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和《飘》是两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的经典小说。《红楼梦》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展示了所谓“康乾盛世”时的地主阶级动向。《飘》则描述了南北战争及其前后美国南方由奴隶主种植园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动态。这两部小说中有两位个性遭遇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王熙风和斯佳丽，两者具有同样觉醒的女性意识，同样精明能干的个性，但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美国南方的贵族小姐斯佳丽自主把握着自己的爱情并在执著地渴求爱情的艰难奋斗中，成为新旧社会交替中适应北方工业文明潮流的弄潮儿；而中国南方的贵族少妇却成为贾府这座将倾大厦的总管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封建社会的殉葬品。笔者试就二人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比较，相同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男人性格巾帼英雄
这两个女人可以说都是美艳绝伦，闭月羞花。两位作者又一致地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她们的容貌，而且都写得逼真鲜活，鼻子、眼睛、眉毛、嘴巴、体形、身材、衣着、饰物无不一一道来，好像她们就站在你面前一样，能让你看个真切，一个是“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一个是“并不漂亮，但极富于魅力……脸上显然混合着两种特质”。而两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旁人的话语来烘托她们的美丽。两位二八俏佳人，仿佛是并蒂的两朵姐妹花。
她们虽不乏女性的千娇百媚，却又冲破当时社会定型了的性别模式和角色规范的重重枷锁，展现了耀眼的女性风采，这种风采与其说是对传统女性价值的叛逆，不如说是对女性人格中男性气质的彰显。王熙凤出身洋务家庭，自幼当男孩养、与男孩为伍、与洋人洋物接触的开放型成长环境减少了传统儒家文化中封建的伦理规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观念对她的影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时，压抑又引发了她女性人格中潜在的男性气质，使她与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和要求大相径庭，性格中颇多粗犷、张扬和暴力的一面。如会撑舡，会放炮仗(40回、54回)，恼怒时爱扇人耳光，又快又狠。同时她也获得了当时应属于男性才可能具有的聪明才智。她天性口齿伶俐、反应机敏、果敢好强，生活环境又激发促进并定格了她坚毅刚强、“有泪不轻弹”、独立狠辣而又自信、果断的主导性格。这使她惯于发号施令，办事杀伐决断，胆略识见非凡，而且喜欢争强好胜，性格中强烈的支配欲和统治欲使她对钱、权极度爱好，例如她克扣月例放债盘利，“弄权铁槛寺”(15回)为了三千两银子间接地害死一对有情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显示了其极强的权力意志。对权力的争夺、把持和尽情施展，充分满足了她支配统治他人的强烈欲望，也使她成为能干实事的齐家才。在“协理宁国府”中她绝好地展现了出色的驾驭全局、治繁理乱的才干。她一上任就快刀斩乱麻，理出府中的五大弊病，然后对症下药。她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纵横捭阖、运筹帏幄，短时间内就把一个乱糟糟的宁国府整治得秩序井然。相比之下威烈将军贾珍、一等将军贾赦和工部员外郎贾政都没有这种才干。因此，冷子兴说她“竟是个男人万不及‘的”(2回)；秦可卿赞她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贾母说她是“霸王似的一个人”，连作者曹雪芹也掩不住“都知爱慕此生才”的褒奖之情，感慨道：“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
如果说王熙凤的“男性特质”是由于家庭出身和环境的影响，斯佳丽对淑女规范的叛逆则有一个对所爱的阿希礼的承诺，，一直护理着本应是情敌的玫兰妮到产下婴儿，又冒着战火硝烟历经颠沛流离把他们带到相对安全的塔拉庄园。在母亲病死父亲痴呆、战乱和贫穷使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逆境中，她毅然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负，力排众议，固守在塔拉庄园的土地上；为了保护家园杀死入侵者，在复兴家业的过程中不择手段，雇佣战俘，摘棉花时打妹妹耳光，甚至抢夺妹妹的未婚夫；她眼光长远独特，看到了南北方之间买卖交流的潜力，义无反顾地选择与北方佬做买卖并因此致富。算起账来比她那丈夫强一百倍，而且处理问题毫不拖泥带水，
