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女人走上政坛，就非要找出她有什么背景或后台? 我记得，六年前我和三位新华社女记者结束对吴仪的采访时，夜幕已经低低地垂下。走出她所在的燕山石化总公司办公楼，抬眼望去，只见冬夜的晴空繁星闪烁，我们当时的心情，就像发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喜出望外。
我一直记得那天她说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一叶孤舟在人生的汪洋大海里漂浮，要善于找到自己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点，一旦找到了，别人就不能动摇我。我比较顽强，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能让舆论左右我。一个单身的女人，没有这一条，很难坚持下去。”这席内心独白是有感而发的。在中国这块封建沉积极厚的土地上，单身女人都要过人盲可畏这一关。吴仪差不多习惯了，只要她的职务有所变动，就会有一股流言伴随着蜂拥而起。
果然，她当上北京市副市长以后，最初的知名度竟来自一则捕风捉影的流言。“不畏人言仍从容，女子到此是豪雄”。吴仪以她的坚强、自尊、独立以及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回答了一切。
她出生在湖北武汉，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在清贫的家境和富有的书本世界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她从小胆子大，什么也不怕，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长大以后选择职业，也和女孩子不一样，她要干石油工业，闯一闯男子汉的世界。60年代初，她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以后常年奔波在兰州与北京郊区的荒原、沟谷、野外，先后担任过技术员、技术科长、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书记。1988年当选北京市副市长。三年后调任外经贸部副部长。1993年入阁，任外经贸部部长。此时此刻，恐怕已无人再怀疑这位女部长过人的才干了，只是她的双鬓，不知从何时起悄悄地生出了缕缕银丝。
请部长从后门退场――这叫什么话?
如果说当北京市副市长时，吴仪还能采取龟缩政策，多干活儿，少曝光。那么当了外经贸部长后，她旋即成为国际国内新闻界追逐的热点人物，被记者团团围住，面对数不清的麦克风、录音机、闪光灯就成为家常便饭了。
正像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级官员，吴仪从来不拒新闻界于千里之外。她很乐意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她参加新闻发布会，一定要留出时间让记者自由发问。当然，允许提问，就意味着要回答问题，就是有一定风险的。外国记者可不管你那一套清规戒律，什么问题敏感，他们就问什么。
面对这样的发问，吴仪并不怵头。我发现，对方问题提得越尖锐，她的反应越敏捷，言辞越流利。我们和她开玩笑:“吴部长是优秀运动员的料，心里素质特别好，最擅长临场发挥。”
其实，聪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接受咄咄逼人的交锋式采访，正是展示自己的才能与个性的机会。
她对我们，对国内某些记者有点儿意见，她几次对我说，你们的拼劲儿，你们抓新闻的敏感和主动，不如香港记者，也不如外国记者。
今年初，中美之间爆发了一场贸易危机。元月6日，美国单方面宣布从元月17日起大幅度削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中国方面闻讯后也表示将采取报复性措施。那几天里，我见到吴仪，她一脸怒气:“美国佬真霸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报复清单。”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从元月15日开始，最后的谈判移师北京。
外国驻京记者密切关注这场中美贸易危险的走向。与纺织品配额休戚相关的香港地区，更是专门派出记者北上采访。谈判大楼里唇枪舌战了三天，这些记者就在外边苦苦等了三天。
几位香港女记者盯住了指挥中方谈判的吴仪，她们不顾北方三九天的严寒，采取紧逼盯人的战术，跟在吴仪的后头东奔西跑。她们先在外经贸部门口堵她，得知她到嘉利娜餐厅参加外事活动，又守在了餐厅外边。工作人员告诉吴仪:“门口让香港记者堵住了，请部长走后门吧。”
吴仪很不以为然:“这叫什么话?”她大步流星地走出大门，主动地迎向那几位小姐，和蔼地解释说:“谈判还在继续，况且在私人场合，我无法向你们提供什么新闻。明天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欢迎你们在会上提问。”
第二天，美国人节外生枝，在最后关头又提出三个问题，于是原定下午三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只好向后推延。已经等了三天的外国记者和香港记者还没说什么呢，接到通知刚赶来的国内记者，有那么一两位却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地追问:“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
