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是一个西方概念，却在近几百年，被中国历史强烈印证了。强烈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西方。 两种完全不同的年代意识，为什么会蹊跷地重合在一起?不知道。就像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两千多年前东西方一些奠基性的思想家会同时涌现在地球上，而且出现了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五岁，亚里士多德也只比庄子大十五岁这样的奇事?我想，世间一些最大的约定，是人类自己不能操纵的。
现在要说的是一七九九年，按西方历法，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刚开春，乾隆皇帝就去世了。“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历史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这抹晚霞消失了。那么，这也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纪末”。以前的好日子，已经过完。
本来，无论是乾隆皇帝本人还是他的大臣们，都准备在第二年庆祝他的九十大寿的，而且他的身体看上去也不差，只是一阵蹊跷的风，让他“偶感风寒”，快速离世。九十大寿就在眼前了，但那已经是十九世纪，上苍没有做这个安排。
十九世纪对中国而言，实在是黑暗的深渊。那么多炮火，那么多鲜血，那么多无法想象的失败，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一直自认为天朝子民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悲愤交加。然而，让他们最感绝望的不是自身生命危在旦夕，而是中华文明面临沦亡。生命只属一己，而文明关及祖宗及后代。十九世纪，已让很多中国人对于维系群体生存尊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也遇到过文明存废的危机，例如宋元之间、明末清初。但是那时候中原人士基本上没有对自己的传统失去过信心，而且入主中原的北方统治者很快也都皈附了中华主流文明。十九世纪就不同了，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华文明都显得那么昏聩无力，不堪一击。等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很多中国人更是陷入了精神上的灭顶之灾。那么近又那么小的邻居，对中华文明相当热衷，却翻过手来把庞大的中国打败了。对中国而言，这就像遭到远方的抢掠只能自认倒霉，而遭到徒弟的侮辱却会让师傅崩溃。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文明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那就只能听任主流文明之外的乡间巫术和土俗野蛮来抵抗了，结果可想而知，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摧残了中华文明，或者为外人吞食中华文明增添了借口。中华文明似乎已经走上绝路，无法挽救。
话说之间，又到了“世纪末”。
离开乾隆皇帝撒手尘寰，正好一百年。
这一百年，是中华文明诞生几千年以来最难熬的一百年。以前任何时候，它都没有被别的文明逼到这步田地。人类很多伟大的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应该有一首悠远而悲伤的挽歌，感天动地，又无可奈何。但是，似乎连唱挽歌的时间和勇气都没有了。这种情景。正好可以借用鲁迅后来的一个质问：“敢有歌吟动地哀?”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倒计时，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仍然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一八九九。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往往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病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有古文字，立即产生敏感，不仅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到处去寻找。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做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那就太令人兴奋了，遥远的“五帝三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却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宗祖，上帝也就是宗祖。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他们生怕后代听不懂甲骨的声音，又在短短几个月内急速地打开了敦煌的藏经洞，这下，连再木讷的人也感觉到祖先的着急了。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八个国家的国名以及它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一个结果，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日)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最后承担抵抗责任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于是，惟一的选择是，在已经沦陷的北京城内，在朝廷离开之后，在外国侵略者还没有来到眼前的这一刻，自杀殉国。
他自杀的过程非常惨烈。
先是吞金。金块无毒，只是凭着特殊的重量破坏肠胃系统，过程缓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挣扎许久仍然没有死亡。于是喝毒药。在已经被破坏的肠胃系统中灌进剧毒，感觉必定是撕肝裂胆，但居然还是没有死。最后，他采取了第三项更彻底的措施，爬到了井边，投井而死。从吞金、饮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人的自杀方式全部轮了一遍，等于以三度誓词、三条道路走向了灭绝，真正是义无反顾。
他投井之后，他的妻子和儿媳妇也随之投井。
这是一口灰褐色的砖井。此刻这里非常平静，没有惊叫，没有告别，没有哭泣。一个文明古国首都沦陷的最高祭奠仪式，完成在这个平静的井台边。事后，世情纷乱，谁也不再记得这一口砖井，这三条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渐渐荒颓。只在很久以后，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福山来了几个乡亲，带走了几块井砖，作为纪念。
我一直认为，王懿荣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国难当头的关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却成了中国文化中铿锵的金石。他发现的是“龙骨”，自己却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龙骨”。
我相信，他在决定自杀前一定在书房里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离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问卜声他最先听到，却还没有完全听懂。这下，他要在世纪交替间，为祖先留下的大地，问一次卜。
问卜者是他自己，问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掷了，他迸裂了，裂纹里有先兆可供破读了。
当时，八国联军的几个军官和土兵听说又有一位中国官员在他们到达前自杀。他们不知道，这位中国官员的学问，一点儿也不下于法兰西学院的资深院士和剑桥、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边留下的，却是全人类最早的问卜难题。
一九零零年的北京，看似败落了，但只要有这一口砖井，这一堆甲骨，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殒灭。一问几千年，一卜几万里，其间荣辱祸福，岂能简单论定?
