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刻意从叶梅近作里挑选，却发现，促使产生这篇评论的三个文本恰好属于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这使笔者相信它们在作家写作中具有的代表性。“不同”可以用讲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来表述。《五月飞蛾》讲述现在，讲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一致或者先于故事时间，是同步和前瞻式讲述；《最后的土司》讲述过去，讲述时间落后于故事时间，是回望式讲述；《山上有个洞》则是这两种方式的并用，既有同步和前瞻式的讲述，也有回望式讲述①。这样的概括表明，如何“看取”被讲述的对象是叙事的要领，而在叙事展开的过程中，“看取”还体现为叙事人对讲述对象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及其对接受者的可能的影响。叶梅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实际意义即由此显现：正是某种独特的叙事眼光――下文将要阐述的“冷眼”――使她的小说突破了题材本身的局限，因而她笔下的土家山寨、鄂西城镇有着象喻整个社会生活流变的含蕴；也使她的小说突破了所谓的性别局限，在张扬女性书写的细致、柔润、清新等特长的前提下，发挥出理性、冷峻、豁达的潜力，从而摆脱了“女性言说”的琐屑、偏执、自恋等等痼疾，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哲理意味。
一般说来，作家大多忧愤深广，故以写作干预现实；作家也必须敏感犀利，那样才能够发现生活的本质；作家还比一般人更浪漫、奔放等等。“毫无疑问，艺术大师都是非常善感的。他们所具有的感情，就其新奇、热烈的程度而言，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强烈而多样的感情，其本身既不是伟大的艺术才能的证明，也不是艺术作品的决定性特征。艺术家并不是一味展示自己的感情、并以最大限度地将这些感情表现出来为能事的人。让感情牵着鼻子走是感伤主义，而不是艺术②。”为了保证文本世界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和表现真实，作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还需要一双特别的眼睛，监控个人情感对生活世界的成见，以及由此而来的文本世界的扭曲变形。因此，这样一双眼睛也可以说是作家激情和作品独立品性之间的屏障。在叶梅的这三篇小说中，叙事人始终保持情感的零度，使讲述对象以自然呈现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默许读者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种情绪反应。这其实是对读者的信赖和期待，叙事人和读者一起发现和交流――也可以说她很善于诱导读者――从习俗中辨别人伦风尚，在人物言行举止中体察情感心思，在个人命运变迁中品评世态炎凉。叙事人让读者看到的一切已事先经过了这双冷眼，因而才顺应而又超越了我们“看”的习惯，使我们头脑中观念化了的东西被再次激活，并恢复应有的感知和思维能力。
具体说来，叙事的冷眼在叶梅小说中表现为这么几种形式：
一是“照见”，可理解为叙事人眼光与表现对象的自然相遇，或者说是无心的看到。三个文本所讲述的都是土家山村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封闭的小小世界中，一些外人以为不足道的小事就足以聚焦这里的所有目光；只要涉足这个世界，叙事人就会遇到这样的情景。比如招待客人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在《五月飞蛾》中：
平素村里来了客，都由爹谈完了公事，然后领到家里来吃饭，家里的女人虽然很累，但都尝到过程中的光彩。乡间的人会在客人坐在堂屋里吃饭的时候，三三两两涌到场坝来，老人和不知事的孩子进一步挤到窗门前窥视，二妹的全家人那时旁若无人地忙来忙去，就像一快磁铁，把一道道羡慕的目光从门里门外吸在了身上。
我们看到――从众乡亲的“羡慕的目光”中看到，这是一件大事，一种荣耀，所以家里的女人很兴奋，当爹的也很大方，同意煮掉那块最大的蹄膀。因为“二妹爹”是村里最有权威的人。在这个上午，这件“大事”因为发生变故而更加不同寻常了，当二妹妈像以往一样从容又骄傲地为“上面来的人”备饭的时候，二妹爹落选村长。大伙的视线自然蜂拥而转，叙事的眼光也就适时地跟上：
侯家新修不久的三层小楼像一艘白船，偎在深绿色的山洼里，门前停着一辆吉普一辆黑壳
子小车，场坝里已经人来人往。四周的小道上还有许多个黑点子正在往侯家门前移动，那都是去看热闹的人。显而易见，爹的位置半天工夫发生了变化，二妹以后也就跟那些老的少的一样，只能站在侯家的门窗外看贵客了。
既然是有目共睹的大事，其中的核心人物就会随之进入我们的眼帘。比如二妹�人们在看到二妹的时候也看到她的心思或者自以为看到她的心思，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这里仍然是叙事人眼光与人物的巧遇，但是遇到之后，不免特别注意起来，被注意的是二妹的眼光，和从她的神情揣测到的她的想法。最终人们认定她在警告自己，她心里在冷笑着要发愤。这些都是从她在事变中的举止神情上看出来的。