经过连续十一个小时的艰苦谈判，这场中美贸易危机终于化解。在胜利的喜悦里，美中不足的是，我的同行敬业精神差，给吴仪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
吴仪真诚、坦率、明快的风格，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得到了更加淋漓酣畅的展露。这一风格已作为中国高级官员开放的新形势，引起越来越广泛的瞩目。
她第一次进入国际贸易谈判圈，是在1991年底。那时她到外经贸部履新不足四个月，副部长的椅子还没坐热，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两天，中方代表团团长突然生病了，于是，吴仪临时上阵。在匆忙飞往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她不会想到，这是历史和时代给她的一次机遇。从此，不仅中央和国务院发现了一个难得的国际贸易谈判人才，吴仪本人也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
这是一次棘手而艰苦的谈判，吴仪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的显而易见，美国佬的霸权主义。美国人仗着财大气粗，开场白就来者不善:“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内。当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中国坚持开放，走向世界，在经济方面，就必须向国际惯例靠拢，不可能让别人来迁就我们，只有我们就范于国际惯例。正像打篮球，在国内比赛，由你说了算。但是如果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就只能按照国际规则打。当然，关起门来无法无天惯了，就范是很痛苦的事情，要伤害一些部门的利益，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吴仪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过程里，始终处于两难选择:即要向美国人讨价还价，力争最大限度的融通；又要使我方的让步，能够被国内所接受。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难。
1992年元月17日下午，长达两年零八个月之久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两位女性――很有意思，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也是女性，在一份文件上分别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天，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劲增28.98个点。
两年过去了，这场谈判的意义看得越来越清楚。当时吴仪在谈判桌上所做的一些让步，已被实践证明代表了中国的一种进步，文明的进步。
吴部长很会修理骄横傲慢的美国人
不打不相识。在这场谈判中，吴仪表现出坚韧、犀利与机敏，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美国贸易代表、被称为国际贸易谈判圈中铁女人的卡拉・希尔斯和吴仪交了朋友，她称赞吴仪“即是国家利益坚定的维护者，又是坚韧的谈判者”。
去年底，吴仪到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会。走进麦迪逊饭店的套间，只见客厅里放着一大束鲜花，鲜花下面放着一封信，信里写道:“吴仪部长:欢迎您来西雅图，祝您愉快。您诚挚的卡拉・希尔斯。”
西方国家近年来频频起用能干强硬的女性作为谈判代表。美国前任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现任副代表巴谢夫斯基，现任助理代表德洛西・道斯金都是名副其实的铁娘子。吴仪作为一个东方女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经贸部长，面对她们，在谈判桌上从来气势如虹。她多次对我感慨地说:“我一出国，爱国主义感情就特别强烈。”
吴仪的同事告诉我，吴部长很会修理骄横傲慢的美国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基本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因此在国际商战中，吴仪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人。
西雅图会议期间，美国曾排出了一个最强的谈判阵容，和吴仪交锋。这一天下午，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带着副代表巴谢夫斯基以及三位助理代表，其中包括主持过中美市场准入谈判的沃尔夫和在美主管中国复关谈判的德瓦斯金，一起来到吴仪会客的威斯汀饭店2158号房间。在短短的寒暄握手以后，表情严峻的坎特，开始表达美国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一连串的严重关注。