王懿荣为官清廉，死后家境拮据，债台高筑。他的儿子王翰甫为了偿还债务，只能出售父亲前几个月搜集起来的甲骨。儿子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里无用，应该售给真正有志于甲骨文研究的中国学者，首选就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
刘鹗?难道就是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不错，正是他。
刘鹗怀着对老友殉难的巨大悲痛，购买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等于接过了研究的重担，同时他又搜集了好几千片甲骨，在《老残游记》发表的同一年，一九零三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使甲骨文第一次变成了向民众公开的文物资料。他本人也是一位资深的金石学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正确地划定了朝代。殷，也就是商王盘庚把都城从山东迁到殷地之后的朝代，一般称为商殷，或殷商。商因迁殷而达到极盛，是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刘鹗的判断有很高的学术意义。
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在开创之初总是杀气逼人，刘鹗也很快走向了毁灭。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罗织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仓粟”，硬把好事说成坏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购地”，硬把无事说是有事。一九零九年在新疆因脑溢血而死。
你看，发现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号功臣都已经快速离世。离世的原因似乎都与甲骨文无关。这里是否隐藏着一种诅咒和噩运?
不知道。
但是，这并没有阻吓中国学者。一种纯粹而又重大的学术活动必然具有步步推进的逻辑吸引力，诱使学者们产生惊人的勇气，前赴后继地钻研下去。西方考古学家在发掘埃及金字塔，发掘古希腊迈锡尼遗址和克里特遗址的时候，都表现出过这样的劲头，这次轮到中国学者了。刘鹗家里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儿女亲家、另一位大学者罗振玉看到了，罗振玉一看就惊讶，断言这种古文字，连汉代以来的古文字家张敞、杜林、扬雄、许慎等也都没有见到过，因此领受了一种由山川大地交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他写道：
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罗振玉以深厚的学养，对甲骨文进行释读。在此前后，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书、古代金石铭刻、汉晋简牍，呈现出一派大家气象。对甲骨文，他更为关心的是出土地点，而不是就字论字，就片论片。因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点，才能梳理清楚整体背景和来龙去脉。事实证明，这真是高人之见。
在罗振玉之前，无论是王懿荣还是刘鹗，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准确地点。他们被一些试图垄断甲骨买卖的古董商骗了，以为是在河南的汤阴，或卫辉。罗振玉的女婿，也就是刘鹗的儿子刘大坤曾到汤阴一带寻找过，没有找到。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挂在罗振玉心上。终于，一九零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
洹河边?罗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亲友到小屯去看一看，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来的路程。到了以后一看，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几十家村民都在发疯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们拿出来的甲骨虽然大多是破碎的，却也有上好的佳品。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从弟弟那里拿到了收购来的一万多片甲骨，大喜过望，因为准确的出土地点找到了，又得到了这么多可供进一步研究的宝贝。但是，他又真正地紧张起来。一个最简单的推理是：村民们的大掘大挖虽然比以前把甲骨当作药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它们留存于世间了，但是，为什么在小屯村会埋藏这么多甲骨呢?刘鹗已经判断甲骨文应该是“殷人刀笔文字”，那么，小屯会不会是殷代的某个都城?如果是，那么，村民们的大掘大挖，必定是严重地破坏了一个遗址。
――这是最简单的推理，连普通学者也能作出。罗振玉不是普通学者，他从小屯村紧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联想到《史记》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以及唐人《史记正义》所说的“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冢殷墟”。他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
为什么殷墟的被确定如此重要?因为这不仅是从汉代以来一直被提起的“殷墟”这个顶级历史地名的被确定，而且是伟大而朦胧的商代史迹的被确定。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说走向“信史”。
这是必须亲自抵达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罗振玉终于亲自来到了安阳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阳，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栈”的旅馆，吃了早饭就雇了一辆车到小屯。他一身马褂，戴着圆框眼镜，显得有点疲倦，这年他四十九岁。这是中国高层学者首次出现在殷墟现场。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寻常的脚步会被时间记得，罗振玉那天来到殷墟的脚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起点。中国传统学者那种皓首穷经、咬文嚼字或泛泛游观、微言大义的集体形象出现了关键的突破。小屯的尘土杂草间踏出了一条路，在古代金石学的基础上，田野考察、现场勘探、废墟释疑、实证立言的时代开始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出现了最不可思议的三层图像：现实社会被糟践得越来越混乱，古代文化被发掘得越来越辉煌，文化学者被淬炼得越来越通博。罗振玉已经够厉害的了，不久他身边又站起来一位更杰出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比罗振玉小十一岁，在青年时代就受到罗振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关系密切。相比之下，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偏重于文字释读，而到了王国维，则以甲骨文为工具来研究殷代历史了。一九一七年，王国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的《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世系是可靠的，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讹。此外，他还根据甲骨文研究了商殷时代的典章制度。王国维的研究，是到他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国维是二十世纪前期最有学问又最具创见的中国学者，除了甲骨文外还在流沙坠简、敦煌学、魏石经、金文、蒙古史、元史、戏曲史等广阔领域做出过开天辟地般的贡献。他对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标志着中国最高文化良知的郑重选择。而且由于他，中国新史学也从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
但是，没有想到，王国维还是延续了甲骨文大师们难逃的悲惨命运，也走上了自杀之途。难道，甲骨文石破天惊般出土所夹带起来的杀伐之气，还没有消散?
