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龛手镜》（以下简称《龙龛》）是辽宋时期的一部重要字书，成书于辽统和十五年，即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距今千余年。据燕台悯忠寺智光序可知，作者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是幽州僧人，擅长音韵文字之学，具体生卒年不详。为便僧俗群众研读佛经，行均花五年功夫写成了这部辨正字形兼注音释义的字书。
《龙龛》写成后，直到熙宁年间（1068～1077），宋人才重刻了这部字书，因避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嫌讳，改“镜”为“鉴”，故又名《龙龛手鉴》。本文依据的是通行本《龙龛手镜》，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一、价值评介
《龙龛》问世以后对汉语字书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对《龙龛》自身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零星成果散见于各种《龙龛》写刻本的“序文”、“跋语”或相关著述（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述及的内容大都是对《龙龛》的简单介绍或版本沿流情况的说明，也有一些有关正误的考证内容。学者们对《龙龛》的价值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龙龛》成书不久，学者们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龙龛》卷首有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写的序文：“……有行均上人，字广济，俗姓于氏，派演青齐，云飞燕晋，善于音韵，闲于字书。�香严之不精，寓金河而载缉。九仞功绩，五变炎凉，具辩宫商，细分喉齿……无劳避席，坐奉师资，讵假担簦，立�疑滞。沙门智光利非切玉，分忝断金，辱彼告成，见命序引……矧以新音�于龙龛，犹手持于鸾镜，形容斯鉴，妍丑是分，故目之曰《龙龛手镜》。总四卷，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四声列之。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庶力省功倍垂益于无穷者矣。”由序文可知，智光是行均挚友，应行均之嘱而为序，自然成了《龙龛》的第一位读者。智光简单介绍了行均的身世及《龙龛》的成书始末，非常精辟地道出了该书取名《龙龛》的含义。在行均作书之时，佛教盛行已久，佛教典籍及音义之作大量涌现。佛经流传时间既久，传写中难免会�现俗文讹体，有失佛典真实面貌，进而影响信众诵读研习之用。释行均博学多识，尤长于音韵文字之学，感叹于此，遂于五台山金河寺用五年时间纂写成这部字书，以期为研读佛经之人提供一部可靠的解字注音辨形的工具书。而《龙龛》的成书也的确起到了这一作用，给僧俗群众诵读研习佛经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正是《龙龛》的价值所在。因此智光对《龙龛》作出了高度评价。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是距今所知最早著录《龙龛》的著作，也是后世研究《龙龛》的重要文献资料。沈氏对《龙龛》颇有赞誉之词。《梦溪笔谈》卷十五记载：“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辨，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
沈括的评语与智光序相合，可以说明两点：第一，《龙龛》的字形采集自佛教典籍。书中屡引佛典及音义之作可证。所引佛教典籍有《旧藏》、《新藏》、《弘明集》、《广弘明集》、《僧护经》、《阿含经》、《贤愚经》、《拔悲经》、《西域记》等，所引佛典音义之作有《随函》、《江西随函》、《西川随函》、《江西经音》、《西川经音》、《经音义》、《音义》以及基法师音、琳法师音、应法师音、郭�音、香严音等。第二，《龙龛》先将242个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四卷，平声包括“金部”等九十七部，上声包括“手部”等六十部，去声包括“见部”等二十六部，入声包括“木部”等五十九部。每部之中，再按平上去入四声安排各字，例如：金部平声有“锋”“镛”等，上声有“锁”“巨”等，去声有“鉴”“锯”等，入声有“铎”“凿”等，每字之下释其音义（少数只有释音）。
