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到1966年6月的16年间,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协助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来信。 毛主席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认为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群众来信按内容分类,分工负责办理。其中有一些是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划为旧谊类,我就协助处理这类信件。
毛主席的亲戚、朋友的来信,一般都要送给毛主席亲自阅看。我们送阅时,在原信封上贴一纸条,写明来信人姓名,并用一句话概括来信内容,如:“某某,叙别情”、“某某,求见”、“某某,要求介绍工作”、“某某,反映农村缺粮情况”等等。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很忙,我们这样做,可以使主席一眼就知道来信的主要内容,以便分别轻重缓急。
毛主席看重亲情,珍视旧谊,对亲戚朋友的来信,大都亲自写信回复。主席写的复信一般连同亲友来信一起退回秘书室。复信我们都抄录下来,和亲友的信一起存档。
解放后最早给毛主席来信的亲友是湖南长沙的杨开智和周世钊。杨开智是杨开慧的哥哥,他来信报告了家人的情况。主席得知杨开慧的母亲健在,非常高兴,立即给杨开智回信,表示欣慰,后于1950年派毛岸英赴湖南探望了杨老夫人。1960年杨老夫人90寿辰,主席又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托她送礼祝贺。1962年杨老夫人去世,主席又致信吊唁,并嘱将杨老夫人与杨开慧同葬一墓。周世钊是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主席早年组织的新民学会会员,他来信时担任其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主席对周世钊很尊重,收到他的来信后很快写了复信,以后同他不断书信往来,互致问候。
毛主席亲友的来信,除叙述亲情旧谊以外,有要求来北京看望主席的,有要求介绍工作的,有诉说生活困难的,有反映情况的,等等。主席对要求来北京探望的亲友,有计划地做了安排。最先获得主席同意来北京的是湖南韶山的毛宇居,他是主席的堂兄,又是主席幼时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他大约1950年秋天来北京,我参与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里住。主席很快接见了他,向他了解了不少故乡和亲友的情况。以后经主席同意来北京会面的有其堂弟毛泽荣、毛泽连,幼时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主席的表兄文涧泉、文运昌等人。主席亲友来北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是由主席负担,从他自己的收入中支付。
毛主席对亲友的生活情况是关心的,但从不凭借自己的地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1950年5月初,主席的表兄文涧泉、文运昌兄弟来信反映说生活困难,要求救济时,主席将来信转给当地政府负责人,并在信中说:“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予特殊的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后来主席对来信诉说生活困难的亲友,许多都由他从自己的稿费收入中给予接济。
毛主席夫人杨开慧家的保姆陈玉英于1951年12月写信给主席,主席立即复信,对她在杨开慧遭国民党迫害时坚定不屈的表现加以称赞,并表示,如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予帮助。以后陈的女儿孙佩君初中毕业时给主席写信,要求帮助解决升学问题。主席回信说:“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录取,听凭学校。”但对她的经济困难,主席寄钱给予帮助。后来当孙佩君来信告知考取了一个专科学校后,主席每年定期给她寄钱,资助她上学。
毛主席对亲友来信提出的其他一些符合情理的要求,常尽量予以满足。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校长张干于1963年来信,说他年老有病,要求将他女儿调回湖南工作,以便对他照顾。主席曾设法给予协助解决。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教员罗元鲲于1952年10月来信,要求主席为一师的国文教员袁吉六题写墓碑,主席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几个字随回信寄去。主席的朋友,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张维来信提到其母亲80寿辰,主席在回信中为之写了“如日之升,如月之恒”8个字,表示祝贺。
同时,毛主席对亲戚是严格要求的。1954年主席的表侄文炳璋来信,反映主席的舅家文氏兄弟不大尊重当地乡政府等情况,主席即给当地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信。信中说:“我的亲戚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后,有一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主席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1962年四五月间我到文家兄弟所在地了解情况时,见到文家兄弟都勤耕守法,文涧泉已年过八旬,尚在田间劳动。
毛主席在处理同亲戚朋友的关系方面,既坚持党的原则和政策,又继承了中华民族尊重亲情友谊的传统美德,堪为人们学习的楷模。
(孙芹荐自《党史信息报》原标题为《我为毛泽东办家信》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