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小二黑结婚》 传播 奇观 透视 摘 要：任何时期的文学都离不开传播活动，文学只有以某种形态存在的美的信息打动受众，产生了审美体验，文学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才能实现其自身。没有传播就没有所谓的文学艺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大师赵树理的奠基之作、他描写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一块里程碑《小二黑结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算是一个传播奇观。它的成功传播，首先在于赵树理对传播受众对象的明确定位;其次是传播媒介的恰当选择;再次是传播时机与时代潮流的因缘巧合。
传播就是不同主体间信息的交换与交流。文学艺术其实就是传播信息的文本，是一种“在媒介中传输语言、生成形象和唤起感兴以便使现实矛盾获得象征性表达的艺术”。任何时期的文学都离不开传播活动，文学只有以某种形态存在的美的信息打动受众，产生了审美体验，文学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才能实现其自身。没有传播就没有所谓的文学艺术。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大师赵树理的奠基之作、他描写中国社会变革的第一块里程碑《小二黑结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该算是一个传播奇观。它在完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太行山区根据地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高度欣赏。一九四三年九月，华北新华书店发行《小二黑结婚》的单行本，它的扉页上，就有彭德怀“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题词。据说当时新华书店刊行的文艺书籍以两千册为极限，但《小二黑结婚》初版两万册，已经形成超常的突破。次年三月，小说重排再版两万册，并附以说明：“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九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号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对小说出版后的情况作了这样的介绍：“立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太行山一个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小二黑结婚》一问世即迅速风靡读者，半年间发行四万册，创下新文学作品在农村畅销流行的新记录，在传播上它到底具有什么独到的优势呢?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其作一番透视。
一、传播受众对象的明确定位
文学活动是由作家创作活动和读者接受活动连结在一起的完整过程，文学接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来都不能超越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每一时代的读者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审美能力都存在着不同，有着不同的阅读期待。《小二黑结婚》的成功传播，首先在于赵树理对传播受众对象的明确定位。
赵树理心目中的传播受众对象即读者对象，是处于农村社会的普通农民。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他认为农民需要艺术，正如农民需要吃饭一样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事，“只要承认艺术是精神粮食的话，那么它也和物质食粮一样，是任何人都不能少的。”翻身后的农民，尤其需要艺术，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现自己、歌颂自己和娱乐自己。显然地，“五四”新文学同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是隔膜的，难以直接满足农民受众的需要，更无法填补或收缩广大农村文化生活的巨大“空白”。赵树理以“空白”为其立足空间，立志要为大多数农民写作，在民间世界构筑自己的文学理想，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理解上的。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受众的重要性，在创作中，坚持做一个为受众服务的传播者，并始终与受众保持密切联系，为受众而写作，受众是他的上帝。在传播学领域，传播者在情趣上、距离上与受众愈接近，就愈容易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由于赵树理独特的身世和人生阅历，再加上他不仅熟悉那个农村社会，而且更熟悉他的广大农民受众对象和受众的期待视野，准确地将受众对象定位为农民，作为传播者，他已经拥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
传播受众对象明确定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接受美学从接受者的视角出发，创立了“读者中心论”，接受理论认为，作家创造的文学文本只是一种开放型的图式结构，其间的许多空白需要通过接受者阅读过程中的创造性想象来填补。同样的，从传播理论来讲，文学作品的传播何尝不倚重于受众的作用?聪明的传播主体总是能够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传播策略、传播方式和方法。为农民写作是赵树理文艺思想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是他写作的起点和终点。农民受众最需要什么?最喜欢什么?这也是赵树理最先考虑的问题。韩非子在《韩非•说难》里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意在强调，在传播过程中要取得预期效果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了解受众的心理，然后用相应的传播策略、传播方式方法去说服他。是否了解受众心理，对受众心理了解得是否全面、是否准确，决定着选用的传播策略、传播方式方法是否对路，决定着传播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决定着传播效果的好与坏、优与劣。赵树理长期在农民中生活，与农民受众群体一直处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当然极易形成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相似的心理构建，因此也使得赵树理能够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农民受众群体的“期待视野”。