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学者沈大成曾潜心经学，校定书籍甚富，他对此书的评价也很高。他题写的跋文认为，《龙龛》是在小学放失既久，“章逢之士肆笔为文，芒然不知偏旁翻切者，相习以为常”的情况下产生的。行均“以异端曲学，乃能殚心精求而纂是书，为缁白之津梁，补前贤所未备，可谓有志者也。”进而沈大成将《龙龛》与其同时的小学名著《韵总》相比，说：“昔洛僧鉴聿着《韵总》，欧阳文忠以为若栉之于发，绩之于丝，虽细且多而条理不乱。行均此书亦犹是也。”并且认为此书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盖佛之徒无功名之念，室家之累，心专一而屏外慕。”①
（二）第二个阶段：《龙龛》的编写目的和用途渐不被人们所知。学者们对《龙龛》的态度大变，指责远超过褒奖，甚至认为《龙龛》“直是废书”。清《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说：“（《龙龛》）于《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沈括谓其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殊误，不知括何以云尔也……此书虽颇参俗体，亦间有舛误，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学家所宜宝贵矣。”
《四库总目》对《龙龛》的编纂目的和内容产生了误解，以致难以理解沈括的评语。现在看来，正是《四库总目》这种误解导致了后代有关学者对此书的日益严厉贬斥。清代中晚期史学家、考据学家钱大昕跋《龙龛》批评了其部首混乱的现象：“……其中文攴不分，臼莫辨，端入于山部，�闹入于门部，粪入于米部，瓢�入于爪部。以几为部首，而读武平反；以亠为部首，而读徒侯反；以为部首，而读居凌反……”钱大昕又指责《龙龛》广收俗字、讹字：“歪甭孬，本里俗之妄谈； ，悉鱼豕之讹字，而皆繁征博引，污我简编。指事形声之法，扫地尽矣！”②另一位清末学者李慈铭亦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他在虚竹斋刊印之《龙龛》上题跋曰：“此书俗谬怪妄，不可究诘，全不知形声偏旁之谊。又转写讹乱，徒淆心目，转滋俗惑，直是废书，不可用也 ……其部居误认偏旁，不必论矣。……既有瓜部，而瓠瓢瓤�等字皆入爪部，字俱从爪，此类盖亦不胜究诘。特以其为宋以前字书，坠文佚义或间有存者，披沙拣金，聊供采获，故好古者亦颇蓄之，然其误人实不浅也。”③李慈铭也是着重批评其部首混淆的现象，并且彻底否定其价值。这两位学者的批评对当时和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从此，这部书则以其俗谬怪妄而几百年遭受鄙弃，顶多不过是作为查检隶古定、六朝别字等怪异文字的参考。
近人罗振玉研究甲骨、锺鼎、石刻及敦煌卷子写本，从中发现《龙龛》多涉石刻经传文字，似有参考意义。故在其所撰跋文中略有褒词：“其书为读教中经典而作，故多载佛藏中文字，俗作讹体，甄录甚详。盖像教盛于六朝，经典之刻，亦六朝为盛……唐宋以后，传世梵夹，疑多就石刻传写，故多存六朝鄙别字，《玉篇》、《广韵》所未收者甚夥。行均撰集成书，有功于文字甚大。”但仍颇有微词：“讹误多有，不胜指摘。”“缁流疏于考核，固不足深责尔。”④
综上观之，有关学者对《龙龛》虽偶有褒词但主要是指责。
（三）第三个阶段：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敦煌学家潘重规终于发现了《龙龛》与敦煌写本的关系，还原了《龙龛》的本来面目。
潘先生多年来在阅读敦煌卷子中发现写本文字极端紊乱，尤其是晚唐五代时写本，满纸讹俗文字，难以辨认，常使人陷入错误而无以卒读。但又发现那些讹俗文字似乎自有其条理和系统。在反复研索行均之书时，对勘敦煌写本，终于发现《龙龛》被清儒抨击之“部居误认偏旁”，“瓦凡、瓜爪、�门、礻衣、文攴”不分等偏旁混乱现象，字形无定，繁简无定之情况无一不与写本俗字的实际情况相应。例如：衣部“，胡古反，福也。”礻部：“祜，胡古反，福也。”这是因为写本祜字或从衣作，或从礻作祜，故衣礻二部均收。又如瓜部瓢、瓤、�、瓞等字的偏旁也写作爪，故同时收入爪部。这些偏旁混淆的现象，行均还一再说明。礻部部首礻字注云：“此字与衣、示三部相涉”，很清楚地说明写本从衣、从礻、从示之字往往不分。又卷二爪部部首爪字注云：“侧绞反，指也。又爪部与瓜部相滥，瓜音古花反。”卷一瓜部部首瓜字注云：“古花反。又瓜部与爪部相滥。爪音侧绞反。”明言写本从瓜、从爪的字往往不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看来，《龙龛》分部收字显然是根据写本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六朝至唐五代时期，佛教盛行，佛经翻译随之兴盛。当时，这些佛经绝大多数是手抄本。因为其时雕版术发明不久，刻本书籍还不很流行，所以行均当时依以为据的，主要是写本佛经。六朝至唐五代讹俗字流行，写本佛经中出现多种讹俗字成为自然。既然是收集写本文字，行均便根据写本用字的实际情况编撰成书。因此，潘重规先生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龙龛》的实用价值得以再度发掘。可以认为，潘重规是千余年来继智光、沈括之后行均的又一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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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部专著
