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谢冕先生接触，最直观的印象大概就是他的达观性情，率真坦白，同时他的“暖美之心”也是出了名的，他自己不仅衣着整洁溢光流彩，而且爱美景、美图、美酒、美食、美女、美文，凡是与美有关的人与事，他都喜欢。因此，说谢先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大体不谬。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不论远近，他一定带上一部相机，除了与新朋老友“合影留念”外，还要拍许多入眼的风光备日后欣赏；谢先生爱美食，他的所谓美食不是一掷千金的“生猛海鲜”“满汉全席”“法国大菜”，而是在家常菜中吃到的美味，比如当年北大校园外“天上天”的“五花肉”，蓝旗营“红辣子”餐馆的“枝江鸭”，家乡的鱼圆汤或各地小吃，如果有老馆子烧的传统菜肴，那就更好了。吃过后，谢先生总会曲终奏雅有一番评点。
说谢先生爱美女可能有些不全面，全面的说法是美女也爱谢先生。只要到外地开会或有其他聚会的时候，夸张一点说，谢先生身边总是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各路美女们，然后谈笑风生一路拍照，这是聚会的一道抢眼风景。上个世纪末在武汉开会，一个美女博士生总是追随谢先生左右，但晚饭后散步时却被程文超、陈晓明花言巧语抢先一步。谢先生后来笑谈曰：“商场无父子，情场无师生。”文超已过世，晓明有口难辩，虽有《与谢公想忘于东湖》公开发表试图过关，但历史公案莫衷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一时传为佳话却是事实；谢先生爱美文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也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或被教材选用，或被北大校长迎新生的大会上引用。
说谢先生的性情，是说日常生活中的谢先生。谢先生的性情更多地体现在他的美文写作中。一个人关注什么才会写什么。至于专业文章，他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读少年时代朋友王鹤龄的《躬逢其盛自奋蹄》感言中说：“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他日后的发展。例如王鹤龄，他的才分是在文学，但命运却对他作了另外的安排。这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是，我想，文学这东西变成专业未必是好事，这种‘职业病’我是受够了。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滋润和补充，把文学当作赖以生存的手段和方式，总有一点不妥。我很羡慕那些有一个正式的职业而把文学当作业余爱好的人。在他们，文学就不是一种‘苦役’，而是一种兴趣和享受。”在谢先生那里，写率性而为信手拈来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因其“业余”就成了一种享受。遗憾的是先生总是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这样的文字远不如“苦役”中“熬出”的文字多。
谢先生经常出访国内外，大都是对方的邀请，他很少享受过“公派”出国的待遇。在完成邀请者要求的演讲或交流后，他有机会目睹了不同的自然风光和人类文明。这是他散文随笔重要的题材之一。但这些文章中的谢先生，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游山玩水”者，他欣赏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慨叹大自然的亦真亦幻，惊异人类创造伟力的同时，也总会想到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想到他亲历或目睹的现实。他曾写过两篇花园都市维也纳的文章。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三年后的一个元旦之夜，我从噩梦中醒来，眼前依旧翻涌那一片难泯的血污。维也纳的乐声唤起了一片生意，它令我忘却昨日。古典的交响乐声中端坐着盛装的维也纳：西服、领带、长裙、项链、香水和鲜花。乐队指挥的燕尾服，闪光的铜号长笛，又是鲜花、谢幕和掌声。最后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台上和台下，有节奏的击掌，四座同歌！曲声尽处，人影依依。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然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它同时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向欧洲伟大文明致敬的仪式。“它显示着修养和情趣。……尽管年年如此，却总是年年如此的认真、充满兴味，最要命的是，总是这样的高雅，高雅得让人嫉妒。”
这是谢先生对音乐和高雅的意属。但是，就在欣赏这高雅音乐的同时，电视里还播放着另一个晚会：“那里是一台中国的新年节目。两个穿长衫的男人头上各翘一只小辫，脸上好像都抹着白粉。他们品位不高的逗乐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哄笑。这里的喧闹和世界另一边的安静、肃穆、有节奏的击掌，这里的小辫、花脸和那里的香水、项链、曳地的长裙造出了反差。无情的对比构成了心的蒙羞。”还有，在维也纳的“金戒指”内环大街上，他看了“两侧展出连绵不断的建筑物。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所有的建筑都保持完好，虽历经世纪的沧桑而不改容颜。……这里尊重文化的品格让人嫉妒，这里的一尘不染和彬彬有礼也让人嫉妒。还有，在那些最古典的建筑群中，竟然也容纳了最现代的建筑物，雍容典雅之中居然允许最异端的‘怪物’，它的包容性和大度也让人嫉妒”。然而回望故乡，古城被摧毁，园林在消失，垃圾掩埋城市，污水倾注河流。而所有的道路“都在翻掘，翻掘了，再翻掘”。
在国内，我们所到之处如果遇到记者，他们总会问上一句：“我们这里有什么变化？”事实上，当变化太多，变得没有章法或唯变是举的时候，我们宁愿看到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谢先生肯定也有类似的想法。他看到家乡旧居后面那片梅林消失的时候，他“拥有的怅惘和哀伤是说不清的”；看到北京城甚至大学院墙上，撕了贴贴了又撕的“花柳病”广告时，他想起了“这民族的劣根性，它的冥顽和麻木说明痼疾的深重”；看到苏州街重修之后，秀丽的景色被一排档遮蔽，他被震怒了：大小围墙是为了遮人眼目，只因这是一个“农民王国”，苏州街的排档，“挡住那风景是为了不允许人不花钱就能看到那绿树、那曲水、那挑在树梢的酒旗。”还有许许多多，在各种风景中，谢先生总要洞穿那些弥漫四方的污浊气息或胆大而无知的妄为。
