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8年年底，热衷内战的蒋介石政府被人民解放军发动的一系列攻势打得焦头烂额，难以为继。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也因这场内战，面临崩溃的边缘。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为挽回颓势，便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政府乞求援助。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故伎重演，除了派自己的老婆宋美龄到美国开展公关活动外，还亲自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方提供各方面的援助，派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来华帮助指挥作战。杜鲁门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为人，不喜欢与他打交道，没有理会他的要求。后来，美国国会中得过蒋介石集团诸多好处的一些共和党议员以反对、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名义，不断地给杜鲁门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大力援助风雨飘摇的蒋介石政权。杜鲁门为应付来自国会的强大压力，决定派观人看事比较敏锐、熟悉中国财经的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实地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然后再作决定。霍夫曼来华之前，已得知很多有关蒋介石集团内部财经管理无序、贪腐无能的情况，故心里对蒋介石毫无好感。1948年12月11日晚，霍夫曼一行到达上海。此时，蒋介石政权内外交困，摇摇欲坠，负责对外援助及经济合作的美国总统特使在此关键时刻来到中国，蒋介石喜出望外，特意在官邸召集幕僚讨论、研究如何接待好霍夫曼。蒋介石的心腹、“美援委员会”高官王世杰见蒋极其重视霍夫曼来华，并寄予厚望，就在会上提醒蒋介石说：“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传来的信息，霍夫曼是个不喜欢热闹，也不大讲排场的人，我们如果搞得太隆重，太铺张，恐会适得其反，引起他的反感，最后的结果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蒋介石仔细一想，觉得王世杰讲得有道理，决定将接待规模缩小一些，只派外交部长王世杰到上海机场迎接，中午由行政院院长孙科和王世杰在上海招待一餐，他再相机在南京官邸做一次宴请。霍夫曼一下飞机，中外记者一拥而上，向他提出各种问题。由于记者太多，提的问题太杂，他不知回答哪个好，便对记者们说，他无法一一回答各位提的问题，只能发表一个简单的谈话。记者们虽不高兴，但也没办法，只好同意。霍夫曼已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因其心直口快，有话藏不住，是美国政界中许多人惧怕的狠角色。这次来中国第一次面对记者，其直率的个性便表露无遗。他对记者们说：“我此次是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派来中国的，其任务是了解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和美援实施情形，没有其他目的，不会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想会见中国政府的任何高官。”说完，他用手轻轻推记者，不愿再讲。那时，国民党上上下下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援助期待甚殷，故霍夫曼刚走了几步，中央社的一名记者又突然上前向他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有新的援华计划？霍夫曼瞪了这位记者一眼，避而不答。这位记者见他不理会，再不好意思往下问了。霍夫曼在机场向中外记者们发表了简单的谈话之后，就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汽车接走了。2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的“美援委员会”高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国民党高官们认为此次机会难得，应抓住时机要求美方提供紧急援助。于是，他们将过去的美援运用情况放在一边，提出先谈援华问题。王、叶都说，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状况很糟糕，也可以说到了崩溃的边缘，请求美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加强对华援助，特别是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帮助中国政府渡过目前的难关。叶公超还向霍夫曼特别强调，蒋介石对他这次来华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霍夫曼在援华问题上扛扛重担，紧急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些援助，不要使蒋介石失望。美国政府帮助了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将十分感激，永远铭记。霍夫曼见国民党高官一见面就开口要钱要物，心里颇不悦。沉默了一会儿，他直截了当地对王世杰和叶公超说：“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一年向国会申报一次，现在提紧急援助不大可能，我即使提了，白宫也不会批准。”王世杰等高官们又求情说，中国政府实在是太困难了，现在无法提年度对华援助，可否向该国国会另提临时性援助方案，以使援华工作不致中断。国民党高官们如此急切地要钱，霍夫曼非常反感，他忍不住批评说：“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那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华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你们蒋委员长及其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们腐败无能，没有用好我们的援助，使我们至今看不到什么成效，令我国政府非常失望。最令我们总统和国务院官员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钱，进了贪官们的荷包；给的武器、物资也大多落入共产党及其军队之手，共产党再用这些武器打你们的军队，并加速了你们政府的危机。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胡乱地援助你们，你们政府岂不垮得更快？共产党军队得到的武器岂不更多？