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被遮蔽的女性身体 对于人类而言，身体并不仅仅是由骨骼、肌肉、内脏组成的具有生物意义的实体，它还作为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化事实融会于社会基本理论框架之内。在弗洛伊德看来，为了防止基本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压抑是文明的代价。由于身体内部所蕴含的巨大而又难以驯服的快感、欲望、无意识等力量，贬低身体甚至让身体消失在文化视野中成为压抑的有效策略。在人类任何一个高度政治化集权化的社会文明中，都在倡导身体灵魂二元论的同时建构蔑视身体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由封建传统至现代文明的文化传承中，一直存在着否定身体、压抑身体的道德文化传统机制。这种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使身体叙事形成一个充满偏见与谬误的意义黑洞。然而吊诡的是，在将身体视为罪恶渊薮的话语系统里，父权社会中压抑最深的女性的身体，却“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并且有关女性身体的话语表述常常是制造父权社会道德神话与政治神话的最佳材料。无庸讳言，父权社会主流话语对于女性身体的贬抑、规范和使用，使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被伪善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情遮蔽，而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感性认知和细腻的感官体验也被反身体、反感性的传统身体伦理观念彻底驱逐，女性的身体处境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抑制了。”
由于女性个体的成长都是伴随着身体的成长完成的，身体叙事应是女性成长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性文化传统的制约，加之中国缺乏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背景，使五四以来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成长叙事在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不仅无法凸显以女性身体为核心表征的女性性别特质，反而有意缠绕在启蒙、救亡、革命等宏大的时代主流话语中。在五四时期以人的觉醒、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与人道主义思潮的笼罩下，女性成长叙事中把女性的身体奉献在争取自由恋爱的反封建的祭坛上，却不能够坦然地正视它的各种欲望，因此，女性成长路线是一条身体空缺而只侧重精神觉醒的单行线。随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益规整化的资本主义都市市场的出现，在家庭妇女与都市色相市场中的商品两种女性角色的夹缝里，女性成长叙事超越了那种以爱情颂歌为主题的天真而忧郁的少女成长形象，泄漏出女性无法忽视自身身体欲望的成长真相。而抗战解放区时代、十七年特别是文革时代，革命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女性成长历程实质就是女性个体向民族群体的化身逐渐靠拢的过程，这无疑导致以抽空女性身体感受和萎缩女性人格自主独立愿望为特征的女性成长叙事的产生。而在新时期文学的浪潮中，女性作家大都在全力汇入现代性话语主流的同时，不期然构成了对自身身体体验与性别视角的遮蔽，那些行走在文化边缘的女性作家，其对女性性别自我成长的审视与女性成长身体感受的真切书写，或者被指认为时代话语主流的出轨，或者被�于普泛性的“人性”维度予以考量。因此，囿于严密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前女性成长的身体叙事投射的更多的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精神等文化症候。而20世纪90年代因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化文化语境，再加上女性文学传统的积淀以及中西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启迪，女性成长小说随着中国女性文学性别意识的不断自觉及彰显，最终突破了长期饱受禁锢的身体叙事禁区，掀开了遮蔽在身体之上的伪善的道德面纱，自觉袒露女性成长历程中独特的身体及心理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直陈女性个性化的情感欲望。这种对于女性个体成长身体体验的全面关注与体现，不仅将女性个体成长遭际上升到普泛性的性别遭际，而且从性别、身体及成长等文化视角涵盖人类际遇，从而直抵存在的深度。
