与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融合才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有效途径。“予以童年初基，首在器识，文艺次之，故以二者兼而行之，颜日小孩月报志异。俾童子观之，一可渐悟天道，二可推广见闻，三可辟其灵机，四可长其文学，即成童见之，亦非无补。”这段文字清晰地显示出范约翰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童蒙教育。虽然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还从未发见儿童”、“儿童不是被看成缩小的成人便是被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这样的观念已成为近百年来我们关于中国童年历史的一个共识，但童蒙教育在中国却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1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开始高度重视童蒙教育，而在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乃至19世纪，童蒙教育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传统中国这一绵延不断的主流文化恰与欧洲某些时段的非主流文化呈现高度契合，如17世纪左右清教徒竭力拯救儿童很有可能堕入地狱的灵魂、18世纪教育主义者努力把儿童打造成完美的优等生等。“凡人达壮年而始悔罪信道者，固未尝不可为笃诚之信徒。然外教之积习既深，一旦而欲扫除纯尽，盖矣难矣。”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塑童年的渴望与信心，范约翰成功迈过了中西文化的巨大沟壑，发现了基督教“儒化”的途径。
同时，范约翰明智地悬置了基督教对“灵魂”的执著而着力于“器识”。《小孩月报》不但开辟出“天文易知”、“游历笔记”、“论画浅谢”、“省身指掌”等介绍科学知识的固定栏目，而且在具体行文中也尽力淡化宗教色彩。如《论潮汐》一文详尽解释了太阳、月亮的引力变化所产生的潮汐现象。作者在解释过程中，丝毫不涉及任何宗教内容，只在最后以“致船只往来，获益无穷，亦足证上帝慈悲与公平，以待世人也”收束全文，呈现其作为宗教性出版物的特点。不过，与全文近七百字的篇幅相比，这二十余字实在显得单薄与力不从心。然而，正是这种先“器识”，后“炅魂”的策略为《小孩月报》赢得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其“馆蒙”意义的持续肯定，认为它使中国儿童“透过清政府设置的闭关自守的帷幕，窥见了外面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对于开发他们的心智，拓展他们的视野，当不无作用”。 显然，《小孩月报》所开启的“现代儿童启蒙之路”与欧洲文化语境中的启蒙存在某种不可忽视的错位现象。当19世纪传教士试图以现代科学为前导打开中国的传教之路时，他们实质上是开始了一种“逆向行驶”的文化传播实验。这种实验的两个基本着力点分别是传统中国的“童蒙教育”与近代西方的“器物文明”，但两者的结合并不通向西方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信仰、理性、自由与怀疑”等核心价值，而是通向如何以现代媒介为载体的“形塑儿童，”之路。
《小孩月报》刊行之时正值儿童福音小说的翻译热潮，此份报刊也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平台。对于此类作品，中国学者至今仍习惯于简单剥离其宗教意义的研究路径，认为：“清末女性传教士所译福音小说，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童蒙读物的范畴……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及爱的启蒙教育的成分已经超越了阐释宗教教义的意图……尽管其中的宗教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但并没有削弱作者对现代儿童形象的塑造和儿童观念的表达。”事实上，如果注意到此类小说在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改写、扩展以及删略等现象，会发现所谓的“现代儿童形象与观念”这一标签值得商榷。现试以《小孩月报》第一期所发表的《亮塔幼女记》(The Lighthouse Keeper’s Daughter)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这篇小说讲述了小女孩玛丽在暴风雨的夜晚点亮灯塔拯救夜航人的故事。在英语文本中，随着情节的展开，《圣经》频频出现在细节描述中。如，小说一开篇就描述了母亲在世时与小玛丽共读《圣经》的场景：“她是一个虔诚的妇人，经常坐在孤单的小屋子里教小女儿阅读那本厚大、陈旧的《圣经》。