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只知道大富豪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的慈善事迹。最近看到有关报道，才知道了更多慈善家的名字，知道慈善事业已经在我们社会有了一定发展，慈善家们热忱捐赠出大量的财富帮助弱小群体和公益事业。有热心者对他们的善举跟踪统计做出了一个慈善排行榜，公告与众，既是赞扬又是感激。
我看到中国富商越来越关爱社会，慷慨行善。有的人捐赠的数额非常可观，如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2006年捐了20亿。更令我感动的不是大富豪，而只是有点钱生活富绰的人，有的还上了慈善榜。如杨澜2006年捐了5.5亿，中国人民大学赵汉青捐了1亿元给校方建教学楼。这些人的金钱财富与李嘉诚那样的大富豪相比，少之又少，可是他们如此倾心倾力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真真是太难得了。
发达国家的富人多，慈善事业蓬勃，捐赠者多，捐额也大。比如享誉世界的“慈善大王”卡耐基、世界最慷慨的慈善家盖茨，他们将几十亿、几百亿的财富捐赠给社会。在国外许多有钱人认为，财富本属于社会，自己只是幸运地把它赚到手，最终财富是要回归社会的。人在致富后应回馈社会，已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种共识。大富豪捐赠，一般的富人也捐赠，大家献爱心捐助贫困拯救灾难以及各种公益事业。捐赠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义务，一种光荣。这种世界主流文明已经逐渐光临我们了，从中国慈善榜可以看到，从大大小小捐献活动可以看到。在香港，慈善活动很热烈，大富商的慷慨人人皆知，文娱圈献爱心活动也很活跃，梅艳芳、吕良伟、成龙、刘德华等都乐于慈善。他们参与建立各种慈善机构，每当有什么天灾人祸发生，他们都闻风而动热情捐献。而在内地，我似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明星参与建立什么慈善机构，他(她)们的捐赠意识还很淡薄。一些走红的影视明星拍一集电视片获得十几万，广告代言、出场费几十万，他(她)们虽不及富豪，但已是阔绰人物了。可他们做了什么有影响的公益事业没有?内地的明星们要向香港同行看齐迎头赶上去才好。
卡耐基是世界的首富，也是慈善大王，他一生赚钱一生捐赠，暮年之时，倾其巨富全部捐给国家。他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的金钱观、慈善心是所有富人的楷模，他对社会的爱也是我们平常人应该有的爱。李嘉诚说：“一个人有了衣食住行之后，应该对社会多一点关怀。因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和别人的帮助。”不论是富翁还是生活富足的一切人都应关心这个赖于生存的社会，这是人类共有的本性爱的表现。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有了衣食住行之后而对社会冷淡该算是什么呢?起码是缺失爱心。中国的传统美德从来强调好善乐拖，济困扶贫，在捐赠社会已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今天，我们当然更要弘扬，奉献爱心。成为慈善家上了慈善榜是光荣的，能关心社会、帮扶弱小群体的平常人也一样是光荣的。因为，在人们心目中有无形的“慈善排行榜”，与看得见的“慈善排行榜”一样是光荣的榜。
(摘自《羊城晚报》)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的打折书，在地摊上乱七八糟叠成一堆让人家挑的那种。书里头的人物，就包括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哈、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你现在可以大概猜到我要怎么接招你的问题了。我如果回答你一个名字或一组名字，那我就犯了这个“评比”的谬误，因为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是不能评比的，而且，天知道世界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可以说，好，我觉得“披头士”很了不起，但是你马上可以反驳：没有巴赫，就没有披头士。那么如果我选巴赫，你又可以说，没有Bartolomeo Cristofori发明钢琴，哪里有巴赫。
假如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一定要我说出一两个名字，那我只好说，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忍受我这样的儿子。我对他们一鞠躬。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我自认是个“自由派”。但是，这些政治卷标和光谱，都是相对的。
每一次德国有选举的时候，一个电视台就会举办网络问答，提出很多问题，然后从你选择同意或反对的总分去分析你属于“保守”还是“自由”党派。我发现，几乎每一次，我的答案都会把我归类到德国的自由党去。可是，我对德国自由党的支持，又向来不会超过60分，意思就是说，我的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党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认同的地方在40％上下。
问题出在哪里?我支持自由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立场，简化来说，就是在经济上我赞成自由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我又强烈不认同自由党派对很多社会议题的态度，譬如妇女的堕胎权、死刑，甚至于环保政策――这些议题在自由主义者的清单上没什么重量，我却觉得很重要。所以看起来，我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但是在社会议题上，又有点激进。
很多人投票给某一个政党，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投那个党，有了“党性”。我投票则是看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所持的态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选择是会变的。你可以批评我，说我善变，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参与”和“关心”应该是公民基本态度吧。
问题三：你最同情什么?这个问题有意思。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日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多到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端分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屏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5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粘满了黑麻麻的苍蝇，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披萨吗?可怕的景象、你心里反胃的罪恶感……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在这么多邪恶，这么多痛苦的世界里，还能保持同情的纯度，那可是一种天分呢!
(摘自《新闻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