在当代对《龙龛》的研究中，有四部代表性的著作有必要重点介绍。
台湾学者陈飞龙和大陆学者郑贤章先后有全面研究《龙龛》的同名论著问世，成果较突出。
陈飞龙的《龙龛手鉴研究》（1975）是全面研究《龙龛》的首部专著。其绪言评析了《龙龛》的作用：“行均撰集成书，有功于文字大矣，然书中讹误甚多，不胜究诘。”他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的论述范围是以版本、校勘为重点展开的。
第一章“版本”。陈氏开宗明义，认为“今治《龙龛手鉴》，以其书为字书，一字之出入，往往关系甚大，故网罗各种版本，以资勘校，实为首务。”因此，将搜寻所得的十种本子一一作了著录，分别介绍了各本的版式、精善情况和收藏地点等，并且将各本进行比较，根据历代官私书目的著录和题解，考镜源流，得出高丽版当较近已佚辽版原貌的结论。
第二章“校勘”。这一章节当是全书重点部分。正如陈书绪言所论，《龙龛》广收异字歧体，俗字俗音，若不知慎择，将必以讹传讹。陈氏参考所见十种版本，以南宋浙刊本为底本，其他九种作辅助比勘来考察其舛讹羡夺，其中以高丽本及影高丽本最具参校价值。除这十种版本外，陈氏或旁证经籍，或援引《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等字韵书，发疑辨似，以勘正字形、反纽之误。经过统计，共�1747条校语。
第三章“部首探讨”分析了《龙龛》的部首确立在上起《说文解字》下至《康熙字典》的字典史上的传承关系。陈氏认为“行均书于字之偏旁部居，每多杂厕，未能较然分明”，为明了《龙龛》部首次第的排列，用了很大的篇幅重点比较了该书与《说文解字》、《大广益会玉篇》和《康熙字典》在部首分合方面的异同。陈氏还指出，现今字典部首中之“亠”部，首见于《龙龛》平声二十；行均又将不易分部之字，及古文、奇字、异体收入杂部，也是前所未见的分部方法。
第四章“说字之形、音、义例”。本章意在探求字形标注方式（正误、古今、俗通等）、注音方式和训释方式三方面的体例。计得形体例十条，音读例十九条，义训例十一条。
第五章“声韵考”分“声类考”和“韵类考”两个部分。依据陈澧《切韵考》中系联的方法，通过对反切上下字的分析，参考高仲华《切韵切语上下字表》和林景伊《二百九十四韵类表》，与《广韵》进行对比，考得声类四十一，韵类二百七十九，并得出“其书音系当亦属中古切韵音系”的结论。最后，陈氏根据分析所得结果整理�《龙龛手鉴反切上下字表》，附录于本章文后。
第六章“引书考”统计了行均引书的种类达六十六种之多，依次列举了每一类的书名，且将行均的引语与引语出处原文一并摘录展示给读者。最后认为“行均引书，态度颇欠严谨，且多不直引其词，而以意引者居多，与古书之真面目往往不符，故后人不可卤莽据此以订正原文。”
郑贤章的《龙龛手镜研究》（2004）是一部全面研究《龙龛》的后出转精之作。郑著在章节的安排上力辟蹊径，分别从《龙龛》研究概论、《龙龛》研究的价值、考释《龙龛》俗字的方法与途径、《龙龛》的阙失、《龙龛》术语研究、《龙龛》与《一切经音义》、《龙龛》与汉文佛经、《龙龛》与大型字典的完善以及《龙龛》俗字汇考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有据的探讨。
《龙龛》引书情况相当复杂。郑著绕开陈书全面罗列引书及其例证的方法，选取《玉篇》、《切韵》、《说文》三部字韵书，对其在《龙龛》中的具体引用情况作了全面考察。《龙龛》引《说文》（仅限于释义、说形）75次，与通行本《说文》完全相同的有26次，部分同的有36次，完全不同的有13次；《龙龛》引《玉篇》289次，与通行本《玉篇》完全相同的有60次，部分同的有93次，完全不同的有136次；《龙龛》引《切韵》33次，与通行本《切韵》完全相同的有9次，部分同的有13次，完全不同的有11次。郑著指出，“《龙龛》收形、注音、释义多处引用《玉篇》、《切韵》、《说文》，有一部分与通行本《玉篇》、《切韵》、《说文》不同，据此可窥见《玉篇》、《切韵》、《说文》之异本或校正其讹误。”
关于《龙龛》一书的性质，一般认为这是为佛教徒研读佛经而编撰的字书。郑著则发现其所收汉字有相当一部分不直接来自佛经，其中所收的古文、�文有很多见于汉文《说文》、《玉篇》等字书，可能为行均转抄，并不是佛经真正出现了这些形体，《龙龛》所收字的意义来源于各种佛经音义书、历代字韵书、各种注疏以及作者自身的解释，不一定符合该字在佛经中的实际意义。因此认为“《龙龛》是一部以收集写本佛经用字为主，兼收一些字韵书及其他文献中的字的字典”。