她讲述耶稣的生命和荣耀，讲述他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怎样为了拯救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怎样召唤年幼者跟随他走向幸福。”。而当险恶的强盗绑架了她的父亲时，小说这样写道：这些千方百计使可怜的水手死亡的人们是多么残忍而邪恶啊!但我们又能明白《圣经》所言是多么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17：9)”就在玛丽因为够不到灯座几近绝望之时，《圣经》再度出现：“可怜的玛丽又要坐下来哭泣，这时她想起下面屋子里那本大而旧的《圣经”。但是，她怎么能踩踏这本书呢?它是妈妈所热爱的上帝的神圣话语呀!“然而这是拯救生命。”她说，“如果妈妈在这里，她也一定不会阻止我。”玛丽并不藐视母亲的书，在她眼里，它的每一处都弥足珍贵。”最后，小玛丽就是靠把这本书垫在梯子下面的办法成功够到了高高的灯座，点亮了灯塔，指引迷航的船只脱离险境。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这样写道：“勇敢的小玛丽——我们希望这本被祝福的《圣经》是她一生“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105)，并指引她一路走到天堂，和她亲爱的母亲永不分离。”
毋庸置疑，在这篇福音小说中，《圣经》成为构筑整体意义的核心意象，它的每次出现都包含深意：玛丽已故的母亲阅读《圣经》的场景象征着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虔诚；以《圣经》话语来解释强盗的行为体现了基督信仰中直面人性黑暗，从而强化对永恒不变真理的执著追求的传统，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圣经·约伯记》那种“不要相信美好的生活，要相信美善的神”的超越精神的呼应；为了拯救无辜生命，玛丽不得不把妈妈最珍爱的、神圣的《圣经》作为垫脚石，这个细节最终指向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以赛亚53：4)当玛丽以这种“大不敬”的方式使《圣经》发挥关键作用时，整个故事完成了其层层递进的象征表达，而结尾所引的赞美诗句更是把《圣经》与故事中的灯塔连接成浑然一体的代码系统。总而言之，正是《圣经》使这个故事从物质世界的字面意义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象征、隐喻意义，并随着《圣经》意象在叙述中的不断衍生变化，其精神层面意义呈现丰富的多层次性。还需指出的是，上述文本的多层次寓意象征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对《圣经》的寓意释义(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就已经开始，后经托马斯·阿奎那、但丁以及其他释义者的发扬光大，“象征与寓意”成为西方文学一种蔚为壮观的写作传统。无论是《神曲》、《失乐园》还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廉·布莱克的诗歌都堪称此种传统的典范代表。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亮塔幼女记》只是一篇儿童福音小说，但它仍旧通过《圣经》意象呈现了西方“逻各斯”传统下对真理复杂性的追求与对“理念”(Idea)的执著。
饶有意味的是，当这篇福音小说被翻译成汉文后，虽然其故事情节保持了与原文高度的一致性，但《圣经》意象以及相关话语均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对小女孩各种情状与行动的强化。如，当女孩久等父亲不归时，汉文如此翻译道：“女念及此，痴坐椅上，号哭不已，大伤厥心，曾记乃母，昔日有言，假令尔父不幸遇难，尔可速求耶稣保佑，拯父出恶，伊便起身，疾驱入室，屈膝而祈曰，大慈大悲救主，恳求当此之时，际此入境，开示一可作之妙法，再求上主辅助，庇佑婢女之父，无灾无害，安然而归。”通过这种“加法”处理，西洋女孩玛丽已变身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哀怨的“旦角”，她正如泣如诉地祈求上苍垂怜；而那个宣告“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的耶稣也转型为拥有无数信众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随时随地准备驾着祥云而来。与此“加法”遥相呼应的则是“减法”的运用，如在关键时刻“美姐心中大觉悲哀，一时猛省，念及一本厚大之书，或者将此搁于梯下，才合高下，方可燃灯”。在这段文字中，已没有了令中国民众感到陌生的《圣经》以及相关教义，惟有熟悉而亲切的“急中生智”。正是循着这条“中国化”的翻译思路，小说以如下总结收尾：“幼女胆大心细，是非赖主之鸿恩，不能得此，再兼亡母之懿训，默记于心，致令人之覆险，如援以手，若而人者，岂可多得乎哉，吾愿世之幼女，俱能是则是效，则幸甚矣。”显然，这已经不是翻译而是“重写”了。借助这段创造性文字，译者巧妙地把一个遵循先母遗训的传统中国的“模范儿童”推到读者面前，并赋予她榜样的地位。