谢先生还写过一篇不大引人注意——也与时尚相去甚远的文章：《寻找雨花台》。他在文中写道：
那些死去的人都是一些崇高的人。雨花台埋葬着敢于为理想献身的人们。在人类社会，那些拥有理想者无疑属于这个社会的优秀分子——先不论他们的理想属于何种形态。有理想的人，比浑浑噩噩的人、醉生梦死的人更有益于社会的前进。因为他不满足现在，他有对于未来的希求。在各种各样“理想主义”者中，能够为自己的信仰去牺牲的人——就是说，他不是一般地相信什么，而是能以生命去殉自己的目标——更是一种超凡的伟大。雨花台埋着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时尚引领风潮的时代，敢于说出自己诚实的体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90年代中期，世风已变，随意嘲笑或诋毁那一代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已经不当做一回事。谢先生当然不会为风潮左右，但在那个时代，他不是在为雨花台烈士说公道话，这没有必要，他是在这些亡灵面前言说他自己。这种情怀，曾伴随他走过青年时代，我相信至今他还是没有改变。他那代人的青春让人羡慕。 谢先生无疑是一位美文作家，他诗意的文章饮誉文坛。他崇尚文明、高雅和与美有关的一切事物。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唯美”作家。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传统以及他内心的要求，决定了他的情感方式和关注的问题所在。这和倡导“纯文学”的批评家们是大异其趣的。他有一散文名篇《永远的校园》，北大校长许智宏在2005年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引用了谢先生文章中的话。他说：正如谢冕先生在《永远的校园》中写到的：“……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谢先生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因此，他甚至反对为“唯美”而唯美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奇异的文学观念还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时候，谢冕先生重申了“文学的使命”。当“教化”成为文学唯一要求的时候，他反对“教化”，当文学的“教化’功能被要求抽空的时候，他却强调文学家行使这一职责。他发现了一些人对伟大文学家诸种言说的断章取义甚至偷梁换柱。这“有意的忽略”“不是装作没有看见，便是装作毫无所知，因为，这些话多少都在批判着他们的失去历史记忆和对事实的麻木不仁”：
加缪说：“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理，其实不过是喊出了不负责任的声音罢了。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位超然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消遣，确实也是一个人为的、专门利己的社会矫揉造作的艺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小团体的艺术，或者是那种靠着装模作样、抽象观念以及导致整个现实毁灭而存在着的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这样，少数几部作品打动了少数几个人，而多数粗制滥造之作则腐蚀其他许多人。最终，艺术便在社会之外形成，而与其活的根源却断绝了关系。渐渐地，即使是颇有名望的艺术家，也只好孤独寂寞。”他还说：“不负责任的艺术家的时代结束了。当艺术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证艺术家安逸舒适时，它就没有多少价值了。”萨特的话同样强调了文学对世界的介入，指出文学并非与世无涉的事业，他说：“不管你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他特别提出劝告：“作家应关心人们所写的时代，为同时代人写作，为改变我们周围的社会出一份力。”
谢先生是借助加缪的话来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是用心良苦。我之所以原文照搬地大段引用，意思是说，谢先生这番话距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他忧虑的那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在这个惊慌失措的“文化乱世”，文学正在失去它的精神方向。文学的英武气象已荡然无存，它的甜蜜和卑琐几乎惨不忍睹。它艺术上的成熟和气质上的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文学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时代。
谢先生是一个热爱肖邦、热爱雨果、热爱雪莱的知识分子。他外在的达观、性情不能遮蔽他内心深刻的忧患和批判意愿。他热爱美的事物，但通过美的事物他要暴露不能容忍的丑恶，他要通过美的事物让世界的丑恶有所顾忌无处藏身。因此，他的那些美文就不仅仅是“唯美”的告白。我之所以选择谢先生的目光来谈论他，是因为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在一个慌乱而难以作出文化选择的时代，他关注的事物不仅体现了一个学者真实的性情，同时也体现了他镇静、勇气和洞若观火的能力。他的性情为我们显像了另一个真实的谢冕：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家乡和朋友，同时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他有关的谢冕。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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