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球将小得几乎可以被一份晚报折叠起来 社会生活的改变不可能不影响精神空间，至少精神空间并非空中楼阁，它也需要现实中的阳光、空气，需要在现实的土地上生长，那么，该如何描述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的精神空间呢?
谈到这些，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傻瓜”这个词，在以往，它因对智商的怀疑和嘲弄而令人惟恐避之不及，可是近来它又因能使我们头脑安逸和懒惰而成了人见人爱的抢手货。比如傻瓜相机，还有更多风头正健的傻瓜系列产品，甚至还有教我们如何为人处世的“傻瓜”系列图书，总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诸多复杂的东西都变得无比简单，从而也越来越大众化，人们欣喜无比地享受着这种便捷。当然，要实现这一切，可不能像老太太绣花，一针一线绣一辈子，而是大批量生产，高速度复制。于是，经济全球化就成了应运而生的时势英雄，在这个一体化过程中，可口可乐和肯德基的配方可以全世界一般无二，电脑从键盘到命令语言也可以全球通用，那些暂时不统一的人们也正在制定各种标准让它们走在被统一的路上，而那些被提前纳入了某种标准的产品正在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在一个经济可以呼风唤雨的时代，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决不仅仅是股票指数的波动，它们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越发使我担心：人们的头脑会不会在简单化统一化的浪潮中也被格式化?要知道，人类的精神图谱只有越来越复杂、多元，才越有魅力，而“傻瓜”和一体化之类的，则是多元性和个性化的死对头，它让世界只以一种方式存在，或者说在它预设的模式之外你别无选择，这将和世界上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没有山川，而只剩下人一样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将逐渐枯萎，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这不是危言耸听，想一想连性这种最个人、最私密的事情许多人都要依赖专家的“科学指导”，还有什么不能像走正步一样被统一呢?商业大亨可以一夜之间让全城的街道上飘着宣传他“独家产品”的彩旗，而传媒巨头可以让世界杯足球赛的解说只有一种声音，那千千万万的大众呢?则在充当了这些产品和声音的消费者同时，又成为它们的义务传播者。诗人欧阳江河在《站在虚构这边》的序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也许，地球将小得几乎可以被一份晚报折叠起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通栏标题下，几个版面就足以概括生活，花上几毛钱就能通读。……读者全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一种全球通用的传媒语言来整理思想，表达看法。这种硬通货式的语言，人们说它的时候好像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见是兑换过的。它散发着主持人语气和嘉宾口吻，意在造成一种历史正被现场直播、而每个人都是应邀出席者的假相。”
支持这种统一性的是强大的科学话语，二十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科学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无所不能，它划分区域，制定标准，引导人们按着这些条条框框去生活。科学发达，空间、时间都被缩小在眼前，古典时代，小说等文字所承担的传播知识、沟通信息、带给人难以经历到的奇幻感觉，随着电视、网络等即时传媒的普及早已风光不再。从前，远方是看不到，文字为每个阅读者插上了翅膀，带着他们去经历很多日常生活中无法经历奇异的风光。现在，文字跟许多画面、影像相比，其笨拙日益显现，而且信息密集度不断加大，一张小报就可以将世界每个角落中的离奇故事尽搜眼底。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世界的神秘性消失后，人们丧失了对世界探索的热情，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公式、法则、数据，一切都交由专家打理，听凭专家处置，因为科学已经使人们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日常经验、身体感觉，而对那些“不科学”的信任感也越来越低了。月亮上不再有美丽的嫦娥，吴刚捧酒的故事也随之而去，我们看到的月球是石头、山谷，没有桂花树，也没有广寒宫，这样实在的、真切的“真实”极大地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存在于事物周围的迷雾没有了，精确性提高了，人们想象他们的方式也单一了。作家们写现实越来越精巧了，却越来越没有想象力。叶兆言叙述“嫦娥奔月”的小说《后羿》在后半部分就成了宫廷戏，我非常理解作家，他的空间只有那么大，写出来的只能是符合逻辑的情节，没有丝毫神秘感。《后羿》中从仙丹到后羿的神箭都是货真价实的，当我们重述神话的时候，述出来的比现实主义小说还现实，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有几分乏味?
