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是“悍然”，还是“偷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就像现在再来讨论“购岛”到底是日本政府被所谓右翼牵着鼻子走还是与右翼沆瀣一气分唱红白两角一样没什么意义。
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倘若说日本政府和所谓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真有什么不同的话，恐怕唯一的不同就在于石原等人根本不在乎中国会作什么反应，而日本政府则是在权衡一番以后决定不在乎中国的反应。差别仅仅如此。否则，日本就不会在做出“国有化”决定的次日宣布任命西宫伸一接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也不会派遣杉山晋辅到北京寻求和中方的沟通了。现阶段，有意义的是中国如何面对日本造成的这一“既成事实”。
日本方面还寄予希望的是，中国的愤怒只会是有限而暂时的，就像在2012年4月的黄岩岛事件爆发前，中国在海疆争端上往往采取的态度那样。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中国自我克制的习惯性认知导致了日本的冒险政策。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倒是没有只满足于发一阵火儿，但那一次中国的对手是菲律宾，和日本无论从实力还是从国际体系的联盟关系而言都不可相提并论，日本没有也不会认为黄岩岛事件是中国海疆政策转向的风向标。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反制措施就应该集中在打破日本的幻想上。中国务必以尽可能强烈的口吻强调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但这只是反制的一个前期环节，仅是说几句硬话本身并不属于反制措施。
那么，经济反制怎样？这当然是有必要的。总不能中国一边帮助日本经济复苏，一边眼看着日本偷中国的东西吧？中国应该尽力寻找能够让日本感到痛的经济领域进行反制，至于这些领域是否也会让中国感到痛，不应该是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索。中国应该盘算的是谁更痛，而不是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痛。常理上说，以自己不痛为原则的打击手段，往往也不会让对手痛到哪里去。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中国应该对日本进行经济反制，反制手段却主要不应该是经济上的。因为无论中国的经济反制多么强烈，日本都不可能改变其“国有化”立场。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经济反制最多只能让日本感到后悔，但无法让日本回头。倘若中国的反制措施全都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及于其他，或者只是附带一些外交抗议的话，钓鱼岛的实际态势还是对中国不利，日本依然可以凭借其“既成事实”获得相对于中国的行动优势。
中国反制日本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矛盾既然自海上来，出路自然也从海上找。在海上以坚定的决心进行维权行动，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宣示主权。在主权已经遭到侵犯的时候，靠宣示是无法恢复主权的，只能依靠强有力的维权行动。具体到中国海监船的钓鱼岛水域巡航，所谓“宣示主权”，行动体现为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以内，而“行使主权”，则意味着对闯入中国领海的日本不法船只及人员进行驱离。前者只是一个姿态，临时而且可逆，后者则是国家维护主权和尊严的坚定意志的切实体现，二者之间的效果差异不啻于弹弓和导弹之间的差别。
毫无疑问，强势维权存在引发冲突的危险，但倘若一个民族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觉得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便祭起“忍字诀”，把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交给后世子孙，这个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无论多富裕，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痕迹。
钓鱼岛原本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但既然日本为了一个钓鱼岛置日中关系的大局于不顾，中国就应该把钓鱼岛当作中日关系的全部。钓鱼岛本身就是大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权和尊严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什么，我不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