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社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缺干部。延安有马列学院，有军政大学，有中央党校，却没有一所情报保卫大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还得靠办班。创建特科时，周恩来于 1928 年春在武汉办班，亲自培训学员二十多天。中央苏区创立国家保卫局，干部也来自训练班。西北保卫局改组伊始，周兴局长也主办过训练班。
中社部的训练班则是有计划地长期进行。第一期的学员都是情报保卫战线上的老干部，有汪金祥、李士英、王佐超、黄赤波、李握如等人。第二期学员开始培养新人。班主任白栋才、支书罗青长，学员有李振远、周梅影、吴烈、肖前、刘护平等人。年轻的罗青长入门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登上去，从科员到科长，从室主任到秘书长，一直当到中央调查部部长。
罗青长是四川苍溪人，1932 年在家乡参加共青团，后来加入红三十军。长征中，具有初中一年文化的罗青长，被调到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二、四方面军汇合，又到红军总部任青年干事，上级领导是吴德峰。到达陕北后，罗青长又跟随吴德峰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曾与老情报吴德峰一起工作的罗青长，1938 年 7 月从中央党校毕业，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班长吴诚是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班主任是从西北局调来的陕北干部白栋才，罗青长兼任支部书记。当年 12 月从第二期训练班毕业后，罗青长就成为中社部的秘密干部，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领导八办内部包括安吴训练班的保卫工作，在西安地下情报系统中担任支部书记。后来，罗青长又调回延安中社部本部。
罗青长博闻强记，译电时可以不看本子直接翻译，经常掌管机要电台。罗青长善于整理情报，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罗青长还是个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社部一室主任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中共各系统情报部署如数家珍。
建国后，罗青长兼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参与李宗仁归国、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等多项重要工作。周恩来去世前召见的最后一个干部，就是罗青长。
第三期学员，有的牺牲，有的叛变，有的病逝，有的在“文革”中被斗死，健在的只有王炎堂（黄金堂）一人了。
王炎堂年少志大，在陕西合阳中学读书的时候，非要找共产党去打日本，15 岁入党，没带组织关系就跑到延安上陕北公学。好在这时中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黄金堂又在陕公再次入党，跟着又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没几个月，又被选调到中社部训练班。培训毕业，15岁的黄金堂就被调到中社部秘书科工作。起初不过是收发文件，归类处理；接着就整理情报，撰写通报；而后又调查分析，研究情报。上级领导手把手地指导，黄金堂还写了一篇揭露国民党“特情突击运动”的文章，以“阿黄”的笔名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经手大量文件的黄金堂，逐渐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专家，圈内戏称“反革命科长”。
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王炎堂辗转西部边疆；建国以后曾驻外工作，后来又回到中央机关工作。青少年就从事情报工作的王炎堂，注重总结历史经验。
第四期训练班学员有陈龙、张耀祠、曲日新、夏印等人。陈龙来自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毕业后曾任中社部三室主任，成为延安有名的侦察专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中社部特派既能双手打枪又懂保卫的陈龙担任警卫。解放战争中陈龙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东北公安部副部长，建国初被急调北京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后任副部长，提出中国侦察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内线侦察。
第六期扩大到五十多人，甘露、赵苍璧等人。第七期人数更多，有杜长天、王再天、刘涌、王初、盛北光等人。第八期于 1941 年 10月开学，都是严格挑选的学员。
保卫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汪东兴，从事保卫工作并不很早，是第八期学员。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在家乡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部队。
长征时在红军干部团任三连指导员，强渡金沙江指挥得力，得到干部团特派员周兴的重视。在延安任军队和平医院政委的汪东兴，希望搞保卫工作，谭政文就介绍他到中社部学习，毕业后到主管保卫的二室工作。胡宗南进攻延安，中社部二室主任汪东兴奉命跟随中央前委行军，从此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建国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一生涉险，陕北转战穿梭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天安门广场面见数百万红卫兵，视察大江南北陷入林立果的暗杀根据地，一生涉险的毛泽东却毫发无伤，不能不说汪东兴的警卫工作予有力焉。
凌云 1941 年入学，后来就留在中社部二室工作。建国初期，凌云到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工作，先后任局长、公安部副部长，长期主管反间谍工作，侦破诸多国民党特务案件。“文革”中，经手机密的凌云受到林彪、江青的猜忌，在公安部首当其冲地被关押。“文化大革命”后凌云重新担当重任，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整情报系统时，反间谍专家凌云又被任命为首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第八期还没毕业就赶上整风，第九期实际是整风审干中调来受审查的干部，两期合并成为西北公学的学员。
当年的中社部训练班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领导干部。王�任安全部副部长，甘露任江苏省公安厅长，慕丰韵任边防总局局长，孙振任经济保卫局局长，王初任公安部副局长、王鉴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1992 年 6 月 24 日，一批年近八旬的老人汇聚在北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职务不同的老人凑在一起相当蹊跷，莫非是时下流行的同学会？有人暗道：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一期”！