在这番来势很猛的长篇独白结束后，吴仪立即有理有据地进行了陈述和反驳。她的同事说:“吴部长快人快语，她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她的风格。她不打官腔，不兜圈子，把话讲得很白，很透，直截了当地把美国人最不愿听的问题捅了出来。此语虽然刺耳，但美国人受用，因为他们认为吴部长真诚，可以信赖。”
会谈结束后，坎特送给了吴仪三个形容词，概括了他对这位女部长的印象:
“一个wellbriefed(情况熟悉)、formidable(难以对付)但又interesting(令人感兴趣)的对手。”
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
冷战结束后，国际大气候向着“商重于政”的趋势发展。此时此刻就任外经贸部长，吴仪感到肩上担子分外沉重。从发展多边和双边贸易的迫切需要出发，去年她一连出访了十二个国家。她在加拿大向企业家们演讲时说:“我是一个推销员，我推销的是我的祖国中国。”为了中国的商品进入世界市场，为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她呕心沥血。
吴仪干什么都很投入。这一点，我早有领教。还是她当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为了从意大利引进一套乙烯装置，她跑有关部门，跑了148次，终于在她离开市政府之前，把这件事办成。化工局为她作了上述统计，表示要为吴仪补偿鞋子的损失。
她是个工作狂。出国访问也不例外，每天的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有时候连早餐也不放过，实在插不进日程的，她就安排一个共进早餐。《国际商报》去年登载了一篇通讯《西雅图纪录》，其中透露了吴仪11月19日的活动日程，这一天，她从早晨八点三十分到晚上二十二点，共参加了七个活动，有重要会议，有会见记者，有与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会谈，还有与企业家见面，几乎一点儿间隙都没有，午餐以一包方便面代替。
她去年出访的一些城市，罗马、米兰、维也纳、柏林、悉尼等，都是文化名城或旅游胜地，但她无暇观光，下了飞机马上投入工作，有时候连城市的模样也没弄清楚，她又飞走了。在加拿大多伦多时，她甚至顾不上
经贸人才意气风发去观看近在咫尺的世界著名尼亚加拉大瀑布。但素来体贴别人的吴仪，却给没有看过这一胜景的随行人员，统统放了假，让大家玩个痛快。
她的同事说:“吴部长在国外很辛苦。因为她的谈判对手或会见的客人，总在不断地变换，而她始终坚持看对象讲话，从来不讲千篇一律的话，不讲没有内容的废话，所以相当劳心费力。”
这样地看对象讲话，与拘谨、刻板的官式发言相比，往往取得很不一样的效果。吴仪对加拿大企业家的演讲结束后，那些大老板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不仅要进口中国的商品，而且要进口像“MadamWu这样的部长”。
但吴仪在那次出访的回国途中，上飞机后，还没吃完饭，靠在椅背上就睡着了。
我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闯进我的生活!
吴仪直爽的性格，使她个人的一切透明度颇高。只留下一个大问号:“为什么始终独身?”
她吐露过这样的肺腑之言:“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我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闯进我的生活。”
她属于很典型的50年代青年。苏联文学的情结浓厚，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亚的道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百看不厌。一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仅使她毅然选择了石油专业，而且在她的心目中，塑造了像巴特曼诺夫那样的白马王子。后来她说:“可能我把生活过于理想化了。其实现实中并不存在。”
她受小说的影响，也曾把事业和爱情对立起来，企望先立业后成家。结果立业无止境，家反而被搁浅了。当然，长年在荒原山沟里干石油工业，也使她的选择受到某种限制，一旦走上高级领导岗位，可供选择的范围似乎更加狭窄了。
其实独身也是一种家庭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庭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了，人们有权作出不同的选择。况且独身家庭保存着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内心世界和怡然自乐的活动天地，未必没有情趣。对有些人来说，这种选择恰好成全了他们的事业。
作为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吴仪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投入了工作。现在她和她的一个侄女生活在一起。不久前她的兄嫂退休后从兰州进京与她作伴，她的家庭生活是很坚实开心的。再说，吴仪活得真切，活得实在，自然也就活得潇洒。这种活法不会寂寞。尽管她单身，但她拥有很多朋友，要知道大家都喜欢真诚的人。
(王晓夫摘自《今日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