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觉者，鲁迅早年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并完成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转变。鲁迅的文学思想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具有连贯性与整体性，也许受新文学本位观的严重影响而常常被人为地割裂开来，许多研究者往往只注重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有意无意地忽视他此前的文学活动与贡献，这不利于我们对鲁迅文学成就的全面评价，更不利于我们考察他如何引领20世纪初（即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走向。鲁迅经历晚清与“五四”两个重要的文学时代，前者注重“群治”，后者主张“个性”。作为一代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与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关系，根据时间先后顺序，主要体现在“写实求真”走向的“科学”文学观、“个性与反抗”走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社会心理走向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人本走向的人道主义文学观。这四种文学观是鲁迅启蒙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由于其前瞻陛，或影响其他作家批评家，或与其他作家批评家相契合。鲁迅的这些文学观念，不仅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坚实的基础与其他作家批评家相关的文学观念一起共同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指引了方向。
一、“写实求真”走向的“科学”文学观
鲁迅早年的科学思想，经历了从主张实业救国到追求科学精神的变化过程。他早就树立科学救国之志，先后学习“水学”、“矿学”、医学，最后弃医从文，学习文学。他的科学救国主张是受到晚清科学思潮的巨大影响。晚清学界就已经产生一股科学思潮，启蒙思想家极力尊崇科学。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就十分关注西方“格致”之学，他把学问分为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后者是指“格致”即自然科学，如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后来，他发表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人生观与科学》等论文，认为科学是有系统的真知识，是“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似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的学问。梁启超还提倡“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而成的“科学小说”。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论及《新小说》杂志上准备登载的小说类型时，专门列出一类“哲理科学小说”，指出这是“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还亲自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其他启蒙思想家也十分重视科学，如褚民谊（署名“民”）认为，“所贵乎科学者，阐明奇奥精确之理，以显妙能敏捷之用，以之研究，则增人智识，发达思想；以之实行，则省时省力，奏奇妙功。”褚民谊阐释的科学包括科学精神、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这三者甚至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晚清学人所普遍关注，晚清的科学思潮由此可见一斑。不过，鲁迅则很快从崇尚科学知识转向崇尚科学精神。
鲁迅早期就受到这股科学思潮的熏陶，他学习各种自然科学，撰写一些科学论文。晚清，鲁迅先后撰写或翻译科学论文《说钼》、《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物理新诠》（其中的两章《世界进化论》和《元素周期则》）、《科学史教篇》、《质学》。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针对顽固派的“崇古”与维新派的“篾古”两种思潮，简要介绍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表达了他追求科学，振兴祖国的宗旨。他热情赞扬科学家们“毅然起扣古人所未知，研究天然，不肯止于肤廓”的创新精神，提倡培根的归纳法与笛卡尔的演绎法，主张把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统一起来，认为“二术俱用，真理始昭”。他最后对科学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突出科学的重要性。
鲁迅从科学领域迈向文学领域，翻译科幻小说，如《月界旅行》（1903年）、《地底旅行》（1903年）、《北极探险记》（1904年）、《造人术》（1905年）等。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他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用科学去战胜迷信，让理智去驱除愚昧，“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这不仅意味着科学精神在欧洲击败了封建神学，而且将逐渐在世界范围战胜封建迷信。在周氏看来，“科学小说”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比事属词，必恰学理”，这是基本的要求。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用文学形式尤其是小说体裁，把科学幻想与人间生活融合在一起，并突出人情因素。“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经以科学，纬以人情”。“他认为，科学小说不仅要包含一定科学知识，更要蕴含科学理念、科学精神。同时融入人情，二者纵横交错，形成有机整体。
鲁迅坚决捍卫科学的尊严与价值，大力批判那些误解甚至歪曲科学的言论，以便使科学观念深入人心，使国人摆脱愚蒙迷信的思想束缚，追求科学精神，使民族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他推崇科学精神，无疑对“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科学”口号的提出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力促进了写实文学的创作。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特陈六义，其一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新青年》杂志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文学家同人辩驳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了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科学精神的倡导使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产生一种思维向度，即求真的精神。1922年，沈雁冰撰写了《文学与人生》一文，声称，“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惟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由于近代科学大兴，而科学讲究求真与求实，中国文学受此影响，于是写实求真成为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的基本品格。
鲁迅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翻译科学小说，试图用科学精神战胜封建蒙昧，这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科学”口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引导了写实求真的文学创作思潮。 二、“个性与反抗”走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
晚清留日期间，鲁迅试图发起《新生》文艺运动，虽然这一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幸夭折，但他为这一运动所作的一些准备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计划刊行的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鲁迅对文学的爱好和兴趣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如根据希腊历史故事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以及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艺理论文章《摩罗诗力说》（1908年第2、3期）、《科学史教篇》（1908年第6期）、《文化偏执论》（1908年第7期）、《破恶声论》（1908年第8期）等。
