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1年陈白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离开四川已三十六年了，我时时地、深深地怀念着它。除了少年时期居住的家乡以外，我在上海住过十年以上，在首都度过十五个春秋，遣返南京也达十六个年头了，但我还是怀念只住过八年的四川……”
的确，是抗战时期的重庆成就了中国话剧运动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话剧运动的黄金时代成就了剧作家陈白尘。
率第一支话剧队伍入川
陈白尘曾撰文写道：“有这么一个剧团：它在中国戏剧运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转瞬而逝了，没有为中国剧运建立什么业绩；但它的存在与经历都有值得一记的地方，……这就是上海影人剧团。”
这个剧团是陈白尘将其带入重庆的。
从上海动身的那天，是1937年9月23日。之所以要说它颇有“值得一记的地方”，这是因为它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支入川的话剧团体，为此它经历了后来者所不曾经历的苦难，遭受了后来者所不曾遭受的屈辱；它以自己的顽强和努力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可以称得上是开路的先锋。
“八一三”沪战爆发以后，聚集于上海的戏剧工作者遵照中共组织的指示，组成了13个演剧队，奔赴各个战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时与其堪称姊妹的另一支队伍――电影从业人员，却一时显得群龙无首，不知去就。蔡楚生将明星、联华、艺华、新华四大影片公司的新老明星们组织起来――包括王献斋、汤杰、徐莘园、龚稼农，以及白杨、谢添、施超、吴茵、路曦等34人――委托于伶找人将他们带至大后方。就这样，年仅29岁的陈白尘临危受命了，于伶的指示非常明确：“正因为有一批老牌的明星在内，才需要更多的年青人进去掺沙子。抗战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做救亡演出工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此时的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基本上还处于军阀割据之中；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虽说已经伸进了夔门，但仅仅于重庆设立了一个蒋介石的行辕，“陪都”之说，那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了。为了预防种种不测，陈白尘和沈浮、孟君谋三人组成了一个常务理事会，实行集体领导。一路上的艰辛尚且不谈――天上敌机频频轰炸，地下交通混乱不堪，全团人马足足走了22天，才抵达目的地重庆。然而当地军阀的骚扰与蛮横更在意料之外――市长李宏琨仅凭一张名片，就像招唤歌舞女的“条子”一样，直接传呼女演员到其府上“赴宴”。为此，常务理事会不得不制订出一个《生活守则》：“除集体行动外，任何人不得单独参加社交活动。”以此来保护女演员们的安全。
影人剧团的正式公演是在10月27日。毕竟这是头牌影星第一次光临重庆，更何况人数又是如此之多，陈白尘不得不以负责人的身份请求于观众：“望四川同胞勿将我们的团员当明星看，请于剧情里边求内容。”随后又以剧团的名义公布了一项决议：“因要求签名者过多，从今日起，每求签一名字，捐法币一元，交抗敌后援会。”
10月19日，面对有增无减的“追星热”，剧团不得不在《新蜀报》上刊登启事：“入川从事救亡演剧以来，辱承各界人士或宠予招待，或设宴欢迎，本团自即日起加紧排练，对各界招待容有方命之处，请予原宥。”
首轮演出是在国泰大戏院，剧目为陈白尘创作的三幕剧《卢沟桥之战》，及独幕剧《沈阳之夜》。剧场外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剧场内气氛热烈，情绪沸腾。每当台上呼喊出“我们为民族而战”时，台下无不掌声雷动，呼声四起。为了支援前线，剧场专门设立了“慰劳座”，将其收入的25％作为捐款。11月2日，第二轮演出开始，剧目为塞克的《流民三千万》，以及屡演不衰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周后，又推出了陈白尘的新作《汉奸》。
上海影人剧团终于在重庆的舞台播下了抗敌的火种，为大后方的戏剧运动拉开了序幕。11月7日，《国民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全民文化”谈到影人剧团的演出》，对剧团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希望再接再厉，“成为一个具有伟大力量的引动的马达”。来自观众的反应也同样不少，有人提出应该降低票价，以争取更多的观众；有人建议应该到农村和部队演出，以扩大宣传的范围……