干脆、冷酷、清醒，“完完全全像个男人”。在这一切的行为中，她张扬女性自我意识、挑战男性主体论，使阿希礼这样一个无法在战后废墟中重整旗鼓的堂堂男子相形见绌，并日显苍白。斯佳丽活在以教养礼仪著称的美国南方，其母亲是温柔典雅的南方淑女的典型。为了使女孩长大后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淑女母亲们对她们不厌其烦地教导，希望她们成为规范的南方淑女。但斯佳丽不吃那一套。她从小具有生气勃勃和不肯屈从的性格，不愿做顺从无知的姑娘，常常违背母亲的教导和男孩一起爬树、掷石子；她坚决拒绝像传统的南方淑女那样为了在公众面前少吃而在吃烤肉宴席前塞饱肚子；她不愿为了引起男士的怜惜保护之心而压抑自己的主见和思想。做等待他们挑选的可怜商品，而是大胆地向阿希礼表白爱情，并对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男人颐指气使、不屑一顾；新婚丧夫，她虽然迫于习俗穿上黑衣，却于不久的舞会上欣喜地接受瑞特的邀请以一袭黑衣摇曳于五彩斑斓的轻歌曼舞之中。如果说上述举动都是天性使然的自发表露，是“双性同体”的和谐共存，那么随着南北战争的日益严酷，斯佳丽逐渐摒弃了贵族小姐的娇气，其性格中的“男性特质”使她日益表现出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坚强的性格和现实的人生态度、逆境中不甘沉沦的勇气、顽强的生活能力、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为爱牺牲的精神。战争中，她穿行于身负重伤、截肢垂死的战士中充当医生的助手；在大沦陷的那个晚上，她冒着被炮火炸成碎片的危险，保护玫兰妮和她的孩子回到塔拉庄园。《飘》的故事背景是摧枯拉朽的南北战争，是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北方资本主义与腐朽没落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的较量。斯佳丽抢手头有现金的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并看准时机独自经营起锯木加工厂。为了提高效率、利润，减少成本又不致引起政治纠纷，她力排众议，我行我素，租用囚犯，容忍工头克扣工饷和体罚囚犯：在竞争中以次充好、不择手段并不顾非议，力主与北方佬买卖交易，并因此获得丰厚利润，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初期的某些特点。当周围的人们都为那个崩溃的时代痛哭时，斯佳丽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智大勇，开始顽强地开辟自我生存的空间。她的一系列行为已经离经叛道。她以一个接一个的惊世骇俗之举，不断地去顺应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成为美国南方一个较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社会中的强者和女英雄。
二、金钱至上唯利是图
人们常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放在这两位女子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她们都是金钱的女儿。从斯佳丽说起。她的作者生长在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强国，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自然脱不了资本主义的金钱观，自然有一种对资本的天生喜好，所以笔下的人物即便处在社会转型期，身上仍不免带有明显的资本家特点，或者说是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农奴主变成资本家，斯佳 丽就是美国南部资本原始积累的一员骁将。在南北战争后，她先于她的同伴们意识到再也不能用旧的方式生活了，于是她很快转变成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她所需要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钱”，为了钱“哪怕要她去杀人，她也在所不惜”。终于，她从一个满手老茧的庄园管家太太，变成了木材厂的女老板，为了这一切的实现，她杀过人，搜过死尸，到牢里探望过囚犯，使尽狐媚甚至不惜以自己作代价：她还抢走过亲妹妹的未婚夫，雇佣监狱里的死囚做苦力，还不给他们饭吃，残酷虐待他们，使用各种伎俩打败对手扩大自己的生意。做的这一切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是因为“我爱钱，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爱些。”但是正如性格是环境使然一样，人生态度也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想想她所受的苦吧，战火纷飞的年代好不容易回到家，却没有吃的，联军临走时带走了所有东西，只是在地里找到棵萝卜就像找到救命的良药，迫不及待地咽下去；想想她常做的梦，一团迷雾使她看不见方向，看不见未来，而她只是孤独地在雾中寻找，可是却不知道要找什么，每每惊醒。她只不过是一个被饥饿吓怕了的可怜的孩子，一个受到生存威胁，没有安全感的无助的女人，她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不再挨饿，也不再让她的家人挨饿，找回失落的温暖，失落的安全。她是唯利是图，可是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她贪婪、冷酷的一面，更应该看到这个制度在资本原始积累时的血腥和残酷，看到她无比坚强、乐观、积极的一面。相对而言，凤姐的生活环境衣食无忧。她出身在“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的大清帝国“专管各国进贡朝贺”事宜的豪门巨户，凡有外国人来，都是她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她家的，然而也正是因为生长在这样的一种环境氛围里，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染上了聚敛资本的习气，成了个满身铜臭唯利是图的市井小人。而且她的婆家贾家也到了末日。“虽外面架子未倒，然内囊也尽上来了。”