郑著全书的重点在俗字考释部分。在第一章就指出：“《龙龛》收有大量的俗字，这些俗字大都不见于其前的字韵书……《龙龛》中大量的俗字还没有被考释或考释有错误。考释《龙龛》中未识俗字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为“《龙龛》俗字汇考”，集中考释《龙龛》俗字达998个。郑著又指出：“《龙龛》中有大量的同形字现象，这种现象大多是由于字形讹变造成的，而《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却没有给予重视。对《龙龛》中大量的同形字现象进行考辨，是研究《龙龛》的又一重要方面。”同形字的考辨在俗字汇考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作者在考释俗字时，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第三章集中讨论了考释《龙龛》俗字的方法与途径。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龙龛》的实际，具体地提出了4种方法：据异文考释俗字；据《龙龛》所给俗字的读音考释俗字；据《一切经音义》、汉文佛经考释《龙龛》俗字；据敦煌写本文献考释《龙龛》俗字。他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考释《龙龛》俗字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对后人继续研究《龙龛》俗字起了很好的用。
邓福禄的博士论文《龙龛手镜异形字研究》（2002）也是研究《龙龛》的专著。邓氏以汉字构形学和汉字形义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从纯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了《龙龛》异形字的产生和变异的规律。具体作了以下几项工作：文章界定了异形字的概念，把它分为异写字和异构字，并确立了异写字、异构字的判定原则和系联的方法；对行均所做的异形字系联工作进行了鉴别和补苴，以此为基础对全书的异构字和异写字分别进行了更为细密的类聚；分析了异构字产生的原因和途径，并以此为依据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探讨了异写字的变异原因，总结了若干条异写字的变异规律；对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变异混同构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进一步识别和认同异形字提供材料证明；利用这些规律对一些理据不明和有注音而无释义的字进行了尝试性的考辨。
潘重规先生编有《龙龛手鉴新编》（1988）。其引言论述了《龙龛》在阅读敦煌文献时所起的独特作用，并从“分别部居与写本相应”和“独有文字与写本相应”两个大的方面论证了《龙龛》是“佛徒据佛藏写本编成之字书”，认为“谓《龙龛》即敦煌写本专造之字书可也”，辨明了此书据写本成书的真相。并将原书每组字先分部首再按笔画多少重新编排，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利用此书。然《龙龛》讹俗字的形体结构变换多端，其部首和笔画的确定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故认为这一尝试勇气可嘉，效用不显，值得商榷。
三、四个研究方面
当代对《龙龛》的研究，还有一些重要论文也值得一提。这些论文有周国光《略谈〈龙龛手鉴〉》（1984），龙国富《第一部音序检字法字书》（1999），王志方《〈龙龛手鉴〉与汉字规范》（2000），张卫东《论〈龙龛手镜〉音系及其性质》（2001），杨正业《〈龙龛手鉴〉古俗字考辨》（2004），张立娟《试论〈龙龛手镜〉的“杂”部字》（2005）等。此外，张涌泉也非常重视对《龙龛》的研究，在体例和俗字辨释方面贡献很大。无论是四部专著，还是这些重要论文，除了有关《龙龛》的作者、体例、价值、缺憾等问题的探讨之外，着重所研究的还是音韵、文字、训诂、字书编纂这四个方面。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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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韵