11月30日，影人剧团胜利地结束了重庆的公演，移师成都。临行前他们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上连登启事3天，以鸣谢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关怀。
对于这朵“小小的浪花”，陈白尘这样总结道：“平心而论，上海影人剧团之进入四川，确实推进了西南地区的演剧运动，提高了演剧水平。而后来大批的电影从业人员之投入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这对于1941年重庆剧运高潮的到来予以了有力的支持，其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无私无畏领导中华剧艺社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预防国共合作破裂时进步力量遭到损失，中共南方局对国统区尤其是重庆地区的文艺队伍进行了重新部署：一批人前往根据地，一批人转移到香港；留守在重庆的戏剧工作者，立即成立一个不受官方控制的民营剧团，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
于是，中华剧艺社便宣告成立了。阳翰笙这样论述它的功绩：“这支文艺队伍……在大后方的戏剧运动中，起了核心与骨干作用。”周恩来更是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中华剧艺社的领导班子，是阳翰笙在与周恩来协商后亲自“点”的“将”――应云卫为社长，负责对外联系、集资筹款、租赁剧场；陈白尘为秘书长，负责主持内政、团结队伍、制定演出计划。那天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确立了剧社的组建方案与班底人选。后来阳翰笙在赠与陈白尘的小诗中追忆道：“记否张园文协内，共谋破敌到鸡鸣……”“张园”，指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所在地张家花园，当时包括陈白尘在内的一批没有撤离的人员都借住在那里。
然而，最初剧社却连栖身之地也没有，只好于南岸黄葛垭苦竹林附近租下几间破旧的泥瓦房。据当年还是“小鬼”的刘川回忆：“陈白尘有计划地组织安排了好些艺术训练活动。如请名导演陈鲤庭、郑君里来给我们讲‘史丹尼’表演课，做小品，排戏剧片断；请途经重庆的舞蹈家吴晓邦、盛婕夫妇每天早晨带领我们练舞蹈，做早操。……有这样一位乐观的无私无畏的人来领导，剧社是绝对压不垮打不散的！――他是一位忠心耿耿、有胆有识的组织家与活动家，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戏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剧作家吴祖光也曾有一段时间与“中艺”借住在一起，他说：“我深深感到白尘兄不仅是位话剧创作的大师，而且是个处理人事的高手。……剧团内的矛盾无论有多么复杂，又无论有多少纠纷，一到了白尘那里，仅三言两语，任凭是三九严寒也立即化解为一片春阳。”
然而，对于一个完全靠演出收入而生存的剧团，其掌门人更得具备不让大家“饿死”的本领。陈白尘后来总结出民营剧团所遭受的剥削与欺凌：“第一是捐税。所谓‘娱乐捐’（这种税在成都曾叫做‘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话剧演出和妓院营业被同等看待）、防空捐等几乎是票价的百分之百，而票价又有限制，因此即使场场满座，剧团收入也不能足以支付支出。第二是剧场。剧场老板是商人，唯利是图，卖钱的戏他与你分成，不上座的戏则要你包场，遇到政治压力，他又根本不租给你场子。第三是地痞流氓和军警特务的骚扰。他们只凭一身老虎皮或一张‘派司’便可以出入剧场，无人敢阻拦。第四，则是社会上产生出了一种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职业――戏剧‘掮客’。他一手找一个社团为演出者，一手组织一批演员、一个剧本，临时凑合一场演出，也名为‘打游击’，从中捞取钞票……”
就这样，中艺的成员们一个个因为贫穷而病倒了，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前台主任沈硕甫去世时，陈白尘哭诉道：“七十二行，哪行不能发财？但我们都挑定了这穷困劳碌的行当。七十二行，哪行不受人艳羡？你我偏选定了这‘与娼妓同伍’的职业。挑选了这种行当，安于这种行当，身受这种行当所特有的虐待，而又死而无怨，这不正是你我命中注定的悲剧么？”
这是他的悲愤，更是他的不屈――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与应云卫等人一起，将中华剧艺社的大旗一直扛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1982年，陈白尘为这一曾为中国话剧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的剧团写下了这样的总结――“中艺草创时仅有三千元开办费，人员经常保持在二三十人，后来到四五十人左右，但能在敌人心脏地区辗转奋斗达6年之久，演出了包括在戏剧文学史上将长放光辉的大型剧本不下50种之多（如《屈原》、《天国春秋》、《长夜行》、《风雪夜归人》、《法西斯细菌》、《孔雀胆》、《家》、《北京人》等等），演出场次在二千场以上，观众约二百万人次，而且为未来的新中国锻炼出了一批戏剧骨干。”