家族巨大开销与入不敷出，家里人虽多却没有一个理财过日子的人，主子一味挥霍，奴才挑唆撺掇，外面还有宫里的太监等人来敲诈勒索，王熙风以舍我其谁的姿态挑起了本该男人挑的担子，她弄权铁槛寺，只是牛刀小试，两日工夫害死两条人命，实为那三千银子，此后胆识愈壮；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发，她到宁府大闹一场，不过是为了要他们“孝敬”几百银子而已，尤二姐死后，还不忘赶紧把她的东西搜查一遍；至于推迟发放月钱用来放高利贷，偷老太太的值钱东西当了，私自动用甄家寄存在贾府的财物，真是“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而她不仅贪婪，还极为吝啬，这点跟斯佳丽不同，不是她的她要想方设法搞到手。是她的说什么她也不会随意让给别人。但也有例外，陪老太太打牌，她为了讨好老人家故意输钱：探春结诗社拉她入围。她为了不扫姑娘们的兴出钱做东；刘姥姥进荣国府，也许是出于一时的善心，她给刘姥姥一包银子让她回家做个小本生意过活，不过，这些都是小钱，一转眼她就能百倍千倍地赚回来，直到抄家，“忽喇喇似大厦倾”，苦心经营又能如何呢?!我们不要只看到她的贪婪吝啬，她的目的也只不过仅仅是想维持这个家，满足自己的富足生活。当然有点不择手段。从上述不难看出，社会制度的更迭，不管是剧变还是渐变，都能无形中刺激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聚敛，试想一个不是很太平的岁月里，除了有比别人多许多的钱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人在这种境地里生存下去，进而发展呢?不在困境中爆发，就在困境中死亡!两作者正是同样抓住这么一个契机，才创作出了这样两位乱世佳人。
三、阴险毒辣红颜薄命
她们俩的绝顶聪明有时显得过于阴险毒辣了。斯佳丽到处抢别人的男朋友，却仅是利用而已，她把烂木头卖给忠厚老实的人，从中牟取暴利；风姐逼死尤二姐，因为她年轻美貌深得丈夫宠爱，她害死贾瑞，可谓阴险至极，只因为他对她产生非分之想。可是反过来想想，如果不是这样她们也就不是她们了，处在这么个“人无完人”位置，处理这些事，有时不狠辣点的确是不行的。就像斯佳丽说的，她们是在狂风暴雨中摇着一只负载沉重的船要使这只船浮在水面上，已经要花不少力气，因而她们不能不把有些无关重要的东西丢到船外去不管了。所以她杀人，杀的是个威胁到她一家生命的人，是个强盗；经营木材厂不那么阴险，倒闭的就是她。风姐把不利于她的人都想办法除去，否则被动摇的就是她；她苛罚下人，泼辣强悍，不然管不住那帮倚老卖老又偷懒的人。凤姐的命运像那首《聪明累》中所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身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破人散各奔腾。”也许这些正如那“因果报应”，造就了她的红颜薄命。斯佳丽最后被白瑞德抛弃。她们的薄命并不在于人生的长短，而在于生活的缺乏温情。首先可以说她们没有什么亲情。斯佳丽似乎好一些，爸爸宠她，妈妈待她也不错，可是跟妹妹感情不好，和前两个丈夫没有爱情，第三个丈夫虽爱她，她却没有醒悟，最终失去了爱情，女儿也不幸夭折。凤姐的内亲，在书中与她关系最紧的是王夫人，但也谈不上什么亲情，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帮手，而一旦出现了新帮手就无情地推开她，丈夫更是一个用情不专的人，夫妻貌合神离，如同仇人，她最亲的大概也是女儿了，不过巧姐的命运也不尽如人意。其次，她们没有朋友。斯佳丽由于她的做法无法让她的同伴理解，所以失去了所有南方人的认可，只有玫兰妮了解她，爱护她，但是她直到玫兰妮去世后才醒悟到玫兰妮对自己的感情，才意识到自己对玫兰妮的感情，只是一切都已逝去。凤姐唯一的朋友，也许是秦可卿，因为她俩地位相仿，感情较好，所以可卿临终前会给凤姐托梦；再有就是她的丫头们，以平儿为首，小红收尾，可她们对她不是朋友，仅是一种奴隶意识的尽忠，地位是不平等的。文学是人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正是由于两位作者有很好的真实的生活基础，才能塑造出如此逼真的人物，而不仅仅是脸谱化的模式。她们都有血有肉，有缺点也有优点，她们不是一无是处不可救药，她们也有善良的一面，有时气得牙痒痒的，可是要是三日不见又想得慌，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回味无穷。
不同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活背景不同决定其命运的不同
斯佳丽生活在移民较多文化多元的由奴隶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美国。王熙风生活在中国古老封闭落后的封建社会末期，她没有选择爱情婚姻的权利，她嫁给贾琏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斯佳丽则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并且可以一再结婚，别人也不会有风言风语。像斯佳丽那样坐在男人中间打情骂俏，大跳华尔兹，刚死了丈夫就和瑞特亲热，王熙风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女人结婚后就很少再有男人爱她，即使死了丈夫，也几乎没有再婚的权利，所以王熙风被休后只有死路一条。而斯佳丽结了三次婚，每次都能自由选择，试问旧中国的女子有几个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呢?斯佳丽在被瑞特抛弃之后，还会充满希望地想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即使靠自己她也能充满希望地活下去，而社会却没有给王熙凤留下任何的活路。斯佳丽得到了无数男人的爱，三个丈夫 都爱她，特别是瑞特，对她爱到了极致。而王熙风有过爱情吗?和贾琏的夫妻生活刚开始还是和谐的，后来由于王熙凤不允许贾琏娶二房，到外面拈花惹草，贾琏骂她是夜叉星、醋缸，恨不能杀了她，这时两人已经没有一点夫妻情分了。