整整五十四年前，1938 年 6 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延安城外的七里铺举办了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七期，培训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把七里铺称为“黄埔”，这口气也许大了。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保的三十里铺训练班。
这“黄埔一期”虽然是一句笑谈，却也有些道理――出干部啊！就说 1992 年举办的这次聚会，尚且在世的七里铺一期学员到会的就有16 位高级干部：前云南省委常务书记李启明、前司法部部长邹瑜、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艾丁、前陕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乔苍松、前全国妇联干部吕璜、前北京市公安局处长姜鹏、前公安部顾问解衡、前湖北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房照义、前天津市调查局长柳峰、前总参三部局长刘平、前轻工部局长杨黄霖、前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作家柯蓝、邓涛、晏家华、汪琦。当时的边区，情报保卫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
虽然都是情报侦察训练班，七里铺的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干部，三十里铺都是陕北本地干部，七里铺的培训目的是打入敌后，三十里铺的培训目的是做边区本地公开工作。比较起来，三十里铺的学员虽然资格更老，但是文化偏低，毕业后一直留在边区工作，升迁的机会就少些。而七里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一毕业就受到重用，建国后又撒往全国各地，大都成为司局级、省部级以上干部。所以，这七里铺的名声就大起来了。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出口一卡，外人根本不知里面在干什么。1938 年 6 月 , 这里突然来了 36 名洋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 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 24 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这第一期训练班的领导是边保侦察科长布鲁。布鲁是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出身的老干部，走南闯北，社会知识、文化知识相当丰富。训练班的支部书记王凡、班长赵君实都是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小班长、党小组长多为红军时代的工农干部，有李启明等人。学员则都是抗战爆发前后入党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浦群英的父亲是来自四川学校，解衡是东北流亡学生……一个比一个家庭成份高，一个比一个文化程度高。
[ 2 ] 刚刚参加革命就被挑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学员们紧张而兴奋。天当教室地当桌，并没有减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课程都是神秘的情报保卫业务，授课人个个鼎鼎大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讲授革命气节。这些年轻人毕业后都要派到敌后工作，都将面临出生入死的考验！陈云说，作一个革命的情报人员，对革命忠贞是首要条件。外国和国民党靠金钱美色收买间谍，中共的情报工作向来重视理想、信仰与道德。陈云举起右拳，代表国民党的力量，举起左拳，代表共产党的力量，形象地讲述敌我力量的消长。中央苏区遭受五次“围剿”时，右拳比左拳高，但是，共产党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这就是靠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从长征到抗日，左拳逐渐上升，右拳逐渐下降，将来，左拳一定会压倒右拳！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搞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经受酷刑的考验。学员们崇敬地听着，来的时候对党认识并不深，通过学习都坚定信念，决心永不叛党。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十分解渴。中社部部长康生讲授反托派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对派，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中社部副部长潘汉年介绍日本情报机构，那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活动能力，真是令人惊叹。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抓空到训练班讲课。特科时代从事非法活动，国共合作时代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应有不同的方式。红队怎样英勇锄奸，八办如何骗过国特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刘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装。这个老特科不仅善于使用伪装身份，而且善于变换自己的面目。刘鼎介绍，军统派往河南新乡的一个情报组，就是因为抽的香烟太高级被日特识破。
经过半年训练、一个月实习，一期结业。
七里铺第二期于 1939 年 2 月开始，11 月结业。这期学员有王林、侯良、严夫、杜定华、杨岗、伊里、张季平、薛光、乔庄、郝苏等二十几人。虽然都是党员，却颇有几个出身地主官僚家庭。
这期学员全是男生，而且上来就学一个月日语。按计划，毕业后将全部派往日军占领区。派往敌后的间谍，都要有当地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这样，出身“高”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也说明，为什么第一期学员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经过审查的学员仍然会出问题。开学不久，一个姓马的就跑了。后来，又有紫军被国民党特务拉拢。保安处便衣队长赵苍璧，被调来担任七里铺二期训练班的班主任。学生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来自城镇，班主任却是个农民，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赵苍璧性格温和，不摆老革命架子，很快和学员打成一片。赵苍璧还带着学员用辘轳压出一块平地，栽上一根木桩，安上当地铁匠打就的铁圈，建成一个简易篮球场。学员招数也多，严夫挖了个沙坑，大家玩起了撑杆跳。起跑距离太近，就从赵苍璧住的窑洞里面起步。休息时分，赵苍璧常常弹弹陕北流行的三弦，与学生合奏。有时，赵苍璧也会躲到崖顶独自吹箫，那就是在琢磨他的侦察专业呢。二期的教员职务没有一期高，课程却更加专业。长期在敌后工作的八路军保卫部长吴改之，教授如何密写。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开展无线电侦听工作，破译敌人密码，从中获得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专家曾希圣教授情报分析。同周恩来一起留学法国的刘鼎，曾在德国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在苏联学习军事工程设计，回国后在中央苏区造出红军自制的第一门炮第一批炮弹。熟悉现代技术的刘鼎向大家教授收发报技术，没有电台就用锤子敲击铁轨来演示电码。学员们第一次听说神秘的密码，什么“依位法”、“漏格法”，妙不可言。刘鼎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如何投毒、放毒、防毒、解毒，这可都是敌特擅长的手段！