正是通过上述删除、扩展以及重写策略，汉文翻译小说《亮塔幼女记》在最大程度上消解基督教的“逻各斯”传统后成功嫁接到传统中国的童年文化系统中。虽然现在已很难考证这篇翻译小说在当时的传播范围究竟有多大，但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小学。国语教科书上的一篇课文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篇《亮塔幼女记》的影响力： 陈二哥是管理灯塔的人。他和七岁的女儿丽丹，住在海岛上。一天，陈二哥独自划着小船出去。一会儿，风狂雨大，海面十分危险。他只好把小船停在海港里。可是，天已傍晚，点灯的时间已到。他正在焦急的时候，忽见一线灯光，从塔里射到海面。你知道这灯是谁点的呢?原来丽丹恐怕误了点灯的时间，来往的船，要碰着危险。她便缘着梯子，爬到塔顶；又搬了一张小榻，榻上放了几本书。她站在书上，才把灯点着了。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化”历程，这篇儿童福音小说已经被彻底“去洋”和“祛魅”，并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司马光砸缸式”的中国“神童”故事排行榜中。在这册教科书中，紧随《丽丹代父点灯》之后的是《海堤上的洞》，此文讲述一个叫严达的男孩傍晚时分发现海堤上出现了一个小洞，就用手掌堵着那洞，在寒风中坚持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时才被人发现的故事；第三篇则是《孙中山住在海边》，讲述了童年孙中山看到海盗抢劫百姓财物后决心改造中国的故事。这三篇课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所构筑的正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自宋、元之际就已蔚为风潮，并在民国进一步强化的“道德化儿童意识与身体”的童年叙事。20世纪30年代曾风行中国教育界的“模范生”训育模式、主导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号长天翼方向”，均与此童年叙事紧密相连。而进入50年代后，儿童文学、影视作品中众多“红色小英雄”的形象(如草原小姐妹、潘冬子等)则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童年的表意空间。
所以，《亮塔幼女记》所经历的“汉化”过程不仅呈现了晚清来华传教士所作出的巨大文化妥协，而且还显示了中国传统本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与过滤功能。在这两种合力下，所谓的“西方现代儿童观”又何从谈起呢?
1920年，冰心的儿童小说《三儿》在《晨报》上发表，它描述了一个儿童的意外死亡事件：一个捡破烂的孩子三儿路过打靶场，“忽然想到这弹子拾了去，倒可以卖几个铜子，比破纸烂布值钱多了。便探着身子，慢慢地用钩子拨过弹子来……一会儿，又有几个孩子来了，看见三儿正拾着弹子，便也都走拢来……忽然听得一声哀唤，三儿中了弹了，连人带筐子，打了一个回旋，便倒在地上。”。此事件与《小孩月报》上的一篇“北京顾师母来稿”所描述的场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京都西南门里头，是操演鸟枪的所在，每逢操期，鸟枪一放，那里就有孩子捡枪子。捡得十粒，可以卖价五个……今年二月十七日，有小孩刚十三岁，姓金名人儿，是旗人，听见放枪的声音又去捡枪子。当那时候，又听见枪连声在耳朵后头过去，立刻晕倒在地，甚么事情都不晓得了。众人到跟前去瞧，他的头已破命已亡了……”
《小孩月报》曾经被很多教会学校长期订阅并推荐学生阅读，因此，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冰心极有可能从《小孩月报》的这篇“顾师母来稿”中获得了日后小说《三儿》创作的基本素材。耐人寻味的是，虽然《三儿》“克隆”了《小孩月报》的前半段，却通过文本的后半程叙述最终颠覆了母体的意义系统。因为“顾师母”把这个意外死亡事件视为警醒世^不要贪恋财物的“教训”：“贪图些微利，就遇着不善终，很觉得可惜，世上有比金人儿更贪财的……主耶稣说，谨慎防备，不要有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财宽裕……人若得尽天下财力，丧掉生命，有什么益处……”而冰心则把这次意外事件演绎成一个催人泪下又令人愤慨的社会问题剧：三儿的母亲闻讯赶来，拉住士兵哭喊着要偿命，而士兵则认为三儿擅自闯入、后果自负。三儿从昏迷中醒来，拉着母亲挣扎着回到家，弥留之际，兵丁奉连长之命送来20元钱。小说最后写道：“这时三儿睁开了眼，伸出一只满了血的手，接过票子来，递给他母亲，说：“妈妈给你钱……”他母亲一面接了，不禁号啕痛哭起来。那兵丁连忙走出去，那时——三儿已经死了!”
