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是荷兰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诞辰一百周年。高罗佩是一位职业的外交家，短短的一生，活了还不到六十岁，却因为他业余在汉学研究与侦探小说创作上的特殊成就，与中国因缘甚深，影响甚巨，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传记文学》上，就被人誉为“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六十洋客”之一，又在本世纪初的北京《华声报》上，再度被人选作“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外国人”之一，足见其在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时至今日，一般读者除了知道高罗佩写过一系列英文版的《狄公案》，风行一时，畅销世界外，对于其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许就了解不多了。更较少有人知道，高罗佩之所以名盛一时，还因为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汉学家，其研究涉及琴、砚、书、画、马、猿、春宫与悉昙等冷门课题，“冷”中见“热”，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而推陈出新，流传至今。如果要追根究底地问，高罗佩的贡献究竟在哪里？有何与众不同的地方？对今天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种种问题，还真不容易回答。因此，在高罗佩百年诞辰之际，两岸清华主导的一系列学术界活动，就有一定的解谜意义。
二○一○年十月，在北京清华大学近春园举行的“高罗佩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邀请两岸学者分别围绕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悉昙》、《秘戏图考》、《书画鉴赏汇编》、《琴道》和《长臂猿考》六部重要汉学著作，探讨其在今天的性文化史、悉昙文字、春宫图、文物鉴定、古琴音乐文化史与动物文化史等领域的前沿学术意义，别开生面。海峡对岸，台湾清华与汉学研究中心合作，在过去两年中，连续规划了三次“高罗佩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台北国际论坛，将高罗佩汉学研究与目前国际上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连接起来，邀请柯律格（Craig Clunas)、高居翰（James Cahill)、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毕嘉珍（Maggie Bickford)、史美德（Mette Siggstedt)、艾思仁（Soren Edgren)、孔维雅（Livia Kohn)、柏士隐（Alan Berkowitz)、高彦颐（Dorothy Ko)等一系列欧美一流的汉学家，群贤毕至，长少咸集，从艺术史、文化史、宗教史、目录学与文学等不同学科的视野，研讨高罗佩对于今天在物质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中开发议题的意义。笔者有幸参与规划推动两岸清华的上述高罗佩研究的种种新近学术活动，在此扼要从性文化史与物质文化史（笔者认为，物质文化研究其实包括了高罗佩之文物鉴赏研究、悉昙文字与古琴音乐研究等内容，所以把这些合为一体）两大方面，介绍一下国际间高罗佩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方向，以飨读者，也作为对高罗佩百年诞辰的一种学术纪念。
高罗佩对中国的性文化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自不待言，而在其《中国古代房内考》与《秘戏图考》两部名著之后，西方这方面的后续研究进展，则较少为人所知。笔者近年曾在台湾《汉学研究》上择要介绍，因不易为大陆读者所见，综述如下：仅就春宫图研究而言，上世纪六十年代，Sheng Wu-shan继武高罗佩，用德文撰写了 Die Erotik in China一书，专门研究中国春宫文化，内有大量的明清春宫图。同时，英国研究东南亚艺术史与春宫画的专家 Philip Rawson 之 Erotic Art of the East：the Sexual Theme in Oriental Painting and Sculpture 一书，也有专章讨论中国春宫画的传统，显示了西方正统的艺术史家开始把中国的春宫图作为东方艺术的一部分纳入其研究视野。到了八十年代，西方的社会与知识界，经过性解放运动，情色文化的大规模泛滥，春宫图不再是社会上的禁忌，于是以私人收藏为研究基础的中国春宫图专书，也次第面世。例如，德国出版的春宫画册《素娥篇》即是一例，而 John Byron 之 Portrait of a Chinese Paradise: Erotica and Sexual Custom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一书，则以作者本人的收藏品为基础，聚焦于晚清，研究的时段，渐趋于细致。约略同时，日本浮世绘春宫画的收藏家与研究家福田和彦之用意大利文与英文所作之中国春宫画系列专书，更呈现了中日春宫图比较研究的新趋势，展示在这一领域内东亚邻国的文化的同源与异质。接着，时至九十年代，距高罗佩自印《秘戏图考》约半世纪后，新一代荷兰的中国春宫图收藏家Bertholet将其私人藏品陆续公诸于世，计有《春梦遗叶》与 Gardens of Pleasure: Eroticism and Art in China 等两种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慕尼黑出版，前书为Yimen神甫所编，后书为Bertholet所编，书前有法国汉学家班伯讷（Jacques Pimpaneau）的序言。凡此种种之集大成者，则为高居翰目前尚未出版之 Chinese Erotic Painting 的大书，学界正在饶有兴致地期待其不久问世。
在今天的西方学术界中，“物质文化研究”已渐成显学。从历史看，“物质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名词的首先出现，是在一八四三年，这门学问却在十九世纪末即已成为人类学与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中，它逐渐发展成一个跨越历史、文学、艺术史、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跨界”领域，自有其特色，相当引人注目。然而，在很长的时段里，“物质文化研究”在西方并未与汉学界相关连。西方汉学界的“物质文化研究”，一般认为，要到柯律格在一九九一年出版Superfluou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后，才正式起步。不过，近二十年来，汉学界的“物质文化研究”，在美国与欧洲，开展得相当蓬勃，重点集中在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文学等领域，极值得借鉴。高罗佩生前，上述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潮流，还远没有引入到汉学界来，相信高罗佩应该完全不曾想到，其所著的各种汉学专书，是否属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个问题。至少，直到近年也还无人提出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其实与“物质文化研究”深有关联的论点。于是，笔者提出，高罗佩的汉学著作中，有很大部分是时代超前的“物质文化研究”：例如，《琴道》研究的乃是以“琴”为代表的音乐的“物质文化”在东亚区域内的流传。《书画鉴赏汇编》则论书画的装裱与辨伪，均从传统的文物书画的鉴定出发，融入文化史的视野，与今天所谓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一脉相承。《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分别从艺术史和社会史角度，深入涉及春宫画乃至性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悉昙》则从文、字、形、意，研讨其学的难传之秘，对象虽然是宗教文化，其处理的方式与视野却是“物质文化”。同时，笔者在台湾《新史学》的另一篇论文中也谈到，甚至属于动物文化史范畴的高罗佩的《长臂猿考》也与“物质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连。因此，从“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重读高罗佩，就成为高罗佩研究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再出发的许多新的研究途径之一。
高罗佩的各种汉学著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至中叶相继问世的，离现在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一方面，学术界惊奇地发现，其中很多重要的见解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历久弥新，可以启发新的诠释。另一方面，时代的前进，也使得其研究的各个方面有待批判性的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