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扫黄初期 逼良为娼者“斩首不留” 文/胡巍 清代禁娼在我国各个朝代中是最严厉的，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皇帝在首次禁娼后，便选出48名太监替代乐妓歌女。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扬州自隋唐起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为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有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上海时称“十里洋场”，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原因一是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野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太平天国的禁娼是最彻底的，却未能持久。在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今南京）后，出于恢复城市经济的一时需要，曾国藩发布了告令弛禁，允许和鼓励民间开设妓院。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是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的。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晚清荒唐事
文/介言
1840年6月2日，英军入侵，两艘舰船驶入沈家门港口。官兵见后慌乱，首领张朝发却不以为然，说：“夷船被风吹来，常有之事，无足惊讶。”后来有人报告夷船越来越多，张朝发急忙找下属商议对策，一个官员恍然大悟地说：“广州禁烟，夷船被迫来此，此处将成贸易大码头，我等将加俸了。”
1841年5月，奕山战败，却在奏折中虚报战事大捷，而且语句离奇有如神话：“当观音山火药库中弹起火时，忽见一位白衣女神，展袖扑火，顷刻熄灭之。英军炮火猛攻之时，天忽降倾盆大雨，浇哑了英军大炮。”
1841年3月中旬，英军进攻广州。清军炮台守将与英军密商，说：“你不放炮，我也不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空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各自走掉。”
1859年，法国钦差回国后，曾经寄送给清廷一部电报机作为礼品。然而恭亲王奕訢却“以为无用”，又送还给人家。
1863年，英、法公使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但清廷对此毫无兴趣。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儿“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甚至有谣言说那一根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供洋人吸食。并说洋人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1881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并使用了中国制造的第一台机车头——“龙号”蒸汽机车头。通车没多久，清廷便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由，下令禁止使用机车头，换之以驴马拖载，时人称为“马车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