周恩来启发写出《岁寒图》
陈白尘喜爱重庆，这不仅因为他与重庆的话剧运动休戚与共，还因为他有一半以上的剧本完成于抗战期间的重庆。他说：“当年周总理在重庆，不仅亲自指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而且还亲自指挥了戏剧战线的斗争。我那时就是在周总理的鼓励和教导下写戏的。”
陈白尘一生创作了50多个剧本，但他最钟爱的当属完成于1944年初的《岁寒图》。此前，中华剧艺社一直在万般艰难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乃至最后不得不另辟码头。身为秘书长的陈白尘明白，要想剧团长期坚持下去，必须增强自身的战斗力。于是经过一番调查，他写下了《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危机”安在？他认为是少数人不能守穷，意志薄弱，乃至出现了贪污的现象。以舞台装置为例，他“锱铢必较”地算出了一笔细账，仅钉子一项，就有80％不知去向。为此他得出结论：“每一个剧团的每一次演出，在它与观众见面之前，经济上先就在如此这般的‘浪费’和并非‘浪费’的情形下掐死了生命！”于是他将这一情况直接告到了周恩来那里――“我向总理反映了这些情况，并说想写部戏揭露这些劣迹。总理亲切地对我说：腐败的是国民党顽固派，是那些发国难财的军政要员、投机奸商。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还是要作正面的教育，鼓励他们坚持斗争。总理的这一席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周围的熟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困苦之中均能忠贞自守，可感可佩。于是黎竹荪、沈庸、江淑娴等人物就这样逐渐地活了起来……”
这是陈白尘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也是他写《岁寒图》的真正动机：“我寻找这酷烈的严冬里耐寒的人物！”他太爱他笔下的黎竹荪大夫了：他忘我地工作，将救死扶伤当作自己的天职；他助人为乐，以自己的鲜血拯救垂危的病人；他不为金钱所诱惑，一身正气彪炳千秋；他不畏艰难和挫折，哪怕只剩一人，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陈白尘从心底赞颂他们：“这些无声的人物，才是真正伟大的英雄。是他们在真正地维护着抗战，是他们为天地间留下点正气，是他们为这芸芸众生判明真正的是非善恶，为今日立下了真正的道德标准。没有他们，这抗战将无从继续；没有他们，这抗战更无法度过这严冬！”
更尤其是，为了强调“严冬”的酷烈，陈白尘以浓笔重彩涂抹出了一幅冰天雪地的“岁寒图”――这里有直接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寒流”：是他们百般刁难，迟迟不批准黎竹荪制定的《防痨计划》；是他们不闻不问，致使肺结核病的死亡人数每年高达500万；是他们克扣工资，令医务人员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这里还有间接来自这一黑暗社会的“冰雪”：“大学教授也好，小学教员也好，公务员也好，文化工作者也好，甚至若干民族资本家，以至于规规矩矩的商人，也全都改行了！投机发财的心理像一股狂涛巨浪，侵蚀着整个社会！”……黎竹荪的同事们纷纷离他而去，终使他落得个徒有宏愿，无人相助，徒有抱负，无人支持，孤伶伶地坚守在雪虐风饕的严冬之中。
剧本演出后，曾受到来自延安方面的批评。何其芳指出：“我觉得忠贞自守还并不是这个社会的抗毒素，也不是它的药方。显然地，忠贞自守并不能阻止这个社会的腐烂，更不能给这种腐烂的制造者以什么损害。……要不被黑暗所征服，所粉碎，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与黑暗作战，征服它，粉碎它！”但是大后方的观众却由衷地喜欢它，赞赏“这是中国抗战时期里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它鼓动着人们坚守岗位，不与世俗妥协，要奋斗着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勇猛地消灭人类的共同敌人。”
的确，黎竹荪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抗战期间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更何况这正是陈白尘的“自况”之作，“明志”之作。他写下了这样的心声：“我知道冬夜还长，我们还要艰苦耐心地度过。而在此时此地，号召耐寒的气节，为抗战作最后的支持，正是我们对于每一个抗战人民最高的也是最低的要求！”
