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问而言，章太炎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就是刘师培，这“海内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在当时并以精通小学名世，但刘不仅年寿短促（仅活了36岁），而且在晚清以革命志士而投靠清廷的变节行为而被千夫所指――那句“可怜亡国产文妖”，具体指的就是他。更毋庸提及袁氏当国之后刘师培居然又一次“失足”，成为支持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丑闻的要角。在传统中国读书人至为看重的“气节”问题上，刘师培可没法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且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章太炎比肩。
但正是章太炎，在民国建元之际，为挽救因投奔端方此际正滞留民元革命中心地带四川、随时可能被革命军砍了脑袋（端方已经罹此厄运）的刘师培奔走呼号，不惜以“民国元老”之尊，不惜以身家性命相赎：申叔若亡，我何独活！
无论太炎先生的性格抑或学问有多少难免偏颇或固执之处，他的真性情与大气度往往在关键时刻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让人异常感动。
为刘师培之“大节有亏”而顿足捶胸的文人们一旦言及此事，几乎都要把刘太太何震拉上垫背：所谓“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陶成章）是最通常的理由。这排在中间四个字，分明饱满着讥讽刘贪欢溺色的不屑与调侃。即使为人甚为温和厚道的蔡元培，也采用了类似说法解说刘师培“投诚”事件：“君（即刘）忽与炳麟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这里的小人，其实明有所指，即传说中与何震关系暧昧的表弟汪公权。
何震原名何班，跟刘师培沾亲带故，亦属“包办婚姻”，但夫妻感情似乎很不错――或者说，刘师培似乎很爱何震。他们结婚大概是在民国前九年（1903）左右，刘师培二十岁上下时，想来何震应该跟他仿佛年纪，生于1883年左右。婚后何震（当时还叫何班）就和当时的“小革命”刘师培一起来到上海，进入爱国女学读书――此前刘师培已经和聚集上海的“老革命”爱国学社的章太炎等人订交。1907年，刘、何夫妻双双亡命日本。此时何班才正式更名何震（号志剑）。
关于何震本人，除了蔡元培一篇《刘申叔事略》中的夹笔顺带，我们可资探寻的直接材料并不丰富，很多只能得知于捕风捉影的传说与流言。
冯自由写于1930-1940年代的《革命逸史》中，描述刘师培“投诚”事件同样照搬了陶成章的理由，“内惧艳妻”依然是一个头等重要的罪名，此书中对何震的描写非常不堪。例如“何震更提倡父母姓并重之说，自号其姓名曰何（殷）震”，更说“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
柳亚子早年和刘师培夫妇关系甚为友善。例如柳写于1908年的诗作《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中，曾有“别有怀人千里外，罗兰、玛利海东头”之句，下有小注云“谓申叔、志剑夫妇”，这几乎就是表彰刘、何夫妇为当时“英雄”、“英雌”的表率，评价可真不低――关于“罗兰、玛利”之为谁以及何以在晚清如此风头甚健，读者诸君不妨参阅夏晓虹教授《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其中专辟一章《接受过程中的演绎――罗兰夫人在中国》。而在20年后，写于1928年的一篇关于苏曼殊的文章中，柳亚子却完全转换了腔调，不惜贬低何震为“女戏子”：
……他（指苏曼殊）骂留学生，是因为他们贪财卖国，反颜事仇。骂女留学生，是因为她们奢侈浮华的生活，足以促成她们丈夫的卖国事仇而有余。单一个例子来讲，申叔是曼殊极好的朋友，申叔的变节堕落，我想是曼殊所极端引为痛心的，但申叔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曼殊的思想问题》）。
至于更为后世的文人，据此推演，更有将何震干脆描述为“河东狮吼”的――作者殊不想想，能让一个丈夫那样爱惜有加的太太，怎可能是如此货色呢？
刘师培对何震的倾心袒护，以至于到了“重色轻友”的程度。
例如1908年在日本东京，刘师培竟然跟一向对他异常呵护的章太炎翻了脸，害得本与刘氏夫妻合住一所的太炎先生只得搬回民报社：据说这一兄弟破颜还是因为何震――章太炎无意中发现了汪公权与何震私通的秘密，直接告诉了刘师培。
无论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是否属实，想来性格质直整峻（甚至颇为天真）的章太炎处理此事的方式都未免过于直截了当了，或者他竟然未曾考虑过身为丈夫的刘师培的尴尬处境与接受能力？周作人在回忆文章中，曾经言及章太炎当时在东京国学讲习会，课间与学生拆字游戏放松心情，竟然干脆讥笑何震之“震”为“云雨到辰时”――这自然还是影射何、汪情事。
但也正因为章太炎这种性格乃至能力，所谓“天资最敏，判力尤强，雄具大略，长于审度情势，虽至隐阴谋，无能蔽之者”，且又“见善若惊，疾恶如仇，耿直之气，逼人眉宇”――更使得后世之人难免要嘀咕：或者何震“闺门不谨”的流言并非空穴来风？章太炎可真不像一个信口开河的人。后世之人据此给出的理由（“事后追认”），则有两个：一个是刘师培忙于学问，一个是刘师培身体孱弱，“短视口吃”（王森然语），身体不好性格就往往“靡怯”（章太炎语）――这自然是“颇有艳名”的何震婚外偷情的最好理由。
说来还是很郁闷，曾经组织女子复权会、主持《天义报》（1907）且立论“翩然高举不可一世”（柳亚子《〈神州女报〉叙》）的何震，何以就如此不堪地沉浮翻滚于清末民初这个乱世红尘的各种莫名其妙的思想或者主义当中，不仅自己身败名裂，且带累了天才而体弱的丈夫闷闷不乐、太早夭亡？