二 父权制社会对成长女性身体的压抑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首先鲜明地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成长女性身体的压抑。在历史和现实的框架中，由于种种压迫的存在，女性身体常常处于分裂和压抑状态，这突出表现在身体发育变化带给成长女性的精神压抑与灵魂惊异，而这种身体发育变化又集中体现在女性初潮及月经的身体体验中。由于许多少女认为初潮是发育不健全的病态表现，这种血的判决和被习俗视为不洁之物的生理变化，让少女产生一种厌恶和畏惧的感觉。《没有名字的身体》中，第一次来例假竟使“我”无地自容，“我”孤独而又绝望地站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感觉血痒丝丝地顺着腿根往下流，腰腹酸胀、疼痛。最可怕的是那种羞愧：“我在想，我怎样才能让自己死掉，因为人死了就可以不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别人怎么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的初潮也让她又羞又怕。无所适从。身体的“无端”流血让她误以为是因诅咒母亲而遭的报应，因做坏事而受到的惩罚。初潮体验给成长女性带来的惊心动魄的惊恐和绝望，使她们很容易对那些帮助她们走出困境的男性留下难以磨灭甚至刻骨铭心的印记。《没有名字的身体》中“我”因“他”的帮助而走出无地自容的初潮困境，竟因此将生命中的爱情永远献给了见证“我”青春之血的他。《水仙已乘鲤鱼去》中，�也认为牵着她爬上少女的台阶，从此让她远离童年的陆叔叔，是“贯穿她青春最美好时光的男子”。原本正常而自然的女性身体发育，却被成长少女视为一种以下流疾病和模糊罪恶形式出现的性别生存，原因在于：“正如阴茎从社会方面获得了一种特殊评价，让月经变成祸根的也正是社会方面。这个象征男性气质，而那个则象征女性气质。正因为女性气质具有相异性和劣等性的意味，所以它的表现才受到耻辱的对待。”而男孩子虽然也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但更多的是自豪，因为他们把这个阶段的发育投射到男性气质方面，并认为是男性尊严的表现。而少女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身体必须局限于女性气质强加的限制。在少女看来，她的身体发育变化所体现的女性气质意味着疾病、痛苦和死亡，而这种无法想像的折磨使少女感到无助和绝望。
对于大部分成长女性来讲，月经以一种模糊的形式隐喻了那“不健全”的而又充满痛苦的性别命运。这个伏卧在她的腹中，以周期形式爆发的既定命运让女性觉得无从摆脱、在劫难逃。因此，初潮的震惊虽然可以过去，但月经带来的身体压抑与烦恼却远未消除。王静怡的《反动》中非常细腻地描绘了每次月经给少女带来的痛苦的身体感受：“她能听见自己身体内液体汹涌澎湃的声音。她双手迟疑地抚摸着自己，细腻光滑的皮肤紧绷着，浑身都在胀痛，她感觉身体内有什么要跑出来了，这让她控制不住想奔跑和喊叫。但终于什么也没有跑出来。她被这种反复持续的折磨弄得痛苦不堪，潜在她体内的那困兽是只狼，或是只虎，在满 月的夜晚，它们彻夜嘶嚎，凶猛而凄厉。”而身体疼痛只是月经给少女带来的表层感受，更为可怕的影响是给少女带来的精神重压。林白的《瓶中之水》中，二帕发现月经使身体不再像以往那样轻捷时，竟“开始莫名地流泪和感伤”，“二帕发现自己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她站在少女的门槛上，感觉到自己单薄而又暗淡的身影，发自心底的忧郁使她更加落落寡欢了。造成这种感受的原因正如波伏娃所分析的那样，“月经之所以在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当中引起恐惧，是因为它把她划入一种劣等的、有缺陷的类别。这种社会地位的降低，使她感到沉重的压抑。”也就是说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并非完全来自女性成长发育期间生理的不适，更重要的原因可追溯到父权社会的女性处境。月经对于成长的少女来说宣告了快乐自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的结束(尽管小女孩也经受欺侮和主动性的剥夺，但她仍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人)，宣告了父权社会女性气质和女性角色笼罩下的身为客体附属物的女性命运的来临，所以对于成长女性来说，月经是与一种性别群体的劣等性相联系的身体感觉，而这自然会使女性成长之旅充满受伤、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然而对于成长少女来说，假如她能够顺利度过初潮的困境并能保持自尊，她对自己身体变化的羞辱感，就会大为减弱，甚至对流血的身体感到骄傲。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虽然也浓墨重彩描摹了��生命历程中这特别的一天：那是一种“山崩塌了”、“大海就在身下”的特殊体验，它让少女身体因胀痛甚至要呕吐，感到“惊恐、苍白、眩晕”、不知所措。再加上��对自我身体发育知识的匮乏，使她将鲜血与罪恶的惩罚联系在一起。然而幸运的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她终于知道：“每一个女孩子都这样”，“在那涓涓不息的流淌中，体内的宫殿就会慢慢成熟”，而与此同时一个女孩子就会变成女人。在得悉自我成长的秘密后，��“将浸润过自己的鲜血的手洗得洁白如初”，“她要让父亲觉得她和她的哥哥是一样的”。带着一种成长的尊严，��终于勇敢地跨越了初潮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最终以主体的姿态认同了性别自我的身体成长。