我想，如果美国政府再要援华的话，不能再援助蒋委员长领导的无能政府，只能帮助愿意保持自己自由的善良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现在生活过不下去。我也知道，大多数中国民众并不支持你们打内战，他们渴望过和平的生活，也最希望在经济上得到外界的帮助。”霍夫曼的这一席话，刺得在场国民党高官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据参加会谈的一国民党官员出来说，霍夫曼的话讲了十几分钟，场上仍无一人说话，可见场面之难堪。3这天中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设宴招待霍夫曼。霍夫曼原本不愿参加这次宴请，说他已对外讲了不与国民党高官们接触，但因孙科一定要请，他推托不掉，只好勉强答应出席宴请。在宴席上，霍夫曼又出语惊人，对孙科刺激甚大，以致迫使孙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孙科在席上告诉霍夫曼，他从前院长翁文灏手中接任还不到一个月。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用焦头烂额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可以说，国家政权现已陷入困境，财政困难得难以形容。他知道行政院长这个官不好做，也做不了多久，因蒋介石非要他干，他推辞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干。他一上任，就被各种问题困扰得头痛不已。当前，对他困扰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已近崩溃。每天从早到晚，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向他要钱要物，他又拿不出来，真是苦不堪言。 孙科一说完，霍夫曼不满地问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财政这么困难？”孙科想了半天，没有想到恰当的词语，只好说“有诸多方面的原因”。霍夫曼说：“我认为是两个原因，第一，没有听杜鲁门总统的劝告，打错了内战；第二，用了许多不该用的庸人和人民很痛恨的贪官污吏。”孙科不同意霍夫曼的说法，辩解道：“实际上，我们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并不想干，还有不少人是因特殊原因蒋委员长把蛮要他干的，我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是国民党党员，没有办法，只有服从命令。”霍夫曼听了，直言不讳地说：“蒋委员长任命这个当院长，任命那个当部长，为何不任胡适先生做院长？胡适为中国的一大伟人，他学识渊博，责任心强，两袖清风，一心奉公。他当年任驻美大使时，既为中国争取了很多美援，又在美国介绍了你们国内的抗战情况，还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美国各界获得极高的评价。胡适先生在美国好评如潮，也可说是举国尊敬。如果由他当中国的行政领导人，美国的经济援助有可能会源源而来。蒋委员长在美国政界的名声不怎么好，你们现在向美国要钱要物，美国政府不怎么愿意，也不大放心。”霍夫曼的这番言论，令孙科十分尴尬。由于话不投机，孙科在席上食之无味，谈之无趣，宴会很快就结束了。当天下午，孙科向蒋介石简要汇报了他与霍夫曼见面的情况，并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蒋介石问他为何而辞，孙科如实向蒋介石说明了原因。他还告诉蒋，国内财政已面临崩溃，无计可施，求外援美国政府又不信任他，难以争取到，这个位子他没法往下干了。他把院长职务让出来由美方信任的人干，可争取到美国的援助，以挽救国家。蒋介石听了，没有同意，并劝孙科说：“你上任的时间太短，如果辞职，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此时换了人，也不易争取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在此艰难时刻，你无论如何要撑下去，不要胡思乱想。更何况，你读书甚多，学识渊博，又在美国留学那么多年，不是霍夫曼说的那种庸人，也不是贪官污吏。经济困难的问题，是秃子头上的蚤子——明摆的，不要你一人全承担，大家都来想办法。”经过蒋介石半个多小时的劝说，孙科才勉强答应继续干。41948年12月12日下午，霍夫曼先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志愿救济团体代表亨利等人举行座谈。在座谈过程中，司徒雷登、亨利等人对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腐败无能抨击甚多。他们的批评，与霍夫曼的看法不谋而合。13日下午，霍夫曼在上海公开举行记者会，他对在场的中外记者说，中国国内的经济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政府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应对，这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国力甚弱，根本不应打这场得不偿失的内战，应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如果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当初听了美国政府的忠告，局面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当一名记者问他美国是否有新的援助中国的计划时，霍夫曼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美国政府今后对华即使有经济援助，也不会给予现政府，将以人民为对象，而不以蒋委员长领导的政府为对象。”又有记者问他还将会见中国政府中的哪些要人时，他说，他不打算与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晤谈。霍夫曼这里显然是指没有会见蒋介石的意思。在南京十分关注霍夫曼言行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不悦，但又无可奈何。尽管霍夫曼的言论使蒋介石心惊肉跳，但考虑到霍夫曼是美国总统特使，又系美国政府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的官员，手中握有财、物大权，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想会见霍夫曼。为了与霍夫曼见上一面，他连电在上海的孙科，希望孙将霍夫曼劝到南京来，他对孙科说很想与霍夫曼谈谈心里话。孙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劝霍夫曼到南京走一趟。不料，霍夫曼不买他的账，声称不愿到南京，使蒋介石相当难堪。14日这一天，孙科不断劝说霍夫曼到南京，并一再对他说：“您到中国来了，就是贵宾，在礼仪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应该会见一下您。如果您不愿会谈，与蒋委员长在一起吃餐饭也行。对华援助问题，中国政府自然很想得到，如果贵国现在觉得此事有难处，蒋委员长不会让您为难的。”