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三个儿女。长子祖望，出生在1919年3月16日，距胡适母丧仅4个月，取名“祖望”有望祖的意思；次女素斐，出生于1920年8月16日，不幸在1925年5月早天；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一直教了5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
但是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在1941年5月安排胡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就读。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据罗尔纲说是在美国染上了吃喝的恶习，被学校驱逐。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所以胡思杜回国后，胡适的许多朋友替他介绍工作，都被胡适以不可胜任为理由而拒绝。后来胡适安排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内中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用飞机空运出“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没法，留下一箱细软，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南京，后赴美国。直至老死，没能再见上幼子一面。
1949年后，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胡思杜急切地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的这篇文章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引起了大陆、台湾及美国三方面学人的关注。但胡适认为胡思杜是逼不得已的。“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胡适这么认为有他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的是争取和批判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批胡适对国民党“小批评大帮忙”，另一方面又频频向他示好。在胡适南飞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台播出了“对胡适之先生广播”，要求他不要离开北京(当时叫北平)，并许诺让他继续做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不仅如此，还派潜伏在北大的地下党当面劝诫胡适。1949年，香港左派报纸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
1950年1月9日，胡适发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作为回应，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明确表示不可能在一条路上相见了。
这种态度使大陆坚定了大批判的决心。于是胡思杜的那篇文章被公开发表(本来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每一个人都写过的思想报告)，其中有些文字是很伤人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卑微不足道的。”
胡适把这篇文章剪下来贴在日记上，当年10月，他写了《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这又是一篇反共文章。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一轮批判胡适高潮。
这场批判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1月底，因为“三反运动”而搁置，其间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1954年，两个“小人物”批判红学权威俞平伯，因为俞平伯是胡适的弟子。到11月份风潮又向胡适卷来，周扬和郭沫若，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10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地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风云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胡适一直不知道他的幼子已先他而去，他在1957年6月4日立遗嘱，把妻子列为第一财产继承人，两个儿子立为第二继承人，一直未改。1962年，胡适心脏病发死于台湾。不知这对父子泉下相逢，是怎样一番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