《升官图》的震撼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陈白尘以《升官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确立了政治讽刺喜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学者董健更是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如果把中国现代戏剧放在世界戏剧史的格局中去考察，要找到中国式的莫里哀或中国式的果戈里，当首推陈白尘。”
的确，陈白尘一生中写的讽刺喜剧实在是太多了：《恭喜发财》、《魔窟》、《乱世男女》、《禁止小便》、《升官图》……然而又有谁知道，那部被称作他代表作的《升官图》，竟是执笔于抗战胜利后的“喜庆”日子里，竟是完成在不见天日的“暗室”之中。
此时的陈白尘正在成都兼任《华西晚报》副刊的编辑，由于该报公开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反动行径，报社被捣毁，他本人也受到盯梢，失去行动的自由。中共党员田一平奉命将陈白尘隐藏起来，于是就在那间隐蔽的“准囚室”中，就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陈白尘以2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被他称作是“怒书”的《升官图》。
1945年的11月，陈白尘挟着这份“礼物”回重庆“归队报到”了。第二年的初春，中华剧艺社也由成都返回了重庆。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应云卫同意与“现代戏剧学会”联手排演这个剧本。此时的重庆，虽说有“东风”可借――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自由”二字也被挂在了嘴上；但是剧组的人员都明白，演出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剧本的讽刺实在是太犀利了，揭露也实在是太深刻了――不仅所有的人物都带有“长”字身份，而且汇集了官僚集团的所有劣迹。这里有他们鱼肉百姓的罪行，有他们升官晋级的秘密；他们高呼着“千里求官只为财”，也私语着“官得大家一起做”……可以说，作者已经扯下了他们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官府中的一切肮脏全都暴露无遗。这个剧本能否搬上舞台演出？
果然，准演证始终弄不到手，最后还是靠着金条才打通了关节；演出的场地更是难寻，重庆的所有剧场都被国民党控制了，想方设法才在七星岗巴蔓子墓旁的江苏同乡会借到一个只能容纳五六百人的小礼堂。然而，国民党特务仍然对它骚扰不休，不是向屋顶扔砖头，就是向场内撒沙子；或铰断电线，令台上一片黑暗；或敲锣打鼓，让你听不清台词。更有甚者，竟往售票处的窗口泼大粪，甚至当着女观众的面脱下裤子大小便……为了保护演员的安全，前台与后台均派出专门人员望风把守，一有情况，迅速撤离；为了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剧团特地购制了一台发电机，由舞台监督专司其职。
江苏同乡会礼堂的演出是于2月25日开始的，一个月后他们也不敢再出租场地了。于是剧组只得再去奔波，总算找到了这样一处地方――“《升官图》演出地点：民艺馆。在大梁子一园戏院对门青年会侧，直下数十步即到。”这是《新华日报》4月1日刊登的广告，其实它还是没有写清，真正的“剧场”是在中央公园内的一家茶馆里，舞台是用芦席搭成的――他们真的成为“草台班子”了!
然而，《升官图》的演出却震撼了重庆。城内万人空巷不谈，就连郊区的沙坪坝、江北、南岸的观众也纷纷涌来。一次，购买不到戏票的观众竟迁怒于临时售票员刘川，将他从七星岗一直追到临江路群益书店门口还不罢休。4月5日的晚上，前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等人和刚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将军也来观看演出了，他们在一块红绸上签下名字，以示对演出的支持和鼓励。
陈白尘是于1946年的5月“复员”离开重庆的――当年他率上海影人剧团而来，如今他领中华剧艺社而去；当年在重庆上演他的第一个戏是《卢沟桥之战》，如今在山城演出他的最后一个戏是《升官图》。
晚年时，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抗战时期，中国的话剧由成熟期进入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他还写道：“重庆的戏剧运动如日中天，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的确，话剧、重庆、陈白尘，已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责任编辑 何 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