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1923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初中毕业后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9年后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文学》总编。
主要作品:戏剧集《布谷》,成名作《台湾姑娘》,小说集有《春雷》、《飞筐》、《山里红》、《石火》、《满城飞花》等,代表作《矮凳桥风情》等,文论集《小说说小》等。
采访手记:
林斤澜说话,一句是一句。问他,据说您“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刘心武也说,称您为美男,实不过誉?他哈哈笑,说,嗯,温州出来的文人长得都不错,禁看。
再问,有人说您世事洞明,往好里说是机智,往坏里说,是世故?他还是哈哈笑,说,嗯,世故也是涵养。
最后吹捧他,说,您信佛,都说您和汪曾祺是一佛一道?林斤澜笑得更哈哈了,说,这个就不对了,佛讲的是无欲,对世界无所求,可我有所求的。求什么?求名利,求世俗。
这么个可爱的老头儿,平白如水,说话干脆利落,回答问题、处理事情,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他的小说,怎么就那么九曲回肠,让很多人看不懂呢?
一生一事,一个人
我父亲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办学校,小学。我的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写小说,短篇。
父亲林丙坤主张教育救国,1914年创办了沧河小学,学校现在还在温州。我小时候,他尽忙着学校的事,外面的事,社会的事,没空,根本不管我。他有十个孩子,四男六女,管也管不过来。
我是1923年出生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十七。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到老了才知道,那一天的阳历是6月1日,儿童节。嗬!奇怪的是,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是8月25日,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我也不知道。也想过去派出所更正,可户籍警跟我说,这个改起来太麻烦,“你就凑合着用吧”,所以我就一直凑合着。
我的名字说起来也很�嗦。本来叫林庆澜,后来改名林斤澜。可老伴一辈子都叫我“阿杰”,是因为小时候外祖父喜欢我,给我改名鲁林杰,跟他姓。小时候父亲不是不管嘛,我就长期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教私塾的,每星期给我讲一篇《古文观止》,都要求背。也讲传统小说,《三国》、《水浒》、《红楼》什么的,讲完了再要我讲。还规定我必须每天写篇日记,好在我从小喜欢作文,也不觉得苦。
外公是很开明的人,他的三个女儿都放了足,都送去读书,我初中毕业要去闹革命,家里有意见,最后还是外公点了头才算数。
我1929年进的小学,就是父亲办的海坦镇沧河小学。然后读中学,温州中学。那时候就对两件事感兴趣,一个是文学,一个是革命。
初中刚读半年,1935年“一二•九”运动来了,影响到温州,我们也游行,好多学生,还准备一起去拆日本人开的一家“东洋堂”杂货铺,喊着口号走到半路,被警察截住了,没砸成。但热情是高涨的。
其实我读书时是好学生,听话,成绩也好。中学时,我们有个“厨房会”,说起来很好玩,就是一干同学,下课后溜到厨房大师傅的宿舍里去,那里有茶、有烟,厨房后墙上还有个洞,平时用竹筒堵上,听到外面卖馄饨、卖鱼丸面的敲梆子声,食物和钱就从洞里出入,不必跑出学校院子去。
当然,厨房会主要还是读书,读得多的是文学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都看,来者不拒。我订了很多进步文艺杂志,《中流》、《译文》,知道了鲁迅、茅盾,也读救亡刊物《大众生活》、《世界知识》,也算禁书,都藏在厨房师傅床铺的褥子下。
厨房会的创办者是赵瑞蕻,杨宪益的妹夫。后来由马骅接管。我是年龄小的,跟在他们后面跑。后来,厨房会发展成正式的读书会,叫“野火读书会”,高中部的同学也参与进来搞,那时候我已经快毕业离开了。
十四岁那年初中毕业,赶上卢沟桥事变。我们那个热血啊,没心思读书了,要抗日!还记得毕业考试,考数学,一交完卷,我就把钢笔当投标,射出去,钉到了黑板上。老师同学都很惊怪,我平时很规矩的,听话,是优秀学生,今天怎么一反常态,狂态毕现?疯了!
