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好作家应该是孤独的 提到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人们总是想起他曾经对部分当代中国作家的严厉批评。在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时代周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上了顾彬，他很坦诚地说，莫言的获奖让他开始思考自己对文学的要求。
时代周报：莫言摘得诺奖，你有什么评价？
顾彬：因为我过去老批评莫言的作品，我从昨天（10月11日公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天）开始应该多思考我对文学的要求。我主张的精英的、现代性的文学，好像是少数人会同意的。因此我的标准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无论如何，莫言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谦虚的、宽容的作家。跟不少当代作家不一样，他有历史感，他有记忆。记忆是好写作的开头，也是它非常重要的基础。
时代周报：每年诺奖前夕，总有一些中文媒体对中国作家的猜想，甚至有个别作家以此为噱头放“烟雾弹”，炒作自己。你怎么看待中国人这种“奖项情结”？
顾彬：诺奖不是重要的，好的作家应该是孤独的。他们不要为某一个奖而写作。不少第一流的作者得不到什么大的奖。诺奖好像已经是商业界的一部分。
时代周报：很多中文读者对中文写作的悲观源自他们对整个文化环境的悲观：书店里售卖的都是功利主义书籍，作家急于名利。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顾彬：德国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美国更会。
不过，优秀的作家对名利无所谓。写是最重要的，能写什么不一定是一种matter of course （理所当然的）。我认识了一些作家，十几年来什么都写不出来。一个不再写的作家还算是作家吗？
时代周报：人们在提到你的时候，都会想到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之词。你是否会因为某些当代文学作品让你失望而减少这方面的关注？
顾彬：请别忘，我的研究对象不光是现当代文学。我的心在古代中国。目前我在德国一个古老的出版社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丛书，已经出版了关于孔子、老子、孟子的书。目前我在介绍庄子。同时我也每天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诗歌与散文。我在波恩大学培养了译者翻译小说，所以我自己不再翻译小说。我不想跟我的学生们进行什么竞争。
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不能看太多当代文学的作品。我看的基本上是别人给我介绍的。中国当代作家太多了，我来不及都看，只能看他们一部分。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1949年之后的作品只有《茶馆》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可以称为文学。你到现在还是这样看吗？
顾彬：我说的是1949年与1979年之间的阶段。1979年以后当然有不错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冷土》、多多与于坚的诗歌等。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是，翻译不够，才导致中国作家不被西方所认知，你是否知道，当代中国的作家在西方被翻译了多少？在德国的情况呢？
顾彬：你用西方这个词来问我。如果美国是西方的话，德国不是西方。美国是大国，大国不翻译。德国是小国，小国老翻译。美国出的书，5%才是译本。德国呢，70%是译本！对我们来说美国根本不是什么标准。我们翻译中文作品都比他们早好几年。
如果你说美国的话，“翻译得不够多”很可能是对的。德国不一样。我们的译者不少，他们基本上翻译过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所有重要的著作。德语国家的读者喜欢看中国当代的诗歌，也喜欢看女作家的小说。因此丁玲、萧红等卖得很好。
时代周报：你以前说，中国的小说在德国是通俗文学。是因为它们仍然着力于叙事？还是因为它们的情怀有限？
顾彬：我谈的是长篇小说，不是短篇或中篇小说。中国小说的问题在于长篇，不在于短篇、中篇那里。如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能代表现代性的叙述方式的话，恐怕中国1979年后写的长篇基本上不是现代的（modern）。不过，德国读者不太喜欢看真正的现代性的长篇。他们还是宁愿读讲故事的读物。
时代周报：你觉得“能否输出文化”是否真的是文化强大的一个标志？中国人是不是需要执着于想输出精神产品？
顾彬：有必要再输出精神产品，因为德国翻译家已经做过这类的工作。
时代周报：根据你之前的很多访问，你觉得中国的当代诗人是否当代中文写作的一个希望？
顾彬：是，基本上当代诗歌是中国文学最大的希望，也包括香港、台湾在内。
时代周报：如果让你给中文读者提一个建议，会是什么？
顾彬：学外语，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