经过孙科一阵好说歹说，霍夫曼才勉强同意到南京。514日晚上8点，蒋介石用一架专机将霍夫曼接到了南京。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府”用最高档次的宴席招待霍夫曼，作陪的有李宗仁、王世杰等。蒋介石已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对他颇有意见，也知道霍夫曼对他不感冒，故在席上尽量不谈政治，也不提对华援助的事，只谈罗斯福总统与他的友谊，谈过去的美援对中国各项事业的巨大帮助，还说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华友好的罗斯福总统，中国人民也会永远铭记罗斯福总统的恩德。蒋介石的上述言论，霍夫曼听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尽量少说话，有时蒋介石问他，他也只“嗯嗯”一两声。由于霍夫曼对蒋介石很不感冒，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这次宴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就草草结束了。霍夫曼从总统府出来后，记者们紧紧尾随他，要求采访他与蒋介石谈了什么。他对记者说：“我多次说过，我不愿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故只与蒋委员长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什么也没有谈。”他还说，他原来未打算到南京，今晚之所以到南京与蒋介石聚餐，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在上海周旋的结果，他是被迫的，没有办法才来的。霍夫曼对记者们的谈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气得大骂：“霍夫曼太不懂礼貌，太不像话！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东西，我一定不与他见面，更不会宴请！”骂过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外交部长王世杰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表达他对霍夫曼侮辱他和中华民国政府言论的抗议，并强烈要求霍夫曼向他和中国政府道歉。王世杰无奈，只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约见司徒雷登。王世杰愤慨地对司徒雷登说：“霍夫曼受贵国总统委派来华访问，曾一再声称只了解中国的经济和美援运用情况，却在利用会见中外记者之机，大放厥词，对中华民国政府和我们蒋委员长无端攻击，胡乱批评，对蒋委员长的形象和人格造成极大的损害，蒋委员长非常生气。在此，我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特向贵国表示强烈的抗议！” 司徒雷登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宴请霍夫曼的结果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没有办法，他只好一面找霍夫曼谈话，一面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报告美国国务院。霍夫曼听了蒋介石的抗议愤愤地说：“我没有错，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蒋介石不服、有气，那我就要问问他，过去美国给中国的那么多的经济援助到哪里去了？中国国内的局势为何还在一天天的恶化？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何被他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给司徒雷登来电，告知霍夫曼的一些谈话未告知国务院，国务院也未授权霍夫曼发表那些言论。霍夫曼在中国的一些说法，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对霍夫曼羞辱蒋介石的言论，电文并没有一字批评。后来听说，美国国务院没有批评霍夫曼，是因为他们认为，霍夫曼发表的话虽然说得有点重，但属言论自由的范畴，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蒋介石不应该计较。61948年12月18日，霍夫曼到韩国访问。在汉城，一些记者问他对羞辱蒋介石的言论有何看法时，他不愿回答。到了19日，又有记者追问此事，霍夫曼感到抵不过去，轻轻一笑说：“我到中国去，是为了了解美援的运用情况，既没有会见高官的计划，也没有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打算。可是，记者们又老追着我问这问那，我就随便说了一些。我的话说得很直，又都是实话，中国官方的一些人听了肯定不舒服。我平时不爱参加宴请，中国政府的那些高官又非要宴请我，我曾一再推说不去，他们不同意，我只有被迫去应付。没有想到我在席上的话弄出了一场外交风波。我现在才知道，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我的言论要在美国讲，什么问题也没有，在中国讲就不行，对蒋介石委员长的政府讲就更不行了。我仔细想了想，我在中国期间的话的确讲得太多了一点，故有些话遭人误解了。”霍夫曼回到美国后，杜鲁门及其政府既未对他批评，也未给他任何处罚。从杜鲁门对他的态度可看出，霍夫曼在中国发表的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轻蔑、羞辱言论，不过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高官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罢了。此事过去一个星期，了解此事全过程的王世杰与一好友谈起霍夫曼访华风波时，曾感慨万千地说：霍夫曼来华言论虽然太出格，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是我们要钱要物要军火的心情太迫切了，引起人家的反感，这正应验了一句谚语——讨饭的乞丐没有不受主人欺的；二是我们没有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处理好，政坛又经常冒出千奇百怪的丑闻，各方面不如人，人家自然不会看重我们。对蒋介石及其政府老是抱美国人的大腿，低三下四乞求美方援助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有过一段辛辣的讽刺：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但是，这样一个普通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总的来说，我们的军队比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得好，除了飞机、军舰以外，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多。（责任编辑/吕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