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我可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选择共产党,倒不是别的,只因为国民党实在太腐败。
我们成立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墙头刷漫画和口号。有战时青年服务团读书室,我把自己订的进步刊物都捐了。又有“前哨剧团”,我在里面演戏,演过很多角色,大多是小生类的,年轻的,比如曹禺的《雷雨》,我演周萍。演戏的时候我认识了谷叶。她那时叫谷玉叶,我们都是演员,十多岁就在一起演戏。
再后来,觉得这是小打小闹,不够,不过瘾。那一年冬天,我们几十个人,男男女女的,坐着小火轮,到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长是粟裕。学校里面也有派系斗争,两个负责人都喜欢同一个女孩子,争风吃醋得厉害,本来与我无关,到底殃及池鱼。
从干部学校出来,就去了温台山区,在温州和台州交界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明里教书,暗地里搞地下活动,联络员。那真是脑袋拎在手里过活的日子。
这样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1940年秋,我十七岁,想要去延安。组织上安排了路线,第二年到了重庆,到一家书店去接头,向店员说了暗语,他竟然呵斥我,“去去去,我们忙着呢!”搞得我莫名其妙。其实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出问题,第二年就皖南事变了。
失去了组织联系,我在重庆晃荡,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去新疆读书。其实新疆主席盛世才也就是地头蛇,一方霸王,不过表现得又文明又进步。我就给茅盾写了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茅盾当时在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是新疆学院的教育系主任和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我想投奔他,可是他回信来说,要我别去新疆了,就近入读。我当然不知道,那时他和盛世才已经不太好相处了,过不多久,他自己就离开新疆、去了延安。
有时候,一个小细节就可以决定人生、改变人生,这封信对我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我就进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学校有社会艺术教育和电化教育两个专科,老师还是很厉害的,朱自清、梁实秋等,一流吧。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1946年,我读了三年书,毕业了,也想家了。从重庆回到温州,找家人。我们家已经搬走了,因为1942年温州沦陷,父亲带着家小到乡下避难,最主要的还因为他是“温州教育三巨头”,怕伪政权要利用他,任命什么职务。他当然是不合作的,但还好,伪政权对他这样办教育的,也没怎么为难。不过这到后来却成了罪名。1953年肃反,父亲被揪出来批判,骂他是“三红人物”,就是在国民党、伪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父亲是有气性的人,受不了这个侮辱,回家后爬进了自家的大水缸,院里搁个水缸,高不过肩,防火用的,他就把自己生生溺死在里头。
找家人,还要找谷叶。她当时正在温州联合中学(现在的温州二中)教务处工作。她跟我是同乡、同庚、在前哨剧社是同台演出的“同事”、在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是同学,没有理由不结婚的。那年冬天,我们就结了婚。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写短篇,一生也只有这一个女人。
结婚后,我就离开了温州,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79年才重回家乡。其实我是很有家乡情结的。先只身去台湾,决定那边还不错,再写信叫她过去。她就去了,在台中中学教音乐。她很有天赋,后来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届学生。
在台湾,我经历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惊险,是凶险。我那时表面的身份是彰化职工职业学校的老师。在1947年的“二•二八”运动中,我被捕了,是被人供出来的。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其间眼看着很多人被枪毙,我也总被他们威胁要送到火烧岛去,那是个荒岛,去了铁定是个死。几乎都绝望等死的时候,又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是他们搞错了,供我出来的那个人家里有钱,保他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捎上了我。刚放我出来,他们就发现错了,又派人四处搜捕。那时我正躲在一艘煤船的暗仓里,要是重新被捕,估计就交代了。还好,最后让我逃回上海了。那一次命悬一线,终生难忘。
两个布谷,两重天
到上海,已经快解放了。1949年成立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据说是为了培养干部的。我进去了,还当了学生会主席。在新专,我有个同学是林昭。林昭是叛逆的女性,我给她的毕业留言你肯定猜不到,是“生不逢辰”四个字,她在校大概是年纪最小的,表现得性格很突出。
过了一年,苏南新专停办,我到了北京,进了人艺。我在重庆的国立社会教育学校不是有了文学理想吗,现在就开始写剧本了。