王国维之死，不如王懿荣慷慨殉国那么壮烈，也没有刘鹗猝死新疆那么窝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历来颇多评说。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负载了太重的历史文化，本来在急剧变动的时局中已经蹒跚踉跄，更何况历史文化还在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来，而时局变动也在眼花缭乱地加速之中。对王国维而言，历史文化太熟悉了，时局变动太陌生了，两相冲突，他无法处置。这中间，甲骨文并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在历史和时局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历史一旦与时局冲突往往会发生恶性变异，他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以末代皇帝为傀儡的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其实也在占卜。只不过，他们也许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在王国维自杀后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便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保护发掘工作。从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等级。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YHl27甲骨窖穴，终于获得了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后来，随着司母戊大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国内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由此看来，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l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泻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
此刻我站在洹河边上，看着它，深邃无波，心想不知要等我们发现和创造了什么样的东西，它才会再一次喷出云气。我在安阳的朋友赵微、刘晓廷先生在一旁说：“与甲骨文有关的事，总是神奇的。”
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惊天动地。更何况，甲骨文与一般的文字不同，吞吐过无数凶吉祸福，又沉默在地下三千多年，蕴含着多少力量!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关注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一切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耳熟能详，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我很难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商颂》中那些简古而宏伟的句子，只能时不时读出其中一些断句来：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故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总之，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这些句子永远地温暖着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现代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民族不仅早早地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类所有古代文明中建立了当时最精密的天文观察系统，创造了当时最优越的阴阳合历，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矿产冶炼技术，掌握了当时最有效的农作物栽培方法，设置了当时最完整的教学机构。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举凡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医学门类都已经影影绰绰地具备，也有了针灸和龋齿的记载。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先人的审美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司母戊大方鼎的气韵和纹饰、妇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还让海内外当代艺术家叹为观止，视为人类不可重复的惊天奇迹。华夏美学的经典造型，已在那个时候初步完成。
当然，甲骨文和殷墟还告诉人们，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有着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温度气象和野生动物。
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人听惯了虚浮的历史大话，这次，一切都是实证细节，无可怀疑。许多无可怀疑的细节，询问着这个民族还有多少个无可怀疑。三千多年前的无可怀疑，探询着今天和明天还需要什么样的无可怀疑。
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寻找废墟吧。在中国大地上，一切都像殷墟，处处都是卜辞。每一步，开始总是苦的，就像王懿荣、刘鹗、王国维他们遭受的那样，但总有一天，会在某次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赐给我们的厚礼。
这让我联想到了欧洲。大量古希腊雕塑的发现，开启的不是古代，而是现代。几千年前维纳斯的健康和美丽，拉奥孔的叹息和挣扎，推动的居然是现代精神启蒙。
在研究甲骨文和殷墟的早期大师中，王国维对德国的精神文化比较熟悉，知道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如何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发掘沉睡的古代文化，并为它们提供现代阐释。
王国维他们正是在做这样的事。他们所依凭的古代文化，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差，他们自己所具备的学术功力，一点也不比温克尔曼、莱辛低。只可惜，他们无法把事情做完。
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
那就出发吧。什么都可以舍弃，投身走一段长长的路程。
问卜中华，这次的“贞人”是我们。
选自《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