《龙龛》在音韵学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龙龛》按四声分部，部内又以四声为序列字，又撰《五音图式》附于书后，然亡佚。《四声等子》序云：“近以《龙龛》重校……虑方言之不一，唇齿之不分，既类隔假借之不明，则归母协声，何由取准？遂以此附《龙龛》之后。”赵荫棠认为《四声等子》音图并非《五音图式》原音系，只是附会罢了。后学大家对《龙龛》音韵学价值有所重视的有陈飞龙、林庆�⑤、张卫东、郑贤章等。
陈飞龙《龙龛手鉴研究》中第五章《声韵考》专门对《龙龛》音韵进行了研究，前文已有论述。陈氏的《声韵考》是研究《龙龛》音韵的开创之作，虽不免粗疏，但仍为后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拔高了深入研究的起点。
张卫东（2001）认为陈氏“平面描写相当细致。可惜忽略了切语下字同用互用所反映的韵类归并合流，与《广韵》比较时，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张文重点即放在考察这种差异上。张氏利用计算机技术快速高效的优势，建立了《龙龛音韵数据库》，通过全书切语和直音字资料作音韵分析。据数据库统计，全书切语3667个，直音字2042个，反切上字529个，下字1208个，小韵3636个，可以覆盖《广韵》3700多个小韵的大部分。张氏的研究较之陈氏更细致更深入。其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1.张氏考得《龙龛》声母40个，与《广韵》一致，比陈氏少一个娘母。2.陈氏没有对《龙龛》声调进行探讨。张氏考得《龙龛》调类有平上去入四个，四声分明，有浊上归去的迹象。3.张氏研究发现《龙龛》韵部韵类不同于《切韵》而近于《唐韵》，在蟹臻山效流咸梗通等八个韵摄有韵部韵类合流现象。考得归并后韵部为192个，韵类261个。张氏认为金代韩道昭改并206韵为160韵所代表的中古音演变，在《龙龛》已见端倪。张氏的韵类与陈氏的279类差别较大，主要是切下字系联归类上有分歧，张氏更强调了个别韵类的合流现象。张氏认为《龙龛》音系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通语口语音，有可能成为中古汉语音韵研究的又一重要参照点。
郑贤章（2004）主要讨论了《龙龛》重轻唇声母混切的情况。郑氏将《龙龛》反切与《广韵》比较，分析到唇音在《龙龛》中绝大部分是重唇切重唇，轻唇切轻唇，《龙龛》有不少将《广韵》唇音类隔改为音和的，但也有部分类隔情况，这些类隔大部分与《广韵》同（连反切上下字也同），说明这些反切有可能是师承的结果。这也反映了《龙龛》对重轻唇没有完全作分立处理。郑氏的结论是：“以为《龙龛》在唇音上与《广韵》类似，乃沿袭前代的语音，不当是作者实际语音。”这就与张文略有出入，可备一说。
（二）文字
《龙龛》中的很多讹文俗字，是今天不易识别的疑难字。随着敦煌写本的大量发现和《龙龛》的重新得到重视，《龙龛》中的疑难字的识别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及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1995）、《敦煌俗字研究》（1996）、《汉语俗字丛考》（2000）对《龙龛》的疑难俗字进行了一些考辨。郑贤章、邓福禄在这方面也相继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成绩集中体现在《龙龛手镜研究》和《龙龛手镜异形字研究》中，前文已有交代。杨正业（2004）在考辨古俗字时，除了运用语言文字理论，主要是结合字典本身的体例规则对《龙龛》一书的“A，古文，音B”和“A，俗，音B”两种格式的俗字进行了考辨。
《龙龛》在汉字规范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有关文字规范和文字学史的著作，都有专门介绍。范可育等编著的《楷字规范史略》（2000）对在楷字规范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六部字书作了专门研究。其中第五部分就是讨论《龙龛》的。文章以《龙龛》的编排次序、释字体例、收字体例等各方面，探讨了《龙龛》与现代汉字规范字的关系。王志方文（2000）与此基本一致。
（三）训诂
在训诂方面，《龙龛》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于对训诂体例的探讨。陈飞龙（1975）细致地描述列举了《龙龛》字形标注方式、注音方式和训释方式三方面的体例。潘重规（1988）也分析出多条训诂体例，有避唐讳、存俗写、存误字、以俗音存俗字、据写本俗字字形分别部居等条例。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1996）深入讨论了“正、俗、通”等字形标注术语的定义，并新提出了一些训释体例，有互见例、以正字注音例、以俗字注音例、俗字仅标音义而不指明正字例、一形多用例、行文不避俗字例、相承例、据四声归字例等。王志方等（2000）也对“正、俗、通”等十二个术语作了说明，与张氏大同小异。郑贤章对“正、俗、通”等十三个术语作了穷尽性研究，给出了确凿性的答案（姚永铭语）。