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不仅揭示了女性身体发育变化带来的压抑，而且也展示了女性作为人的欲望所受到的压制。长期以来，女性被全面灌输了具有男权色彩的情欲观念，即男性的情欲是光荣的，而女性的欲望感受与实现是可耻的，因此与男性容易接受自己的身体并对其欲望感到骄傲的心态相比，女性则把自己有欲望的身体看作一个陌生的、令人不安的负担。再加上女性身处于虚伪压抑的环境中，当她们感到来自身体内部神秘的骚动时，父权道德律却要求她洁白无暇。在贬抑女性身体欲望的父权文化传统的压制下，女性面对的是不可抗拒的生命冲动与强大的道德习俗力量之间的无以平衡，这给女性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而当她们被迫屈从这种剥夺女性肉身欲望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时，女性身体便遭受到深刻的压抑。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刚刚触及到男女情感的微妙之处，心中刚刚鼓动起青春的欲望时，就被父母的苛刻管教，组织的政治谈话和周围群众的流言蜚语扼杀了，芒芒那被压抑的身体竟然形成病灶特征，而这种压抑直接影响了芒芒以后的婚姻生活。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中少女肖芒在雨季的宁静里感受到身体骚动，“她视力敏锐，目光如炬，双颊潮红而且嘴唇丰润。她在潮水般涌来的蛙噪声中，伸直了日益修长同时日益富于弹性的身子，某种期待就毛茸茸地在血管里生长起来”。然而当同座小赖“用妇道人厚颜无耻的声音”揭示了少女隐秘的欲望后，肖芒被一种可怕的羞耻感和难言的犯罪感击垮，被压抑的身体成就了肖芒虚假的“淑女情结”，并从此形成她以压抑为主调的成长旋律。与这两个文本不同，海男《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中的普桑子却因恋人的失踪以及传统情欲观念的影响把自己的身体围困在自造的心狱里，长久的压抑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无法抗拒那种黑沉沉的在浓密的黑暗中使她恐惧的东西，她希望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人，那个人完全覆盖着她，把她肉体升起的那一线犹如墓地上发出的微弱的蓝色的磷光全部熄灭。”这种深重的身体压抑使她的情感历程充满波折与坎坷，使她由“蝴蝶”蜕变为“标本”的成长之旅布满伤痛与惆怅。
三 反抗身体“禁锢”和用“身体”反抗
身体――主体的同一、自我的建构和确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因此每个主体都会把他的身体看作自我的客体表现，就身体而言，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能改变自我身体的命运，使身体不再是被控制、束缚和压抑的对象。这样，以主体性生成为女性成熟标志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就不仅仅局限于表现女性身体及欲望的被压制，而是更将笔触伸向女性身体的抗争，并由此反思身体抗争导致的女性主体性的顺利生成和不期然的失落。由于性别处境的不同，身体抗争对于两性成长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对于父权制社会享有合法主体性的男性来说，面对成长期间任何侮辱、贬抑，任何把他贬到客体地位的企图，他都可以求助于身体暴力来进行抗争，从而感受他的自我肯定的意愿和主体性。在苏童的《城北地带》、《刺青时代》以及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以男性成长为题材的小说中，嗜血的身体暴力成为男性克服成长迷惘、确认自我主体身份并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而被父权社会赋予依附性客体位置的成长女性，即使面对贬损或压制，她也无法像男性那样使用身体暴力回应，这不仅是因为女性体力不足的生理弱点，更主要是因为父权社会中的文化惯例彻底否定女性自由使用身体的意愿，从而导致女性因无法自主控制自我身体而缺乏能动的自主性力量。由于女性的身体并非仅仅是承载女性生命体验的媒介，它还蕴含了丰富的女性生理、心理文化信息，是女性认识世界、认识他人、体验与表述自身的重要工具，因此反抗性别自我的身体禁锢就成为女性走向主体性成熟的关键步骤。与此同时，面对全副武装的父权文化秩序，女性只能用身体这一“无法攻破的语言”来对抗性别等级、性别隔阂与性别压制，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因此，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身体抗争就包含了反抗身体“禁锢”和用“身体”反抗这两层涵义，并从成长角度体现出了性别意识形态意味。
