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3年，我在山西省人事局任职，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以后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
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太原。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支左的军人们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是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
樊金堂回到太原3个月不能分配，后来知道这些情况，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排”。“支左”的军人们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70年代才只十六级，于是一次会上决定，安排他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从北京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么宣传什么呢?”我说：“宣传抗日行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电话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日本鬼子蒙了，他们绝没想到，樊金堂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
当时驻军山西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一天突发奇想，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十分客气。樊金堂的豪侠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并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
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只带了一个翻译，没带武器，来到约定地点。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那联队长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命炊事员炒几个菜，鸡蛋、豆腐、干豆角之类的，于是两人一边喝着白干，一边闲聊。但是闭口不提打仗的事。
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这位联队长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在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
当被问到：“樊大队长娶媳妇了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要红了。那时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
临分手时，日本联队长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回答：“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
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
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军区。电话里聂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见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着十几匹骡驮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很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我问他：“你怎么不出事?”他说：“我没碰上过，真要碰上，自然也是凶多吉少。”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我想这很可能是他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厉害。
学习完，他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师的架子，日本投降后开赴东北，便成了一个军，他依然是后勤部长。有人告诉我，行军路上，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一袋烟走过去：“老大爷，对个火。”他把烟抽着，也蹲下了。“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汉就哭起穷来。他一回头喊道：“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他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改善改善吧。”
也是这次行军，从他家乡过，正好赶上一个庙会。听说樊金堂回来了，人们不看戏，都跑去看樊金堂。樊金堂的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凡来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账。”反正他是后勤部长，有钱。还碰上一个小时候的同学，又是老战友，当时是县里的干部，腆着脸对他说：“金堂，我看你这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樊金堂说话不打磕：“拿去吧。”听说那次荣归故里，光手枪就送人好几支。
这种事情，严格地说，拿公家的财物，随便送人，不能算对。不过从前的人，同后来的人不一样，可以说大不一样。从前的人，不俗。不像后来的人们，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像樊金堂这事，在从前，就是首长知道了，骂一声：“他妈的樊金堂，胡闹!”也就过去了。那时候人们甚至传颂着樊金堂的这种严重违纪行为，哈哈一笑完事。
但事情总是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运动是“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樊金堂身为后勤部长，自然是在劫难逃，说他贪污的数字，最终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于是各种严刑吊打都来了。
此后的历次运动，都跑不了樊金堂。开除、下放、坐监、劳改……但樊金堂命大，没有被整死，而且依然故我，威风不倒。
三中全会以后，组织上主动给他落实政策，职务改为太原市城建局副局长。有一回樊金堂同一群老干部一起回家乡定襄县，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院子里忽然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问才知道，都是来看樊金堂的。在家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
樊金堂晚年爱喝酒，爱下棋，时常蹲在马路边，跟人下棋。
有一次他老伴路明对我们说：“老樊下乡去了。这回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给他带了15条烟，够他3个月抽的。”谁知刚1个月，他就回来了。我一见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笑一笑说：“没烟抽了。”我说：“路明说给你带了15条烟，这么快就抽完了，怎么抽法?”他说：“我当队长，一开会，拿出烟来大家抽……”豪气不减当年，真是禀性难移。
后来我们见面不多。他老了，我也老了，懒得动弹。忽然听说，老樊病故了，我难过极了。我老伴急忙买来挽幛。深夜，我写了：“伟大的民族英雄樊金堂同志永垂不朽!”当时是泪流满面。第二天，我和老伴赶过去，一同在老樊遗像前三鞠躬，心情非常沉重。
樊金堂逝世于定襄县。听说给他送葬的有好几千人，许多老汉，七八十岁的人，都哭了。他们哭什么?我猜想，他们是哭历史，历史结束了，昔日的光荣早已灰飞烟灭了。
(摘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