这种与受众“期待视野”契合的自觉，无疑是赵树理成功的原因。“在传播中，传受双方生命空间共同因素越多，相互影响的作用也越大。”“人们彼此生命空间越是重合，意义的沟通也就越是快捷，一个符号所引发的回应也就愈是深长。”赵树理一再强调不能把群众不喜欢的或暂时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往他们手里塞。因而他自觉地选择了一条使新文化与中国农民相结合的道路，依据特定环境和对象对新文学与农村农民缺乏联系的缺陷进行改造、弥补，扩大生命空间重合面，“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对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表现手段进行了扬弃、改造，既表现了现代生活，又在小说形式上照顾了农民的欣赏习惯，将大众化的方式和新文化的思想有机地融为一炉，去表现社会变革中的农民，体现新社会对人进行改造的巨大力量，使新文化精神变得容易为最广大的中国农民所接受。“《小二黑结婚》发表了，人们高兴地读着它：这就是回答(指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作为一种有用的、阶级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武器)，这就是令人满意的文学。他们大声地读给农民听，农民们欢迎它的那种激动情绪，就像一个女人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一样。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他们自己的儿女和熟悉的人，他们被带进对他们来说全都很熟悉的情节中。”这种令人惊叹的深长回应，正是他的小说在各个方面充分“迎合”广大农民受众的心理与欣赏习惯的结果。
二、传播媒介的恰当选择
我们知道，传播是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交流信息的活动，而“传播过程是意义分享过程，传播目的在于使受众领会和使用传播内容”。所以，要获取共享信息的最大化，除了明确定位受众，还更要深入了解受众需要，贴近受众心理，恰当选择传播媒介，从而保证传播活动产生良好的效果。赵树理从事写作的目的是不计任何功利报酬的，而是“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尽力用民间“流行的简单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去“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故赵树理一再强调说，必须彻底改造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正确地去引导农民大众的艺术审美趣味，进而使他们树立起健康积极的人生观。作为文学传播的成功典范，《小二黑结婚》的传播媒介的恰当选择是值得借鉴的。
首先是平易通俗化的语言。赵树理始终以“老百姓喜欢看”为不可缺乏的条件。他说，“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住群众，受群众欢迎是最重要的。”“一种看法是先看基础，也就是说群众现在吃的什么精神食粮，再看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顺不顺口。从这里出发，不论思想性也好，语言也好，技巧也好，都要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然后从这个基础逐步提高。……我认为写进作品里的语言应该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懂，这样写作才能达到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赵树理把受众定位于农民，而农民又绝大多数不识字，只能以听众的身份出现，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赵树理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这便是赵树理为自己的作品设计出来的传播路线。考虑到受众的易于接受，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他用农民的语言，写出农民生活的故事，因为他就是一个农民，他自身就具备了中国特有的语言。”《小二黑结婚》的语言，很像一个老农用简洁、平淡的口吻讲出来的故事，而不是学院派们那种拘谨地修改出来的文章。语言的平易通俗化颇能适应农民受众的欣赏口味，缩短了受众与作品的距离，容易接受，明显看出了作者在使用语言时的良苦用心。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它体现出了传播者与大众文化的贴近。作品中字里行间表现出了贴近平民大众生活趣味的话语，自然会在无形中吸引平民大众的注意和兴趣，也就在客观上为作品的传播寻求到了一个广泛的传播群体空间，从而使作品被广为接收和再传播。
其次是生动有趣的评书体小说艺术形式。文学必须适合读者的需要，这是它的生命所在，否则就会被读者排斥，达不到传播的效果。赵树理在“怎样写”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煞费苦心。他既然把农民作为了文艺作品的传播对象，那么他就不得不考虑这一具体对象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特点，努力运用一种为农民所熟悉的而且对农民又有教益的、能被农民所接受的有效编码来创造文体。他说：“我在写《小二黑结婚》时，农民群众不识字的情况还很普遍，在笔下就不能不考虑他们能不能读懂、听懂。”又说：“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这两段话表明赵树理对农民受众是有研究而且了解深透，知道农民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接受水平较为低下，但仍具有一定的艺术感受或接受能力。所以，更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某种古典色彩的“听众”，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读者”。针对他们的接受水准、文化趣味、艺术爱好，赵树理创造了一种能消弭“五四”新小说与普通民众之间隔阂的与“可写性文本”大为异样的“中间性文本”――“可说性文本”，即所谓的评书体小说，为他们创作出《小二黑结婚》这样对口入味的作品。
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往往受到读者阅读经验的影响。“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文坛上的污泥浊水，旧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文学被他们以西方文化为武器缔造出来了。但是，由于这些新文学太过于“洋气”，与中国广大农民受众有较大的距离。“可说性文本”是一种与中国叙事传统相联系的“说――听”式传播模式，既有对传统文学的借鉴，又适应新型载体的特点，用浅显、生动、自然的语言，将现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演绎成引人入胜的曲折动人的故事。充分尊重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尊受众为上帝，在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中始终尊重农民受众群体的口味，这就是小说《小二黑结婚》成功地获得传播的秘诀。