浪漫主义是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鲜明地体现在其个性之中。由于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现实的种种强制与束缚，人的个性往往受到压抑与压制，不能充分发挥，作为健康的个体势必反抗。而反抗是浪漫主义的基本特质之一，反抗各种束缚，强调“唯我论”，突出“自我发展”。“自我发展”是对个人潜能的开发，而个人潜能是无限的，自我发展与个性解放从本质上说是对个人无限创造力的渴望与开发。反抗是鲁迅的一种精神特质，从小他在心里反抗家族长辈苛刻的教训，后来反抗社会上各色人等趋炎附势的恶劣行径，反抗对人的个性奴役的各种势力，尤其是封建文化，反抗众治。也就是说，鲁迅既反抗少数暴政，又反抗多数暴政，提倡个性解放，渴望个人潜能的无限发挥。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热情介绍了以拜伦为首的19世纪西欧八个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及其作品，主张发扬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尽管他们的言行思维有异，却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过于天下。”他殷切希望，中国产生大批摩罗诗人，产生一批个性鲜明的精神界之战士，以打破旧中国的“萧条”，打破旧社会的“静寂”，鼓舞人民的斗志，使民族复兴，这充分表现了鲁迅的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大力倡导个性主义，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政治主张，强调“尊个人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把个性解放与救亡和启蒙密切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启蒙思想家的崇高思想。在《破恶声论》中，鲁迅要求发扬“心声”与“内曜”，主张“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个性解放思想。他对泯灭个性的言论高度警惕，如“国民”主张、“世界人”主张，并严厉指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因为这些主张“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他极力反抗庸众对天才的压制，呼唤个性解放。
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一拍即合。个性解放是“五四”的时代精神，是“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的一大特征，“立意在反抗”就是其突出表现。大肆“非儒非孝”的吴虞是这样，大力抨击封建文化“吃人”的鲁迅也是这样，积极提倡易卜生主义的胡适也是这样，高度赞扬女性叛逆的郭沫若更是这样。小说《狂人日记》与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均是致力于反抗的浪漫主义杰作。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鲁迅的小说《伤逝》都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杰作。面对中国数千年来吃人的封建礼教，鲁迅举起反抗的大旗，大声疾呼：“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可谓鲁迅“立意在反抗”的浪漫主义宣言书。
鲁迅用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去追求个性发展，主张发挥个人的潜能，以最大的创造力改造社会，其“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试图使国民成为真正的个人、健康的个人，“普通个人”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转型。
三、社会心理走向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早年充满激情的鲁迅并没有漠视社会现实，相反特别关注社会现实。他曾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鲁迅的精神结构具有“火”与“冰”的二重性，“火”的特性表现为激情，体现在他的浪漫主义精神；“冰”的特性表现为冷峻，体现在他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早就发现，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或者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纯客观”不同，他正视人生和真实地反映生活，同时不忽视作家的主体性，突出人物的灵魂鲁迅笔下的社会现实是经过他审视后的现实，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现实，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种观念，鲁迅曾经作过阐释。1913年，他撰写了《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文中指出：“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日受，二日作。”艺术创造至少包括艺术感受与艺术表达两个阶段，艺术感受就是鲁迅所谓的“受”，艺术表达就是鲁迅所谓的“作”，前者是艺术家对自然对社会的感受，后者是艺术家把这种感受经过思考加工并用艺术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天物”、“思理”、“美化”等三个艺术要素就贯穿在一起。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传统“纯客观”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心理现实主义。
被忽视的鲁迅早期作品《怀旧》就是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大胆尝试。该文言短篇小说于1913年4月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作品以外国心理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上层和下层人物在同一背景中的不同反应，从而真实地表现他们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深刻重大的社会主题。作品以私塾儿童为视角，描述了塾师秃先生狡猾地替财主出谋划策，企图对革命假意逢迎、随机应变的丑态，刻画了上层社会对革命既恐慌又仇视的心理；也反映了下层社会对革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实际现状；同时也反映了年青一代渴望革命早日到来的急切心情。作品将现实描绘与心理刻画熔于一炉，体现了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鲁迅的心理现实主义手法，他在此前翻译外国小说时就已经领略到了。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他翻译的安特莱夫的《默》与《谩》两篇小说就是采用这种手法。《默》表现了父女之间深深的隔膜以及这种隔膜导致女儿莫名自杀的悲惨结局；《谩》描述了男主人公的女友用各种谎言欺骗他，他难以忍受，愤而杀之，可是谎言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因为女友的消失而使真相永远无法揭示的故事。安特莱夫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揭示他们灵魂的痛苦，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冷淡与隔膜，从人性的深层把握人的心灵世界与现实处境。作品表达了对人间之爱的渴望、对真诚的呼唤，这是悲惨人生中的人道之光。鲁迅比安特莱夫更进一步，不仅有现实描绘、心理刻画，而且还把社会重大主题融入其中，其意义深远。他的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独特的艺术手法，不仅在《怀旧》中显露端倪，而且还在《药》、《风波》等小说作品中发扬光大，从而揭示重大事变在中国社会中的反响，并发现下层民众普遍麻木的现状，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可谓表现得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1917年，鲁迅对周瘦鹃翻译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作“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这是对译作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五四”初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派作家对现实主义普遍倾慕，尽管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很模糊，却抓住了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并吸收其他有益成分提升了现实主义，使心理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迥然有别。俄国的勃洛克、安特莱夫、迦尔洵、阿尔志跋绥夫等并非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由于比较贴近人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社会心理状态而被当作“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鲁迅是这样，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人均是如此。他们关心文学与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要求文学“指导人生”、“表现人生”，以至于“为人生”派的文学在“五四”文坛处于主导地位。鲁迅用现实主义的清醒头脑去发现诸多社会问题，探寻人生疾苦，催生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艺纲领，促进了“为人生而艺术”观念的发展。