在这种精神背景下，文学恰恰站在了十字路口上，要么加入到这种统一中来，进而被统一掉，成为方方正正的批量产品；要么退守到自己的精神城堡和传统中去，咀嚼着现实的不同滋味，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的自由存在。而这二者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精神是退出了作品，还是高高扬起。可以说，像文学这样强调个性、独特风格的东西在这个精神格式化的时代中必然会遍体鳞伤。
二、躺在炕上发烧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论抒发何种胸怀，那些优秀的篇章里都有着蓬勃的精神在飞舞，屈子“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诗句中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而“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则在悲愤中言志，不论身处何境，诗人高昂着头的身姿都令人难忘。“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太白的自负和大才得遇摆脱现实羁绊的兴奋。沉郁、颓唐未必看不出作者的精神，老杜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心可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之时，也不曾失魂落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又是何等雄浑、开阔的景象!古人说此句乃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是“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那是从中可体味出阔大的生命境界。但在许多当代文学中，这种文字背后的精神、人心却被抽空了，一位学者说：“我能大致触摸到一些现代作家――比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老舍、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一的心，却很难理解和我面对的某个当代作家的心。我知道当代作家都很能写，想得都很多，到过许多地方，但不知道他们心里究竟有什么。我和他(她)们之间，他(她)们彼此之间，真正心灵的沟通都很难!但文学的生命不就是心灵沟通吗?没有心灵沟通，没有心灵碰撞、冲突、理解、共振、吵闹、同情，还有文学?!”看不见“心”，在我看来就是精神的缺席――这致命的弱点让当代创作面目模糊。说实话，我常常会把一些作家的作品相互混淆，除了我的坏记性而外，那么多人的作品中弥散着一种疲塌、无力的气息，文字背后缺乏独特的个体精神支撑恐怕也难辞其咎。在这个时候，文字相对笨拙的现代作家的优势却尽显出来，他们的文字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为之输血，他作品呈现出来不同一般的气色和更为丰富的世界。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有两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一是得小器而忘大道，小说从语言、情节、结构无不精雕细刻，但整个作品却难以打动人。二是 拣拾一地鸡毛，却没有完整的心魄。当代文学创作在对物质碎片的津津乐道和对技巧玩弄的自得中逐渐失去精神的血色，以一副苍白的面孔向着平庸的深渊大步迈进。我们并不缺少技术，缺的是强大的精神支持和不懈的精神探索，而没有这些，作家的创作将丧失内在的驱动力，为写作而写作终将会把作品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精神缺席，还会折断作品的翅膀，使其无法从庸常的生活中超越出来，从而落入灰头土脸的人物和鸡零狗碎的故事中。也就是说作品中充满了物质性的情节、细节，然而却没有将它们聚合起来的心魄。精神缺席的文字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灵魂，或者灵魂被流俗、观念所俘虏，从中，我们看不到创作者精神跃动、挣扎和困惑。――这样说，无论如何都很抽象，确实也难以用某个量化的指标来说这些，何况，“精神”之于作品，是处处不见又随处可见的，但也并不玄虚，特别是面对一篇具体作品，你就不难体会精神的在场还是缺席了。
李优斜倚门栏，跷起兰花指嗑瓜子
舌尖轻吐，红唇翕合。两只土狗在门前嬉戏
梨花四处纷扬，坟冢上青草萋萋
一年过去了，她和许多男人调情
让我怀恨在心。我是村里唯一的书生
那天，她又向我抛来媚眼
旗袍下的乳房鼓胀，腰肢柔软
修腿隐约浮现。李优李优，我念着她的名字
把她压在雕花床几上，她要走我的初次
我要走她水底的叫声、泛香的身子
李优，她像蛇一样缠绕，窒息地
用蛇尖吸走我的髓。我像月色一样
一泻千里。我说要娶她作媳妇
她躲在锦凤被衾里咯咯地笑个不停
不行，她说不能耽误了你。眼里烟雾氤氲
身子香软，她抚摸着我的小兽
再次进入她。那天正是她
两年前出嫁的日子，她长我四岁
是异乡人，她离开景龙村时，梨花落尽
我在炕上发烧，梦见她的身子像一场大雪
覆盖我。之后数年，我再没碰过女人
我完整地引用了这首诗，目的是让高智商的朋友们告诉我，作者究竟写了什么?“村里唯一的书生”一次艳遇、偷情，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价值和意义被解构了，作者也就仿佛获得了豁免权，可以将私密性事件毫无保留地变成文字，但文字不能仅仅是一个叙述符号，它要传达一些什么吧?我试着沿着作者的思路来理解：从旗袍、乳房、腰肢、修腿，到舌尖、言语、气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欲望化的景观，但有身体却没有灵魂，有欲望却没有精神，如果一首诗只是复述某种欲望或追逝一段忧伤，那对作者个人可能意义重大，但对于阅读者来说，又有什么必要去关注这些仅仅属于作者的感觉呢?在私密性和公共性之间如果不能达成某种进退有据的契约，那么，这种写作除了露私－窥私之外，还有什么呢?这无形中降低了写作的品格，但我不能不说这是很多私人化写作的通病。许多体验的碎片没有精神的升华，不过仍是一种感觉；而且似乎的个人性里却有着千篇一律的陈腐。即如这首诗，寡妇偷情，少年的第一次，甚至梨花、蛇的意象，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精神的平庸不过让重复了多少次的东西凭作者的笔借尸还魂而已。