从五四时期女性成长叙事浮出地表开始。反抗身体禁锢就被看作女性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由于时代语境的不同，囚禁女性身体的既有封建家长、旧式婚姻，又有资本主义色相市场，还有革命意识形态，而成长女性就是在反抗各种名目的身体禁锢中逐步走向成熟的。20世纪90年代前女性成长叙事中反抗身体禁锢的主题多与时代主潮绞合在一起，文本题旨在具备时代普泛性的同时却削弱了女性成长经验的独特性。20世纪90年代多元而宽容的语境在彰显成长女性个性化身体体验的同 时，强调了反抗身体禁锢对于女性主体性生成的重要意义。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豆芽菜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反抗身体禁锢的过程。在那个刻板荒谬的时代，当少女身体的青春美丽被有意压制时，她却张扬出春风杨柳般的动人姿态；当女性身体被政治神话笼罩时，她超越了时代的虚荣而拒绝了政治偶像的虚伪青睐；当女性身体欲望遭逢禁欲时代的改写和抹煞时，她却听从心灵的声音把自我的情欲交付给真诚的爱情。池莉的《一去永不回》中，当温泉的父母以一种传统的女性气质标准来禁锢女儿的身体自由，扼杀女儿的身体欲望时，温泉最终以“一去永不回”的决绝姿态对抗这种残忍的禁锢，在赢得幸福的同时也走向真正的成熟。而邓一光《一朵花不能不开放》是在婚姻框架之内反抗女性身体禁锢的，丈夫曾广以婚姻的名义要求童北地身体的附属和欲望的服从，可外柔内刚的北地为了尊重自我的身体感受和情感要求，宁可面对丈夫野蛮的身体暴力。北地的情感虽然历经坎坷，但她还是在一次次反抗身体禁锢中走向自我救赎，并最终以成熟的心态期盼成长岁月中的美丽再一次绽开。类似的还有盛琼的《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词》，甘霖的身体因失贞而遭到丈夫的厌弃和压制，当其身体妥协于欲望时又遭到情人无情贬抑，身心交瘁的甘霖选择他乡来反抗身体的禁锢，并因此而愈合身心创伤，了悟了生命的意义。
由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长期宰制，以男性利益为优先原则的父权制文化秩序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因此女性在反抗性别等级、性别压抑的过程中，无法使用现成的属于父权制文化的象征语言，她们只有自我的身体可资凭借。女性的身体不仅仅具有生物物质意义，而且具有强大的反父权制意识形态作用。正如西苏所说：“用身体，这点甚于男人。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们则只有身体。”由于传统的父权伦理完全否定女性依据个体的身体感觉编织的属于自我的生命经纬，因此女性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抚慰来抵御外界的伤害就成为一种无奈而又有效的抵抗方式。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大胆披露了女性以身体自慰来反抗身体压抑以缓解存在焦虑的成长体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用躯体突破传统父权道德成规的过程。年幼的多米无师自通地以自慰来征服恐惧和寂寞，成年后的多米在洞悉爱情虚幻的真相后，仍以自慰的方式抚慰情感被伤害后的成长疼痛。在那“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的激情体验中，多米掌握了返回自己的身体，确认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而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在坚守心灵孤独的城堡中，以一种奇特的自慰方式将“审美的体验”与“欲望的达成”完美结合在一起。她将自慰的欲望投射于“生命中所亲爱过的两个人：妩媚而致命的禾，还有灵秀而纯净的尹楠”，在诗意的自我抚慰中，拗拗完成了对性别自我的真切体认与对美好成长岁月的深情缅怀。实际上，“女性的‘自慰’体验不光是与青春成长的郁闷和躁动相联结，同时亦是与文化的窒息与反叛相联结的深层情感。”在徐小斌的《双鱼星座》中，卜零的身体自慰就不仅是对女性生命压抑的自觉反抗，更是对内含“阉割”文化的父权秩序的指责与愤怒。但需要指出的是，女性通过身体自慰完成的身体抗争，只是一种消极而充满妥协意味的抵抗方式，是一条容易使成长女性滑入极端性别孤立主义的歧途。
由于身体不是孤立纯粹的，而是与自我有着密切的关系。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说：“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身体实际上在与自我的关系上远非比从前‘驯服’，因为二者在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中变得亲密协调起来了。”因此，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始终通过回应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阔大的现实问题，探寻女性身体与性别自我、主体性建构的复杂关系，并认真审视男权欲望陷阱与女性身体携带的文化惰性给女性成长带来的负面意义，以寻求女性成长的真正出路。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以真诚、热切的笔触撩开了女性成长历程中神秘的、感性的经验世界：它遵照女性审美体验，描摹父权文化秩序中女性成长历程中的身体压抑，并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将女性隐秘的身体抗争真相裸呈于读者面前。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