当无心的看见变成了有意的打量时，就成为冷眼的第二种情形――“观望”或者“旁观”：保持距离的探看。这里的距离主要是心理情感的距离。在无意中“照见”时，可能会有些微的惊诧，叙事人需要克制才能不动声色。相比之下，“观望”是有充分准备的，明察于心，有意不加臧否。在《山上有个洞》中，讲述田快活的当过红军的爷爷如何畏缩在小偏房里头，任由儿媳的奚落叱骂，连饭也不敢出来吃；他如何照顾爷爷，又如何寻宝而身临绝境；在绝境中相逢村长，然后和村长的讨价还价，并且看透村长的出尔反尔，等等，也是观望。可用一例具体说明“观望”的特点。《五月飞蛾》中，三姨妈让亲外甥二妹做自家的保姆，严格地派定和检查她的工作任务，并约定每月发一百元工资。然后，鉴于二妹身上“火气太大”：
三姨妈就让二妹吃饭的时候少吃肉和蛋，专门给她炒一盘青菜，少放些盐，特别是晚餐，喝一碗稀粥就可以了。三姨妈说这样过了三年五年，二妹身上那股子腥臊气就会退去……
引文中“三姨妈就让……”、“三姨妈说……”这两个句式，分别是转达人物的行为和转述人物的语言，看起来是原封不动的，但请注意：转达并不止于那个情景中的具体行为而延伸到一般情况，转述也由人物当时的话过渡到其他的语言。之所以不用现场描摹和直接引语，主要是便于把特定的言行带入相关情景，这也证明“观望”的可视范围远大于“照见”，不仅丰富了接受信息，更重要的是表明在读者和接受对象之间，还有一个角色――叙事人，叙事人以这种方式显示她的存在及其意义。这样的句式在这几个小说中都很常见，恰当地表现出“观望”的内涵：叙事人不表态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立场，更不意味着她不说话，而是暗示她说的比她所发出的声音更多，她想让你看到的比你眼前的更多。
与上面两种方式不同，第三种冷眼是一种高度警觉的眼光，姑且称之为“侦察”。它有着明确的审视和批判的目的。比如。秦尧和李安�《最后的土司》�一个是本土之王，一个是外来高人，他们互相吸引，也互相嫉恨；他们在佩服对方的同时恨不得立即杀了对方；他们同样深挚、狂热地爱恋同一个女人，却又像同谋一样地害死了她：我们从中发现他们同样的自大偏执。田快活和村长�《山上有个洞》�，一老一少，一得意一失意，都不满现状，都充满野心、权欲。我们不由得设想，田快活如何能当村长，果真当了村长又如何�读者对人物产生批判意识源于众多的人物言行的细节和场景，这些细节、场景就得之于“侦察”。作为讲述对象的他们和生活中人的我们，或者视野有限，没有看的机会，或者当局者迷，看的时候眼热，会产生一些情感偏向，所以才需要叙事人妥善权衡。这两个小说都具传奇性质，可写的事情、可编造的情节很多。大致说来，传奇是个疏略的背景，甚至只为突出细节之用。突出什么样的细节�如何突出�比如，田快活与在城里打工的桃子在一起，已经很自卑了，而且憨。请桃子吃面条，桃子声称不饿，“他就不得不很惭愧地把两碗面条都吃了”，然后眼睁睁看桃子买洋快餐，花“一张百元大钞只找回几张零头”的价钱，于是在心里质问自己这个“清水河边顶天立地的男人”。比如二妹要从桔子那里把侯喜会夺回来，显得不急不忙、满有把握，桔子则说她“好霸道”。再比如二妹妈听到小儿子带来的消息时的反应，我们从她的动作、她的语言、她对儿子的呵斥看到的，她根本不相信，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自己丈夫已不是村长。有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叙事人不做丝毫褒贬抑扬，却可以保证读者自有评判。但是，叙事的意图并不在于仰仗读者心中的公道，而是希望唤起大家的自省；叙事人在讲述时这样不分彼此，毋宁是提醒我们，无论是谁，无论文本内外，没有谁是高于其他人的，每一个人都只能是自己的检察官，任何别人都恰好是一面镜子。所以这里所说的“侦察”，意味着叙事人倾向于寻找和发现掩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又难得自知的心理意识，使我们可以经由阅读文本，从审视他人转到救赎自身的轨道上来。
如前所述，“冷眼”在叶梅小说中，既是一种讲述的技巧，文本叙事因此而超越作家的激情获得艺术的自足性，同时，也是通过叙事技巧表现出来的文本的精神特质。它表达了生活的亲近和荒谬的双重本质，期待着能使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像二妹那样感觉到它的残酷和温暖，使一个屡遭挫折的人像田快活那样继续在挫折中追求，使一个满心绝望的人像伍娘那样在绝望中紧握希望，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们那样，寻找、发现或者创造平庸中的奇迹。因此，这种冷眼不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眼――他的“冷”其实蕴藏了太多的高热能量，而是如法国作家加缪心目中的英雄西西弗下山时的眼神，沉静、坚韧，并不奢求成功或者幸福，只想穷尽活着的可能。
①《山上有个洞》，载《长江文艺》２００２年第５期；《五月飞蛾》，载《山花》２００２年第８期，转载于《新华文摘》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最后的土司》，《民族文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②《艺术的教育价值》，载《语言与神话》，恩斯特・卡西尔著，于晓等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１９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