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是旅游画册里的北京 “出走”是徐则臣笔下人物的重要行动，《夜火车》里一直梦想离开小城的主人公陈木年在失手杀了人后，跳上夜晚一列远去的运煤火车真正离开了小城。现实中的他内心深处也时刻存有出走的欲望，他在北京生活了十年，按理说已经适应了大都市生活，但他说如果超过三个月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就会觉得憋得难受，说不出来想去哪儿，但只要去外面走一圈就会缓解掉一部分。
徐则臣出生于苏北的一个小乡村，是中国随处可见的地方，在去县城念高中前很少离开村庄。那时的他对外部世界有开阔的想象，把县城想象得很大，北京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到了县城念高中，高中里的女孩子流行贴画，他在十六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刘德华”，当时“觉得这个人长得真难看，鹰钩鼻子显得很阴险”。
徐则臣身上的时代烙印如此明显，他出生、成长的年代恰好是中国逐渐城市化的过程，他与亿万同龄人一样，脚步从乡村走到城市，最终在城市定居。
“我第一次到北京极其失望，赶上沙尘暴，整个城市灰秃秃的，即使这样，也还是来了，呆了下去。”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反差让他对“北京”这个概念思考起来。他觉得现在的北京有点像19世纪的巴黎，那么多的外来人在这个城市里，一边咒骂一边坚持，“现代中国人对北京的态度是很纠结的，我们的父辈对北京是仰望的。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仰视是不屑的，但这种不屑也导致他们到北京来。我有过仰视的东西，北京是金光闪闪的被建构出来的，我们这代人在这方面是很纠结的”。
一个流浪汉同样有所执
徐则臣喜欢“理想主义”这个词，他承认自己本质是个理想主义者，心中一直有对写作的坚持。但对于当下人们时常谈起的“理想主义的80年代”，他却心生质疑。他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时还在农村放牛干活，所以对那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没有多么切身的体会。
“80年代是个黄金年代。但有时候我也质疑，80年代的理想主义是怎么形成的，是自发的还是建构出来的，所有人都喊理想主义时，你也跟着喊就是可疑的。我认为在日常语境里卖盗版碟、办假证的人，一样可以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往往把理想主义者全说成正面的、宏大的，为了高尚的事业奋斗的，其实对一个罪犯，一个酒鬼，一个无赖，一个流浪汉来说，同样有所信，有所执。”他觉得能将一件事付诸实践，坚持到底，一条道走到黑就是理想主义者。
所以当谈起70后作家的“被遮蔽”时，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50、60后作家出现于一个适合造神的时代，那个时候缺少文学英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在80年代的刊物上发表一个短篇小说全国人民都能知道，但现在即使写出个《红楼梦》也不太可能风靡全国了。但只要他们还在默默地写，就一定会被发现。
正因这一代作家如此努力，徐则臣希望大众能真正从文学的角度看待他们。“很好的事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探讨70后作家作品，上次在英国伦敦书展，我没有接受BBC采访，因为他们没看过我的书，甚至对中国文学都没什么了解，上来就问中国的政治怎么样……这种问题何必要问我？我不接受非文学的采访。私下聊天怎么都可以，但别打着文学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