写了一个四幕剧《布谷》,还写了四个独幕剧,1957年结集出版,书名就是《布谷》。是我的第一本剧本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定价四角五分,印了3200本。当然很高兴,就是这一年,我的独生女出世了,起名叫“布谷”,两个布谷,两大丰收。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发现,自己不适合写剧本,写的剧本也没人演。一是因为剧本要生生死死,很多情节、故事,悲欢离合,跟我的性情不合适。另外,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合适,要跟形势走,能应景,这个我做不好。
所以后来我就转写小说了。随后调到北京文联创作组,成了专业作家。写小说,而且专写短篇。写短篇有个好处,可以避开路线问题。长篇就不行,长篇必须要写时代,要有中心思想,要写成史诗。孙犁上世纪50年代写《铁木前传》,主人公不是革命战士,生活作风还不好,就说他偏离了路线斗争,批斗很厉害,身体都搞坏了。可流行的“文学加革命”,我又写不来。短篇小,不显眼,可以偷生,不至于成大毒草。
建国后运动多,一个接一个,我那时算青年作家,凡有运动就要下去。作家是螺丝钉嘛,让拧到哪儿就是哪儿,说是体验生活,如何布置主题思想,让写命题小说。我跑过很多地方,1951年参加中央土改团到湖南,后来又在石景山待了几年。插队去的平谷县。反右后带户口下放到门头沟,那儿真穷真偏僻,把人饿死了。我身体一向壮实的,1960年回来,查出了心肌梗塞。
来来回回中,我还是坚持写,1957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台湾姑娘》,从那以后,我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算是比较密集的,比较破例。1962年一年当中,北京市文联还连续三次召开了“林斤澜作品座谈会”,也是很破例的。算一个创作的高峰吧。
不过好日子也不长。1964年,《文艺报》发表了近两万字的文章,评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中心思想是批评我太注重艺术。这个罪名是很重的,沈从文宣称“我的神庙里供的是人性”,胡风说“政治也在生活中”,他们的处境,大家都知道的。咳,“文学”不应该注重“艺术”。在当时,重艺术就是罪过,表示淡化政治。要求的是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其实是政治唯一。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说起来,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出来后,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当然,也有惊险。一次是1957年,有一次叶至诚、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四个人在一起聊天,说现在的文艺界没有特点,他们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决定创办一个同仁刊物《探求者》,还在酝酿中,反右开始了。《探求者》撞个正着,一下子成了“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反党集团”,康生亲自负责抓。我和他们是朋友,北京文联秘书长田家乘机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没有材料,躲过去了。我倒不怪田家,他后来文革中在西北被整得很惨,死去活来的,死在那里。
再一次,是1961年我们几个人一起被派去西双版纳采风,到了文革,同行的一个人出来揭发我,说我当年准备经云南叛逃出国。这事审查再三,也没有材料,又躲过去了。还有人揭发我以前是三青团,结果我被军宣队从牛棚里揪出来,前后审讯了三次,最后也不了了之。
文革中我也挨过批斗,老舍当然是首当其冲,我敬陪末座。批斗时我只做到一点:没有表情。我也坐过“喷气式飞机”。扭着胳膊,弯着腰,很痛。扭我的是个工人作家,我疼得太厉害了,扭头过去看看他。他对我一笑,意思是,哎呀,总要意思意思嘛。我也不怪这人,他思想极左,为人极好。
文革中,北京文联解散了,我先被安排到一家电影院当领座员。本来也可以是美差,可当时的电影实在太难看了。后来又让我到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书还没你家的多呢。我就称病赋闲在家,到后来日子还是滋润和逍遥的,一家三口,自由自在。
有一次我去买扒鸡,交完钱,售货员突然高亢地说:“翻身不忘共产党!”我反应不过来呀,售货员马上露出鄙夷的神情,我明白了,马上大声答:“吃鸡不忘毛主席。”嗯,过关了。说起来像笑话,却是千真万确的。
清平老者,老当益壮
文革之后,又迎来春天了,多多地写小说,又出了一批东西。写中篇《竹》时女儿正准备高考,当然要全力保证她,家里唯一的一张办公桌给她用,我就盘腿坐地上,有时屁股下垫个小板凳,以椅当桌,孙子狗蛋还不时来骚扰,但还是写,写得很多。
1981年,我终于得了个奖。写了个“矮凳桥”系列小说,有的人说读不懂,还举例,“骂你的嘴里有我的嘴,打你的手里有我的手”。这有什么读不懂的,真是。我的书就是没有汪曾祺的卖得好。我跟汪曾祺人也不同,他是名士,我有社会使命感。不过我的脾气比较好,改革开放初期,我请了好几拨有过节、有隔阂的作家到家里赴“团结宴”,做和事佬。
1986年,让我接任杨沫担当《北京文学》的主编,那时的同事有年轻的李陀、编辑部副主任傅用霖,刘恒还是普通编辑。那段时间我只提“双百”,不提“两为”,麻烦是有的,审查总是很严,我们有一期发了米兰•昆德拉,上头找去了,质问,为什么不发小说?就这样。但我们还是发了些好文章,团结培养了一些人。我不怕,不当这个主编,我还能当作家。我们的氛围也很好,副主编陈世崇连我的稿子也退,我觉得很正常。
个人生活没什么好说的,我是出了名的能睡能吃,能吃能睡不干活,活得逍遥自在。有一次,中国派作家代表团出访非洲,让我当团长,在埃塞俄比亚吃饭的时候,对方陪吃的作家不停地问我这个问我那个,我忙着回答应付,每顿饭都吃不饱。从那以后,我可有了经验了,出访坚决不当团长,这样才能吃好玩好。
以前每天都喝酒,酒量还很大。高晓声、陆文夫、汪曾祺和我号称是“文坛酒中四仙”,现在就剩我一个了。老了老了,不喝酒、不谈情、不出游,唉,少了好多乐趣。
我还收藏酒瓶,我也喜欢跳舞,跳得还不错。不过我有恐高症,不喜欢坐飞机。我还信佛教。2003年召开了“世界温州人大会”,非让我去,他们发言,我就跟灵隐寺九十高龄的方丈木鱼偷偷地聊佛经,后来聊累了,我俩就一起趴主席台上睡着了。
(选自《山河判断笔尖头》/陈洁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