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百年之际，我曾编辑出版了《陈云家风》一书，意在表现寓亲情友情的伟人情怀。 伟人的思想和品德自为后人垂范，但我记忆犹深的是由此推衍而出的政治家的另一面：宝贵而沉默的性情。
成熟的政治家们大都谨言慎行，这是他们行事处世的一般规律和准则。他们在人生逆境亦或在重大事态面前，不断昭示“沉默是金”的真谛。
陈云从1934年起一直居党内高级领导人，到党的“九大”时，随着中国政坛的日趋严酷，他的“官”越作越小，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在诸多不可抗因素面前，他选择了最明智的办法：沉默。从1962年到十年动乱结束，整整十余年，他以谨言慎行应对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有时甚至自安一隅。那年夏天，他向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反对冒进的意见，对方对他两个多小时的陈述未置可否，他预感事态难以扭转，于是打点行装，到北戴河休假了之。中秋节后，海边冷寂萧瑟，他才回到北京。在短暂的静观时局后，又转道杭州休假，看书、调研、听评弹，一派闲赋雅士之情。他的沉默和中国大地上的聒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他采取的方法也是明哲而适时的。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陈云：“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真理在这个沉默的人手里。沉默不是畏于压力，消沉逃匿，更不是见风使舵，投其所好，而是坚信事物总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是必胜的信念使之淡然。
沉默是一种人的理事风格。有的人善于在日理万机中施展雄才大略，有的人则长于深谋远虑，是胸有韬略的战略家。陈云同志当属后者，大凡真正的伟人们也都是这样。沉默，从本质上说，是坚持真理和为坚持真理而必须改善和改进实现形式的统一。在社会发展的量变过程中，沉默是有益的；在社会发展的质变过程中，沉默当然是不可取的。沉默和呐喊，常常在政治的园地上并蒂开放。
沉默是认识深化的根本要求。陈云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个积淀、思考、酝酿的过程，这都是沉默的征象，也就是保留沉默的权力。我们常常说，要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调查研究，用百分之十的时间讨论决定，而前一个过程的真知灼见就离不开沉默。
沉默是人的一种品性。沉默，有时就是很有城府的样子，像无言的金子在静谧中闪光。没有一点城府，形同“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沉默还必须要有主心骨，先是静如处子，其后才能势猛如虎。沉默，能换来关键时刻的主导作用。我们不应该在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上认识沉默，而应该在事物最终结果的分析上，对之进行总体的概括。
沉默还是在特定情况下自我保护的利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候，多少人挺身而出，倒有几分舍生取义的精神，但最终于事无补，有时甚至无谓的牺牲反倒促进事物走向反面。再说所谓的“几不怕”精神，其实有谁不怕呢。真正的伟人们都是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谋略，趋利避害，推动社会的车轮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行，这才是成功的策略和战略。
我们尽可以从中外和古今两个层面的比较上去辨析政治家的“沉默”：
邓小平同志在江西下放多年，其间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思考。正是这个时期的沉默，形成了他后来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
中国古代多少仁人志士，都有过被革职放逐的失宠和失意。他们历经坎坷曲折，才换来命运之神的光临，尽显经世治国之才。沉默本质上并不是好事，但它可能带来好的效果。我们应该多些积极、主动的沉默，少些被动、消极的沉默。
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同过去那段必须沉默的日子渐行渐远了。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是包罗万象的体系，社会上的各种现象都可以找到可供分析的答案。但时代不同，时代对沉默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由于行为主体的需要，人们在选取符合自己的要求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会突出某部分，发展某部分，但总有些道理是恒定的。我们应该从伟人的沉默中，体会他们的信心和斗志，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既考虑现实的各种因素制约，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充满信心。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