在冰心的笔下，这个原本只令人惋惜的懵懂生命最终蜕变成一个令人无限同情的“底层儿童”，他的死亡从无意义的废墟中一跃而起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崇高性。而那临终前悲壮的一幕将叠合进后世中国“革命历史小说”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谱系中。就这样，一篇劝告读者摆脱属世欲望羁绊的宗教布道文在传播过程中最终被接受者打造成一件试图开辟属世战场的文字兵器，并汇入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呼唤“地上乐园”的时代潮流中。
冰心的“三儿”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形象走廊中并不孤单。事实上，自1919年时为北大学生的杨振声发表《渔家》开始，“底层儿童”就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生母病故、继母为妓的男孩(王统照的《湖畔儿语》)；被婆婆虐待致死的翠儿(冰心的《最后的安息》)、跟着母亲帮佣的小全(赵景深的《红肿的手》)、辍学的小铜匠(叶圣陶的《小铜匠》)……他们全方位演绎了底层社会生活的凄惨、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并阐释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为人生”的写作目标。但“三儿”前世今生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些“底层儿童”虚构性存在的事实，此种事实隐含了如下疑问：所谓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所书写的究竟是“现实”的儿童，还是“想象”的儿童?由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被视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第一个高潮的“儿童文学运动”，究竟是“为了儿童”，还是“为了把儿童纳入想象的共同体中”?
如果说“顾师母来稿”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文本主旨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透露了儿童“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然变成—个非常政治陛的场域”。这一文化潮流，那么《小孩月报》上所刊登的“中国学生习作，”《枯树垂戒》、《蛇龟较胜》等文则暗示了推动这种潮流的文化原动力。“此非无雨露之滋养，非有牛羊之践履，非有斧斤之砍伐也，是共其本山根不立而为朽才也。使能自保共生机，藉人之修理，未始不堪为栋梁之器，奈何竟至枯朽而为柴薪之需耶。由木如此，人亦类然。”这些殷切希望儿童改掉缺点发奋读书的文字，无论是美学趣味还是意义主旨都呈现出传统中国“文以载道”的终极诉求。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种对“缺点儿童”的矫正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与影视创作的核心命题，《罗文应的故事》、《骄傲的大公鸡》、《小猫钓鱼》、《没头脑与不高兴》……这些家喻户晓的作品无不执著于用儿童文学、影视等不同型号的园艺剪刀对儿童进行行为、道德和意志的修剪与塑造。
结语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发轫于18世纪的“西方现代儿童观”秉承了其文化母体“启蒙运动”的多元与流动性。以洛克的“新教派”与卢梭的“浪漫主义派”为基础的两组关于童年概念的知识旋律之间的互补与竞争是以后西方文化现代儿童观的主要框架。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1910，1940年欧美文学的现代运动的兴起，以及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对或人理性的一种普遍反思与反动，“童年”作为—个现实生命体所蛰伏的许多层状堆积物被现代文学发现并承认。由此，20世纪的童年概念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转折。而《小孩月报》最终在中国衍生出的是一条指引儿童改正“小缺点”，消除“个人欲望”融入集体、国家、民族意识，进而成为听话的“小大人”、帮助大人的“小英雄”、拯救世界的“小超人”的“天路历程”。也就是说，《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
陈平原曾指出：“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接受者同样有其主体性，并非你送什么，我就读什么—单说晚清教会出版的读物成千上万，这还不够；关键在于哪些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在随后的政治或文化实践中发挥作用。”正是通过对《小孩月报》中这些被中国人接受、改造与吸纳的文本分析，我们看到了《小孩月报》在中国所开辟的“现代儿童启蒙之路”与欧洲“现代儿童文化”之间的巨大错位，以及中国学界至今所表现出的对“现代儿童观”的片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