总之，赵树理对传播媒介选择策略的恰当，反映在与农民受众文化水平、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高度契合上。“大量的传播个案表明，信息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准确地说，是取决于他们的经验累积程度。经验累积程度的适当可以使一种艺术传播具有高品质，而累积不适却可以使同一种艺术传播表现出很低的信息质量――对于特定的或确认的对象而言。”《小二黑结婚》特别与农民受众经验累积契合，因此农民受众对《小二黑结婚》的基本态度是“亲切”。“亲近感也可能形成两种极端的传播效用――从接受端来看，受众或者由于司空见惯而无动于衷，或者因为感触良好而共鸣强烈。无动于衷的文本由于形式机械而令人望而生厌、或由于幼稚的图解化而不胜其烦;而共鸣强烈的文本则因为表现出熟悉的生活而受观念认同。”从传播的实际来看，《小二黑结婚》显然取得了成功的传播效用。
三、传播时机与时代潮流的因缘巧合
赵树理对劝说、教化的创作意图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站在传播者的立场上，潜意识中一直把自己当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希望自己的作品内容上配合形势解决问题，“在政治上起作用”。他的小说之所以获得广大农民受众的欢迎和喜爱，与其小说传播的内容不无关系，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关照现实，直指存在的各种“问题”，紧跟时代的脚步，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而这种文学传播思想，与战争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功利性要求不谋而合。
丹纳说过，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不仅影响文学艺术的产生，而且影响文学艺术的传播。因为环境一方面来自于传统，即民族意识，一方面来自于时代精神。两者结合所萌发的力量是任何社会活动都回避不了的，因而会对文学艺术传播效果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在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抗日救亡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存在进入了作家的视野。赵树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选择广大的农民群众为其文学表现和传播的对象，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契合了“环境”的规约。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成了一个重要契机，对赵树理的成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讲话》与赵树理既有的文学观念和文艺实践可以说一拍即合，他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之后，我像翻了身的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正是这样一种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在契合，使得赵树理的作品在解放区顺风而起，广泛流传，并经由彭德怀、周扬、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热情推荐播至全国，进而晋冀鲁豫边区于一九四七年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理所当然成为《讲话》之后最为成功的作家。在中国左翼文化界被作为“方向”提出的作家只有两位，一位是鲁迅，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另一位享此殊荣的便是赵树理。对于这样的殊荣，赵树理本人的反应是：“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但此时赵树理个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一经被选定为实践《讲话》的“杰出代表”，对他肯定与否也就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
尽管赵树理的文艺观点与《讲话》有许多内在的契合之处，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的写作，并非参照《讲话》完成的;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也与《讲话》并非全然一致。与其说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或“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不如说是一方面是由于赵树理创作的突出，另一方面是与时代潮流的因缘巧合，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界选择了赵树理作为印证《讲话》有效性的经典。在当时，除了新秧歌剧等大众文艺之外，在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方面，大概再没有谁比赵树理更有资格被奉为这一新话语的代表人物，也没有什么作品比赵树理小说更符合“工农兵文艺方向”。正如孙犁所说，他确实是“应运而生”，是“时势造英雄”。因此，可以说“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赵树理属于顺应时代潮流而一举成名的著名作家”。传播时机与时代潮流因缘巧合，客观上造就了《小二黑结婚》的巨大而成功的传播效果。
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品鉴欣赏中，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实现。我们将《小二黑结婚》做传播学的透视，既是对这个经典小说文本解读的新的角度选择，进一步凸显其丰富独特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对文学传播行为的理性认识，把握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探索文学作品艺术价值完美实现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杨兹举(1966-)，海南琼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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