中国传统文论强调“风骨”，虽然过分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未免狭隘，但如果脱离具体的语境，以创作通论而言，应当看到论者更强调文字背后的精神，甚至认为“精”对于文字而言是内在之力，“神”为之外在表现，总之，文字背后的世界与文字表面的功夫同等重要。《文心雕龙》言：“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说明古人早就看到只是铺排辞采，而无风骨的话，那么文章“振采失鲜，负声无力”。钱锺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此种说法，我们认为也有真理。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条，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么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么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看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所以，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然而，当代创作者似乎忘记了这些古训，重视物质性细节、个人心情的精心刻画，或许没有什么错，但细节背后一片虚空，那么私有的细节未免如同缺了钢筋的建筑，风一吹就会坍塌的。我有时把这些罪过归罪于张爱玲，因为好多她的传人们在物质性细节表达方面已经青出于蓝了，但后来觉得这笔账不应当记到祖师奶奶的头上，她的笔是细，心是尖，但每当读到范柳原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这令我不禁感慨，到底是张爱玲，不仅会运弄文字，有着出色的观察力和精细的感觉，而且还有骨子里的生命悲凉感，这倒是每一个模仿者应当细细体味的，或者张氏笔法可以模仿，这种生命中的悲凉或者基于每个写作者自身的体验和体验升华的精神性的东西却不是随意复制的。
过去，我们常常批评中国作家只会空洞地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很重要的问题是作家们不知不觉地“代圣贤立言”、用抽象的规律简化了生活和历史的丰富性。摆脱了宏大叙事以后，一些作家却不由自主地滑入了个人化的陷阱。真正的写作都是个人化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个人化并不能只是一些私人的情绪和感觉，而需要思考，需要作家对生活、世界、历史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当然，他不必要为这些观点做宣讲师，但这些看法让作家能够搭建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心灵世界，而不是积攒一地鸡毛的感觉。说得再严重一点，作家得有信仰――不论信仰什么――个没有精神信仰的人，文字不会走得太远。这些年，作家们的绣花功夫都大有长进，或者都在用心良苦编织一针一线，惟独不能通过自我看世界、跳出自我看世界，结果用密密织下的网却把自己闷死在小天地中。如在一篇题为《愚蠢长存》的小说中，作者写一个作家莫名其妙地回到他以前生活过的小镇，在这里与一个叫叶晶莹的美女一步步走近的故事，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道具，那就是“我”多年前偷父亲的一把枪，而被叶晶莹以色诱偷走做了违法的事情，小说结束在“我”要离开小镇雨中。小说中散发着无所事事的陈腐气息，说“陈腐”是因为作者无非在复述生活、复述感觉而缺乏对生活的认识，对生命的体悟。作家来小镇写作既不需要理由，在这里的生活也没有逻辑，反正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人物 都像幽灵一样在文字中飘来飘去，而不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有根的树，能够让你立即感受到他的伟岸和坚挺。作者细腻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从这点而言，当代的诸多小说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我甚至觉得作者写得多细啊，主人公细如毫发的感觉都被作者捕捉进来了，比如这个作家提着箱子走进小镇到住进旅馆，作者几乎复制了每一个感觉：小店铺里美丽女孩的目光、买火柴的细节、打听要有电话的旅馆、小镇与多年前的变化，旅馆的环境，总算让主人公住下了，又交代那把与“我”相处多年的手枪。这十分钟的路走得那么漫长啊!小说的主体情节是“我”在小镇上写作和与美女的周旋，从内心渴慕到上床，每一笔的心理都到位，但又很俗套，这样的故事当代作家写起来轻车熟路。说实话，这样的小说看得多了，不用往下看读者都知道作家下面要怎么写了，不是说作家无能，而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而对现实不能有精神超越的写作，除了复制生活还能怎么样?我佩服的是作者写到结尾仍然不动声色、不紧不慢：“我”的枪被偷走，打伤了人，“我”想着要离开小镇，在大雨中居然遇到了另外一个美女王冰，以前“我”与她仅仅是相互的一瞥，没有故事，在结尾中故事来了，“我”想象着自己的前景、对王冰的感觉，两个人在避雨中两个人身体贴在一起了……这样的叙述也算完美了，但完美的叙述又写出了什么呢?有精确的心灵描写却写不出人的精神状态，整个小说缺乏强大的精神引导，读这样的小说如同躺在床上发烧，有气无力，没有精神，是消磨时间的好材料。但这样写下去，无非是把小说降低为一些感觉怪怪的故事和一堆细致入微的感觉，这样的小说不断重复着，等于小说在自杀。