训练班最有意思的是实习。领导上派出两组人员，一组情报，一组侦察，两组互不相识，暗中斗法。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保卫机关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这期学员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曾任毛泽东的行政秘书、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长，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杜定华后任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新华社纪检组副组长，严夫、张季平后任国家安全部局长，杨岗后任四川公安厅长，伊里后任陕西公安厅长，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厅长，乔庄后任云南公安厅长，郝苏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那时的学员，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的高官重职，入学时立下誓言，做革命的情报保卫人员，把生命献给党。
一期学员毛培春，离开共产党的训练班，进了国民党的训练班。毛培春化名进入军统的兰州训练班，又受军统派遣侦察共产党，成为打入敌特内部的双重间谍。
一期学员杨黄霖出自江苏淮安的大户家庭，母亲肖禹、堂兄杨述、大哥杨道生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却要扮做学徒，侦察一个日本理发匠特务。
二期学员郝苏，学习还没有毕业就不见了。郝苏和薛克明两人骑着一匹马去遥远的陇东，薛克明当保安科秘书，郝苏奉命当秘干，潜往国统区西峰镇。
三期的黄彬毕业后被分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收发与密码破译技术，从此走上秘密机要工作。
三十里铺训练班本来就为了补充地方干部，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县保安科工作。七里铺的学员本来打算都派往敌区，后来形势变化，边区更需要干部，这些学员也大多留在边保任职。二期的伊里做了保安处秘书。侯波、宋凝等学员年纪太小，还被送到延安中学读书。侯波中学毕业后做过保安处收发，建国后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大量中共领袖的照片。
无论中社部还是保安处，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往往比他们的上级文化高，许多还比老干部升迁快。提拔最快的外来知识分子是邹优瑜（邹瑜），这个广西学生当保安处的秘书科长时才十八岁。郝苏也属于外来知识分子，1939 年 2 月参加七里铺训练班的时候，陈昌奉这样的长征红军干部已经是警察队指导员。七年之后，郝苏任延安市公安局长，陈昌奉还是一个派出所长。如此重用知识分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就没有意见？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内部倾轧相当厉害。军统内部，就重用蒋介石的同乡浙江人，浙江人之中戴笠最亲信的又是小同乡“江山派”。这种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的特工组织，由于高度的亲密而非常巩固，但是一旦遇到人事更替，就会分崩离析。戴笠坠机死后，可能的继任者立即展开激烈争夺，最后虽由戴笠的同乡毛人凤接班，却也江河日下。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机关也有人事问题。特科多为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干部，保卫局多为手工业工人成份的红军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又大量吸收外来知识分子干部，还有大批当地农民干部，这几类干部能否团结共事？
工作矛盾不说，就是生活习惯差异也大。当时的延安分为大、中、小灶，处长周兴当然是吃小灶，可夫人杨玉英就得带着孩子去吃大灶。
布鲁只是中层干部，却有自己的炊事员，而且爱吃大米。延安见不到咖啡，这个南洋华侨就把馒头烤焦磨面，自制苦咖啡。谭政文也是南方人，却宁愿辣子盐巴小米饭。赵苍璧吃的小灶是自家伙食，妻子惠玉秀就在保安处附近开荒种菜，省下粮食捎回贫穷的老家。就是这样，赵苍璧的爷爷还饿死了。经历与个性差异都大的领导干部之间，互不服气的事情屡屡发生。长征老干部周兴脾气很大，时常严词斥责。白区来的布鲁公开扬言，保安处要不是有我布鲁，周兴破案根本不行！陕北干部李甫山和长征干部叶运高吵架，周兴都劝不住！一个单位能否搞好团结的关键在于一把手。边保处长身边，有谭政文、杜理卿、刘海滨这样的长征老干部，有白栋才、刘子义、郭步岳等老资格陕北当地干部，有布鲁这样的白区地下工作干部，周兴能够压住台也不容易呢。周兴原则性强，也主观，挺爱训人。但是胸怀坦荡，训完就算了。周兴对于白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是看重。对周兴意见最大的，好像倒是一起长征过来的陈复生等红军干部。能够重视人才，团结人才，看来也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外来干部来自全国各地，南到两广，北到东北，东到海隅，全国到处都有人来，这就立即改变中共早期干部集中于几个省份的格局，便于向各地开展工作。
中国历史上频频发生农民起义，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成败缘由很多，其中一条非常重要――有没有秀才军师？旧时的秀才就是乡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参与，不仅代表起义队伍的阶级基础扩大，而且意味起义指挥的智力提升。秘密战线的国共相争，共产党员本来在品质和意志上远超对手，但是文化程度和社会经验偏低，有了这批知识分子，国民党在人才方面一点儿优势也没有了，而共产党方面则是如虎添翼！
尚未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尚未具备开办正式学校的条件，只能通过训练班来培训干部。中社部、保安处，还有其他根据地举办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起到快速培育人才的作用，称为情报保卫战线的“黄埔军校”，也是差强人意。
从长远看，“黄埔军校”更是名副其实！就是这些从延安窑洞走出的年轻学员，后来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居然组成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顶尖领导层。
选自《中国秘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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