（四）字书编纂
《龙龛》作为一部字书，在检字法上颇有创造性。王力先生在其《中国语言学史》中说《龙龛》“开字书音序检字法之先河”。龙国富（1999）专门谈《龙龛》的编排体例，赞同王力先生的说法。周国光（1984）认为《龙龛》的编排体例是部首法和音序法的结合。周氏说道，《龙龛》以部隶字，又以声调排字，这种编排既可以看到《说文》一类字书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切韵》一类韵书的影响。他说《龙龛》采用的编排法集中了部首法和音序法的长处，并对其进行改革。一方面，《龙龛》音序检索法是受《干禄字书》的影响，开字书检字法先河；另一方面，《龙龛》部首编排不囿于《说文》始一终亥分部的旧例，依照当时通行字体另行编次，颇具有创新精神。赵振铎在《中国辞书史话》中也持《龙龛》是部首法与音序法相结合的编排体例的观点。张立娟（2005）不仅认为这种音序与部首相结合的编排方法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指出《龙龛》把部首设为242部也是部首数量上的一大创举。其中，最后一部“杂部”比较特殊，杂部相当于今天的难检字部分。张文通过对“杂部”属字的分析，考察了《龙龛》的部首设立及字的归部方面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对后代字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四声篇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注释
①转引自刘尚慈《阅读敦煌写卷的工具书――〈龙龛手鉴〉》103页
②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7）
③转引自潘重规《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85～86页
④罗振玉《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439～441页
⑤见于郑贤章《龙龛手镜研究》8页：“林庆�撰有《龙龛手鉴声类考》（稿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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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雪堂类稿乙・图籍序跋》（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
潘重规《龙龛手鉴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敦煌学》（第17辑），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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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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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
杨正业《〈龙龛手鉴〉古俗字考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范可育等《楷字规范史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王志方《〈龙龛手鉴〉与汉字规范》，《语文现代化论丛》2000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龙国富《第一部音序检字法字书》，《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周国光《略谈〈龙龛手鉴〉》，《辞书研究》1984年第5期
赵振铎《中国辞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张立娟《试论〈龙龛手镜〉的“杂”部字》，《汉字文化》2005年第4期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张文轩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通讯地址：730020兰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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