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达夫的小说里描写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致上有三类:一是弱国孑民的留学生；二是时代的隐退者；三是社会的零余者。第三种形象在他的小说中写得最多，构成了郁达夫笔下知识分子形象体系中零余者的画廊，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零余者的形象，早在俄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但他们都是俄国上流贵族社会中“多余的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不属同类。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有在贫民窟里卖文的作家，有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教员，也有愤世嫉俗的社会畸形儿等；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大都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带有浓厚的自叙传的特征。
郁达夫于1922年从日本东京帝大得经济学士学位回国，但回祖国后的遭遇却是失业和贫困；在“创造社”从事文学生涯中曾遭到出版商的剥削和文坛上的冷遇；后在北平、武汉等地教书，又处处碰壁，长期抑郁不得志。象“五四”落潮后的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他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在历史的三岔口彷徨、苦闷。这些经历，在他回国后描写的零余者形象中都有所反映。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压迫，在社会上备受歧视，饱经失业的痛苦，不满黑暗现状，时叹世道不平；想自我振作，起来反抗，而又不免陷入郁抑颓唐的深渊。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零余者》)
《风铃》中的于质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踌躇满志，认为回国以后在“社会上占的位置定是不小的”，可是一踏进祖国便感到自己希望破灭:“中国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身的人看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但只要有政治背景，那又另当别论，象N市医专的一个选科生，在学校里以吸纸烟贪睡出名”，由于他是某要人的女婿，回国后就出了名。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黑暗腐败，知识分子学成回国以后，即受到失业的威胁。
《血泪》中的“我”，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一下轮船就因饥饿和贫血昏倒在码头上，身上一文不名，到处借债无着，日进当铺，夜宿公园，饱受流浪之苦。
《茑萝行》可看作是《血泪》的续篇，写“我”在上海街头，无钱回乡，几次想跳黄浦江自杀，后来终于回到乡下，从“失业的苦味”中形成了暴戾性格。他把自己“在社会上受的虐待，欺凌侮辱”，一一向妻子身上发泄，于是妻子“变了一只无罪的羔羊，日日在那里替社会受罪，作了供我这无能的暴君的牺牲”。这个家庭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年代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小说还提出造成经济苦闷的社会原因是“社会的组织的不良”，发出了必须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的呼喊。
《离散之前》、《杨梅烧酒》、《唯命论者》、《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描写一些文人寒士在逆境中的困苦挣扎。《离散之前》写于质夫和邝海如、曾季生等作家在出版商的压榨下的苦斗:“他们三人受了衣食住的节缩，身体都渐渐的衰弱起来。到了无可奈何的现在，他们只好各往各的故乡奔。”在临散之前，他们沉痛地把自己所编的丛书、季刊、周报在天井烧毁。小说纪录了“创造社”前驱者们艰苦奋斗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作家在“五四”以后的痛苦遭遇，在感伤的笔调中充溢着愤懑激越的反抗情绪。《杨梅烧酒》也是一篇爱国知识分子的血泪控诉书。小说描写一个在国外专攻应用化学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到处碰壁，只好在一所英文补习学校里教书，以每月十六元的工资糊口。他学非所用，贫愁潦倒，但还是念念不忘将来造就一座玻璃工厂为祖国贡献才智:“我的应用化学的知识，回国以后则还没有用到过一天，但是，我这一次总可以成功的。”可是，在那恶浊的社会里，这种雄心勃勃的“理想”，只是他醉后的一番狂言。《唯命论者》中的小学教员李德君贫困不能维持家计，竟使他萌生非分的奢望，把所有的余钱去买一张彩票，结果赔了车资又失去了饭碗，终于在校门外投河自杀。另外如《茫茫夜》和《秋柳》中的主人公于质夫由对社会的失望而产生性的苦闷，于是到妓院中追求情欲，以求解脱。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除了精神上的空虚和消沉，有时还发出愤世嫉俗的慨叹；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同情。如《薄奠》和《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就带有这种进步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在《薄奠》的结尾，那个满怀“抑郁不平之气”的“我”，对着达官贵人狠命地咒骂:“猪狗!畜生!”，表达了对罪恶社会的愤怒。
总之，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大都是贫困潦倒的知识分子。这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形象，在当时曾引起许多读者的同情。他们从这些形象中“发现自己的模样”，“识知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在这些人物对黑暗势力的血泪控诉中，激起读者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但也应看到，这些零余者的处世态度大都是消极的反抗，甚至沉溺于色情或颓废，给读者精神上产生麻醉和安慰。这些消极因素也暴露了郁达夫世界观中落后的一面。
(田禾摘自《课外学习》198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