打开杂志，这样的作品连篇累牍，有的作品你还会觉得写得也不错，比如《鸡蛋面》，用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眼睛来写一个青年对一个家庭的介入和离开，“开多”与“姐姐”的故事，开多讨好“母亲”的鸡蛋面，开多为了得到姐姐所做的一切，到最后开多又干净利索地丢下他们回城了。小说的叙述简洁，对不同人物心理的把握点到为止，那种鸡蛋面“尝尝鲜就忘记”的人生感慨也让人有着沧桑感。所有都够好小说的条件了，至少，表面上我不能说作者哪里写得不好。可是放下书，突然觉得作者的世界多么小啊，在重复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无非是讲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抒发一点人生感慨，在她步步到位的叙述中仍然缺乏大的精神支撑，那么这终究还是一个小物件。我们的时代对很多作品已经没有太高的要求了，可是这样的故事如同一个标准的美女，单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惊艳，可是融进人群中，你完全找不到她了。不是你的眼睛的问题，而是她的做派、装扮跟每个人没有多少差别，而是你看不清她的精神世界。作家当然可以就此满足了，但我也想多说一句：中国是个文字大国，历来不缺文字的，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一点为几十年、一百年后书写的雄心，满足于昙花一现的文字荣华，那你也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因为那些文字几乎耗尽了你一生，哪怕没有心血，也有时光啊!
三、还要承认有个天上
最近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有大师，没有杰作；而当代文学有杰作，而没有大师。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但说话者仿佛忘了最为残酷也相对公平的一条文学评价标准：大师写出的未必都是杰作，可是没有写出杰作的人是无论如何不配享受大师这顶桂冠的。我试着去体会发言者的潜台词，可能是指现代文学作家有着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但他们的作品在文学表达或文学技术上却远远不如当代文学，尽管当代作家很难产生他的前辈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说法几乎作为一种共识为人所接受，但是，且慢，要最终认可这个现实，除非证明现代作家的创作都是文字不过关，不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否则，你如果承认其中的优秀作品同样具有相当的文学性，那么就不能因为他们不曾使用过意识流或者其他的表达技术的不纯熟而断定他们的作品就比当代作家的作品差。但我同样能够理解，这种说法背后潜藏着后来者的洋洋自得，那就是语言符号可以构成一个封闭的自足的文学审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技术至上，而其他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这个误区，恰恰造成当今中国文学不断颓靡；从中，作家们也应当自思：为什么自认为已经比前人写得好了，读者们却总是无动于衷不买账。
在二十世纪功能强大的科学神话的影响下，技术膜拜也渗透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本来是为了提高文字技艺的规则在各种教科书的催生下成为束缚创作活力和作家想象力的紧箍咒。人人都在说文学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话没什么错，问题是“怎么写”不能仅仅是写作的技巧，否则就是将写作这个本来十分复杂的写作活动简化成可以按某些配方来执行的一个工艺流程。粗糙的文字将会使文学丧失美感，但过分的技术迷恋同样是一种偏识。先锋小说以来，中国不少作家跌进了这种偏识中，从乔伊斯到博尔赫斯，作家们关注只是意识流和叙述的圈套，马尔克斯所提供的似乎只有可以模仿的《百年孤独》第一句话，而大家很少关心在什么思想背景怎样的精神状态下才有这些写法。曾被推崇备至的现代派艺术，仿佛只是表现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变化，而很少关心这些艺术先驱们的精神波澜和困顿。对此，作家李锐的一番话可能不是无的放矢：“很多所谓的先锋小说家他只不过是看了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以后，再用汉字把它模仿一遍，至于说，对自己的精神处境、对自己的历史处境、对自己的那种最真实的感受，他没有多少感悟。……可以大胆地放手写，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为我所用。可是在这个实验和写的背后根本没有那种最直接的生命感受，没有一种内心的自我需要。他只为写而写。比如说卡夫卡，他无疑是一个先锋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他对于他身处的那样一种社会的极端的反感。……他的那个感悟是和他的那种现实生活直接地、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因而他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化作语言去对抗。”