四、人本走向的人道主义文学观
人道主义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或者把人性、人性的范围或其他利益作为主题，这是14世纪后半期起源于意大利后扩散到欧洲其他国家的一种哲学和文学运动。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早期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他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吃人性”就是兽性，所谓“吃人”的社会意义就是人对人的残酷剥削、压迫、摧残乃至扼杀生命。“人性”则是与兽性相对应的，强调人的尊严、道德自律和维护个人权利为中心的5"A主义与博爱主义。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鲁迅认为，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人吃人的，“野蛮的人”会逐渐进化为“真的人”，“人性”将会大力发展，社会也越变越美好。抱着这样的信念，鲁迅极力提倡人道主义思想。
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对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充分肯定，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并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个性，而期盼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实际上就是对人无限创造性的渴望。反对压抑、束缚个性充分发展的一切外部势力，如封建专制制度。这种精神也体现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前面已经论述，此处从略。其次，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对世界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关注。他特别关注并译介“搦小民族文学”、“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被压迫人民的文学”，其出发点就是关心“人”，为了“人”，尤其是中下层社会。他与其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译介的重点之一是北欧诸小国，如波兰、波思尼亚、新希腊等国的作家关心中下层人民的作品。如显克微支，其短篇“多描写民间疾苦，用谐笑之笔，记悲惨之情”，如其所译介的《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作品，均令人感动。再次，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注。鲁迅不仅关心与同情底层人民，而且挖掘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他十分赞赏雨果的这样一段名言：“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宗教教义有足以杀人者，社会法律有足以压抑人者，天物有不能以人力奈何者。”鲁迅与雨果—样，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统治者，他们的残酷统治是导致底层人民不幸的根源。最后，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博爱精神。博爱思想有两种传统，一种西方的基督教精神，一种是中华儒家的仁爱思想。鲁迅受到这两种传统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前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早年鲁迅受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的巨大影响。托尔斯泰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主张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托氏认为，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应该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就能拯救自己。要追求博爱就要学会宽恕，尤其是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用爱与善代替恨与恶，世界才会和谐。鲁迅十分赞赏受托尔斯泰影响的日本白桦派作家，如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他们提倡新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追求博爱思想。有岛武郎的短篇小说《给幼小者》用博大的爱去激励失掉母亲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像刚强勇猛的小狮子一样在深刻的创痛中去开辟人生的道路。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坚持反战立场，“同情于争战的牺牲者”，希望建立“平和的理性的自然的”世界秩序，反映了人类爱好和平的愿望。鲁迅十分欣赏这两部作品，引见给国人，以医治中国旧思想上的许多痼疾，如相互仇视、相互憎恶、缺乏宽容等思想。总之，鲁迅试图用人道主义反对一切非人道的暴政和社会罪恶，追求精神的自由独立与自然人性的健全发展。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的涓涓溪流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逐渐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周作人与茅盾等人纷纷加入这股潮流。“五四”初期，周作人在短暂的时间里，写了三篇重要论文，即《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盘托出。他所谓“人的文学”就是指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其“人学”结构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自然人性论”，一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思想后来发展为“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茅盾也提倡人道主义，译介域外弱小民族文学，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还特意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不遗余力地介绍俄国与东北欧国家作品。鲁迅大力支持，把自己翻译的俄国、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作家的一些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人道主义思想活跃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
晚清至“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既是时代的社会思潮，又是文学思潮。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鲁迅坚持启蒙主义立场，其文学思想立意高远，对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其文学思想的发展简要历程，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新国新民，主张群治；1903年，鲁迅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撰写《辨言》，认同“群治”主张。他从科学人手，经历从主张实业救国到追求科学精神的转变。然而，到1907年，鲁迅就与“群治”思想分道扬镳，与许寿裳等人筹办《新生》文艺杂志，主张“立人”，提倡“个性主义”，认为只有先“立人”然后才能“立国”。鲁迅认为，要想“立人”就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提倡反抗精神，由此催生一股浪漫主义思潮，并引导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但鲁迅不是单纯的浪漫主义者，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注重揭示社会与生活中的各种“瞒和骗”，发掘社会变革如何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催生一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潮。鲁迅提倡的科学精神、浪漫主义精神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均蕴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力抨击了封建礼教，批判了专制主义，使人本主义思想渐人人心，并由此拉开“人的时代”之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