何震因何要伙同汪公权“日夜怂恿光汉（即刘师培）入官场”（陶成章语）？这在另一个同章太炎关系密切的民国文人刘成禺那里，别有一个明确记载可以进行推论：
千枝灯帽白如霜，郎照归朝妾倚廊。
叫起守关银甲队，令人夫婿有辉光。
刘成禺诗中所言，是刘师培担任袁政府参议即所谓“筹安会六君子”时日暮归家的体面场面：
所居��，楼馆壮丽，军士数十人握枪环守之，师培每归，车抵�口，军士举枪呼刘参政归。自�口及于大门，声相接。妇何震乃凭栏逆之，日以为常。
同时濮伯欣也有一诗描绘此景，并且嘲笑了刘氏夫妻的“变节”忘旧：
门前灯火白如霜，散会归来便举枪。
赫奕庭阶今圣上，凄凉池馆旧端方。
何震被刘成禺称为“通文翰而淫悍，能制其夫”却又艳名甚噪，这里描绘的情形，与同柳亚子文章的立意类似，也是一个热衷于“奢侈浮华”的世俗女人形象。如果刘成禺的诗行不是谑虐而是纪实的话，看来这位号称“志剑”、曾在日本主持过《天义报》的新女性，的确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有些虚荣？做她的丈夫如果不讲究一点利势嗜欲而仅仅“皓首穷经”，也许真的很难？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刘慧英女士，显然也对何震模糊在种种传说中的命运颇有不满，专门撰文《从女权主义到无政府主义：何震的隐现与〈天义〉的变迁》讨论之，试图为何正名。其中许多考证颇为精严。
一直被主流历史叙述认为是刘师培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最初实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创办人的署名，始终为刘妻何震，并且，以何震为代表的女子复权会成员在《天义》上曾经留下过对男权传统的犀利批判。
《天义》“发刊词”开宗明义，不仅宣布自己是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并用了多半篇幅来表述对历史和现实、西方和东方妇女问题的关注，并将“女界”革命视为“阶级”革命、“经济”革命的根本与前提。
此时的何震，的确很“女权”，她认为男女不平等是阶级的起源，只有将男女革命与经济、种族等革命“并行”，才能真正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不平等。
何震的激烈让男性紧张了，他们要挺身而出、要加以“纠正”：要提倡“自由恋爱”而非势不两立、要“社会革命”为主而非“性别革命”为主――读者诸君可要注意了，此处所谓的“自由恋爱”，可是在“无政府主义”背景下使用的语汇。如果非要我说穿了，较真一点讲，乃是取消婚姻和家庭的“男女杂交”和“公夫公妻”！
反而是何震自己，这个男人眼中的“淫悍”的“艳妇”，在《女子宣布书》中提出的妇女所要争取之权利，完全不是“无政府自由恋爱”的：
一、实行一夫一妻制；二、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应一视同仁；三、男女受同样的教育，妇女应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四、夫妇不谐则告分离，在分离之前则双方均不能以任何形式与第三者结合，否则，就被视为违背第一条；五、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六、废尽天下之娼寮，去尽天下之娼女，以扫荡淫风。
这些立论，恰恰针对所谓“男既多妻，女亦可多夫，以相抵制”观点发出。何震又进一步申说：
男子多妻，男子之大失也，今女子亦举而效之，何以塞男子之口乎？况女子多夫，若莫娼妓，今倡多夫之说者，名为抵制男子，实则便其私欲，以蹈娼妓之所为，此则女界之贼也。
日后，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何震更从两性心理习俗观照，犀利指出，“况所谓肉体解放者，均女子之至辱者也，又均女子之至贱者也。可不叹哉！”
至此，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有些明白，那些在刘、何夫妇“落水”之间加诸何震的理论指责的出处，究竟来自哪里吧？语词往往是言者自己内心阴暗的反射。恰恰是这个多年以来背负“放荡”之名的何震，至少在言论上她相当清醒。
当今渴望在“欲望打拼”上和男性“一决雌雄”的提倡“内分泌写作”的“女性”们，何妨重新聆听一下她们的“女权先驱”一个世纪之前的挣扎与苦涩呢？
何震作为“女性”，她“发声”的时间和地点，与《天义》相始终――《天义》的寿命也总共不到一年。之后的何震，在历史记载当中：很快沦为“女侦探”，之后又“隐居”多年，最后下落不明、消失得不明不白。
是什么力量让《天义》发轫时期如此勇猛精进的何震“妥协”了？刘师培用越来越多阐释无政府主义学说的篇幅占据了《天义》的话语空间，并最终“篡夺”了它的话语主导权，从而使女子复权会完全成为一个虚设，何震愈来愈多处于一种“隐匿”状态。
在何震成为“侦探”之前，她已经“变节”一次？她背叛了自己曾经的“女权主义”身份？
而刘师培呢？刘师培的“东倒西歪”一再“变节”，则似乎验证了另外一种人性的悲凉：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传统与现代）冲突之间同样显得左摇右摆，难得定心。
1918年刘师培病逝以后，据说何震曾经在北京大学校门口叩头痛哭，此情此景若果为真，则更是足以证明何震精神深处的惶恐、分裂、漂浮无定。甚至何震其人的最终归宿都依然沦为并不清晰的传说：
一说她在刘师培死后精神错乱、死于幽闭；
一说她在刘师培死后“削发为尼，释名小器，后来便不知道她的足迹了”――如此了断残生，依然形同幽闭。
（选自《青瓷红釉：民国的立爱与钟情》/秦燕春 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