常识早就教导我们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是，语言作为文学呈现在外的物质主体却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形成语言力量和审美度的不仅仅是语言的优美、搭配的巧妙(尽管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语言除了这些技术性的因素之外，语言中还熔铸着作者的精神力量、生命体验和其他鲜活的信息，是它们共同造就了语言，造就了各式各样的文学语言。汪曾祺的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但千万别孤立地理解这话，看看他接下来怎么说的：“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不能把作品的语言和它所要表现的内容撕开……”“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很难想象，鲁迅的语言与他那个决心自食、外冷内热的灵魂无关而仅仅是遣词造句的功夫上乘。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如果读不出作者所传达出来的强大的、震撼人心的精神，而仅仅是语言的优美，你不怀疑这是在玩文字游戏，或者说你能够理直气壮地承认这样的文字写出的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吗?这个说法似乎 极端，但却反证了上面提到的技术迷恋的思维误区。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评价契诃夫的创作：“话题转到契诃夫和高尔基身上。托尔斯泰照例大大地称赞契诃夫的艺术天才。契诃夫缺乏明确的世界观，这使得托尔斯泰烦恼……”“世界观”是托尔斯泰更为看重的东西，哪怕他在赞扬契诃夫写作手法“登峰造极”却不无保留地觉得没有精神世界，小说只能是“精工的细木器”：
他的写作手法已经登峰造极。我已经重读了他的小说，读得非常满意。有些篇……是真正的杰作。……不过呢，那些小说完全是一种精工的细木器，其实并没有内在的、一条线的联系。
艺术品里顶重要的东西，是它应当有一个焦点才成，就是说，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齐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上放射出去。这个焦点万不可以用话语完全表达出来。实在，使得优秀的艺术品显得重要的，正是因为那艺术品的完整的基本内容只能由那艺术品本身表现出来。
忽略了精神层面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迷恋于技术，是新时期文学本体苏醒之后愈走愈远的倾向。而一部好作品应当是一座桥，它连接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而精神的缺席，将使这座桥失去了对岸的风景成为一座断桥。汪曾祺很形象地说道：“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人在“红尘”、“人间”，也要向着“青云”，要“相信”有“诗”，这才是一个伟大作品的艺术气质，它扎根深厚的土地中，但永远向着蓝天生长。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没有大家和巨著照亮，那将是一片黑暗，可当呼唤大作家和大作品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影响中国作家迈上这个台阶的最大拦路虎就是创作中精神的缺席。已经有人撰文指出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艺术探索和精神探索不平衡的问题，其实整个文学创作都存在着这个问题，精神缺席的创作和人们提不起精神的阅读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问题。那些流水账似的或者资料卡片式的散文，并非言辞不优美，也并非叙述没有章法，而完全是精神平庸或思想陈腐，才让作品失魂落魄。
精神的缺席让当代文学不断萎缩，人们除了从中能够读读故事、消磨时间、窥视隐私之外，文学似乎与大家的关系若即若离。然而，文学本不应当把自己弄得如此尴尬和狼狈，如果作家们能够勇敢地承担起维护精神丰富性和创造性的神圣使命，那么，文学仍然会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好的心灵庇护所和精神栖息地。那种企图通过某种努力达到统一或一致的事情首先应被人类自由灵魂的维护者所拒绝，每位作家要有从自己的内心和立场出发对事物做出判断的直觉和能力，而不是屈从于某一种流行的观念和压力，做出违背内心的发言。文学中基于对自身处境深切体验之上的认真思考，是精神的跋涉，它从个人的体验出发，但绝对又要超越个人去完成对人类和世界的关注。它可能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哪怕就是在重重困惑中也保持着向星空仰望的姿态。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没能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对精神问题的关注，是一个作家的境界问题，它决定着这个作家的高下和到底能走多远，对于那些伟大的作家来说，蜚短流长的社会琐事、小报新闻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写作素材、思考的起点，但他们思考的深度绝非小报水平。翻开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在这些文字中感受昆德拉的思考和精神回响，我看到了作家的精神海洋之浩瀚和渊深。作家的精神不是死海、荒原，他可以兴致勃勃地争论贝克汉姆的头型美不美，神农架有没有野人，或者是细致入微地描述西洋大餐一道道菜是怎么上的又是怎么吃，也会时时注视头顶上的星空，面对个人的精神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