王熙风和贾蓉贾蔷说说笑笑，还引起贾琏的不满，这就是她唯一风流之处，至于贾瑞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能引起王熙风的厌恶。终其一生，她没有爱情可言。两人的生活背景不同，斯佳丽生活环境开放，她所参加的宴会舞会可以自由选择伴侣，她少女时代可以和阿希礼并肩坐在一处谈心，甚至和阿希礼有婚外情。而王熙风参加的家宴上不允许本家男人参加，更别说邻家男人了，王熙风小时虽也过家家，但在少女时代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谈心却不会有这个机会。斯佳丽可以驾着马车去经营锯木厂，拥有自己的财产和事业。而王熙风却不能离家半步，离开了婆家就活不下去，只能在料理家务中显示自己的才能。同样得罪人，王熙风害怕遭人暗算，事实是很多人恨她恨到骨子里，恨不能置她于死地而后快，最终这些人的落井下石也是王熙风悲剧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斯佳丽自始至终没有遭人陷害，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她，对她的处世方式提出质疑，但她身边还是有几个忠心耿耿的朋友和爱人如玫兰妮与白瑞德，王熙凤落难时没有爱人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刘姥姥来救助她的女儿。
二、“妒妇与狐狸精”：文化对比
王熙风是作为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压迫无后妇女的典型及“妒妇”的形象进入“金陵十二钗”的。她的悲剧是封建一夫多妻制、夫权和族权伦理统治妇女的悲剧。斯佳丽则被许多文学评论者冠以给爱她的男人带来厄运的“狐狸精”型女性。封建末世的“男尊女卑”观念和“无后”不孝论使备受淫浪丈夫煎熬的“醋缸醋瓮”最终被休弃并客死“哭向金陵”途中。个人主义盛行的新大陆则以其实用的毁誉参半和摧枯拉朽精神孕育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的恶之花”，在遭丈夫离弃后仍然能满怀信心地抱有“明天会是新的一天”的希望。
王熙风之所以变得心地残忍、手段狠辣，主要是贾府这个官僚世家推行专制主义家规及封建伦理的结果。一夫多妻、重男轻女的封建生育观，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孝道观使生有一女，患有恶疾唯恐不能生育的王熙凤感到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凡丫头们二爷儿多看一眼，她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她对贾琏像“防贼一样”，用毒计逼尤二姐吞金自尽，这导致贾琏怀恨在心，决心效法风姐迂回取胜的情势，设谋休弃了她，使她在“哭向金陵”的途中短命而死。她将人人玩弄于她的股掌之上，最终也未能逃出封建社会与封建礼教的股掌。
斯佳丽最受人指斥的是用情不专、玩弄男性，被人视为“狐狸精”。因为她嫁了三个男人，两次守寡，一次被弃。在情感的追求上她确实背离了上流社会的规范，远远脱离了“淑女”之道。她三次嫁人都不是出于爱情，一次为了赌气，一次为了保住塔拉庄园，第三次为了过更富足的生活。由此可见，王熙风的“妒”是想维护被爱的权利，斯佳丽寻求的却是方便和享乐。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前者成为因无力反抗族权夫权只有恨丈夫的情人的“妒妇”、“醋缸”，而后者却是为了对所爱者的承诺帮助自己情敌的“狐狸精”。
《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封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制度在工商都会中向市场经济转轨转型的初始阶段。王熙风是一个18世纪中国贵族大家庭中的精强狠辣的少妇，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将倾大厦中，她只能是在封建伦理的夹缝中寻求手段，以求生存、发展。她虽千方百计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旧秩序，却以管家人的身份最先敏感到封建末世经济上的衰败，看到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为传统的封建消费和封建经营所累。她既是专制制度的疯狂执行者。又是一个该制度的受害者。她以女性身份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充当男性的管理角色，其封建性使其不能超越封建专制寻求到出路，而她的叛逆色彩为封建伦理的维护者所不容。由于她的价值不为男人所肯定，结局必然是被男权抛弃。结果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殉葬品”。斯佳丽生在一个因刚刚独立而经历着成长痛苦的民族，东征、西进运动增强了其文化的创业色彩。她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竞争中去，去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斯佳丽的精神与遭遇从一定程度上寄寓了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美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她“寻求个人的自立，达到个人表现；立足个人思考，追求个人自由，进行个人抉择；实现个人平等，坚持个人竞争，保证个人生命”充分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美国精神和强烈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