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诗宋诗孰优孰劣，无疑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焦点论题之一。历史上宗唐还是宗宋之论，显现出此消彼长、互不相服之态势。然论其发端，唐宋之辨当始于南北宋之际。魏泰、张戒、陈岩肖等堪为前驱，在宋末元初，更给人以热闹的印象，叶适、严羽、刘克庄等对此问题皆有深入的展开。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审视诗歌的审美特征及价值低位，反思与总结宋诗的发展道路，从而建构新的诗歌发展走向。
关键词：宋末元初；唐宋之辨；诗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35-06
关于唐宋诗之辨，钱钟书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谈艺录》第一“诗分唐宋”谈及如何看待唐诗宋诗之别的问题。钱先生举出大量中外文论观点，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有关论述，认为在如何区别唐诗宋诗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断。同时，钱先生又表达了关于唐宋诗各自风格的见解，所作判断皆令人信服。另外，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亦对宋诗的特点及价值地位作有分析，并认为宋诗的总体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序中也包含有对唐、宋诗之不同特点的认识，认为明人批评宋人学唐而不像唐，恰恰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不过，宋人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但在“大判断”或艺术的整体方向上没有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总多多少少不出唐人圈套。关于唐宋诗之不同，除钱钟书先生外，现当代学者亦有论及者，如齐治平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及其专著《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之学术史篇第一章第一节“关于宋诗的论争：宗唐与宗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毅《20世纪的宋诗之争及宋诗特征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叶帮义、余恕诚《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秦良《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李金慧《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赵娜《清代唐宋诗之争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在唐宋诗之不同上，缪钺先生的判断也多能代表当代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其《论宋诗》有关文字较为精到地概括出唐宋诗的不同风格特点，从中也可看出宋代诗人能在唐诗之后别开生面的创新意识。正如清代蒋士铨所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仅此而论，宋诗就有令后人不容忽视的认知价值。
其实，不仅是现当代有关学者的探讨，在宋诗的风格得以确立之后，中国古代就时有关于唐宋诗不同特点的辨析。如明代李梦阳的论述历来就较受关注，其《缶音序》云：“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词艰涩，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与人等，谓之人可乎？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也。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在诗学传统上，李梦阳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扬唐抑宋的态度。
然追根溯源，文学批评史上的唐、宋诗之不同的分析，在宋代即已发端并对当时的诗学思想及后来的诗学批评产生影响。然宋代诗学批评史上到底谁开唐宋优劣辨析之先河，学界则有不同说法。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认为，“在宋代诗史上，最先开启唐宋诗轩轾之争的，当数魏泰、陈岩肖、叶梦得诸人。而从诗歌发展史以及创作规律的角度来区分唐宋诗界限的，首推张戒”。魏泰（1105年前后在世）论诗，对李白、杜甫、孟郊等唐人之作多有推崇，如评李白、杜甫诗作为“优柔感讽”。评孟郊诗“句法、格力可见”；而对于宋诗，除对王安石诗作甚为推崇外，对其他诗人则多持批评意见。如评欧阳修诗：“恨其少余味尔。”评黄庭坚诗：“气乏浑厚。”评石延年诗：“石延年长韵律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评西昆体：“杨亿、刘筠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魏泰所评虽然主要就唐、宋诗歌分而论之，但可以看出其诗学态度中扬唐抑宋的基本倾向。故王著所论不无道理。而在唐宋诗歌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又以张戒（？一1158前后）为始作俑者。如齐治平认为：“然最早发难于苏、黄且启唐宋诗之争者，当推张戒。”张戒论诗以言志为本，倡导风雅传统。故对于以用事押韵为工的江西诗风甚为不满，认为“诗妙于自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张戒因批评江西诗法而推崇唐诗乃至六朝诗歌的成就，亦表示出明显的扬唐抑宋的态度，实已导严羽《沧浪诗话》之先声。另外，陈岩肖（约1151年前后在世）《庚溪诗话》卷下云：“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在对宋诗成就的认识上，把宋诗提高到与唐诗同等的地位。南宋后期，尤其是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辨表现得更为突出。唐诗、宋诗，各有何种特点，学唐抑或学宋，何谓诗坛之正宗等问题，成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话题。本文即以叶适、严羽、刘克庄等人为例对此问题略作考察，藉以窥见宋末元初的诗学取向。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瑞安（今浙江温州）人。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在南宋堪称鼎足而三。然虽为理学家，叶适又与朱、陆有所不同，他既重事功，又重文藻，文章成就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叶适《王木叔诗序》论及唐、宋之别：“木叔不喜唐诗，谓其格卑而气弱。近岁唐诗方盛行，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变态，唐人所长也。反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叶适引用王木叔的看法并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因此，实际上也是他自己观点的写照。文中分析了唐诗之短长，从中也可推知宋诗之优劣。王木叔认为，相较而论，唐诗在刻画物态、词句工巧等方面胜出，宋诗在自我观照、明道见性方面占优。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对唐、宋诗作总体上比较并作出这样深刻断语者，王木叔或叶适是第一人。”不过，在此有几点需要特别指出： 其一、除《王木叔诗序》外，再结合《徐斯远文集序》、《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徐道晖墓志铭》、《徐文渊墓志铭》等文章所论，可以看出，叶适所谓的唐诗，当指晚唐而言。如《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云：“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又《徐文渊墓志铭》云：“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繇此复行矣。”唐诗的特点，即所谓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以及句律的工巧。
其二、叶适对以晚唐为代表的唐诗持有辩证态度，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肯定，是要称扬四灵，反拨江西。批评，是因为看到四灵之学唐，主要以晚唐贾岛、姚合为师，“敛情约性，因狭出奇”还不是诗歌最高格调，与“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显然有境界高下之别。永嘉后学吴子良在其《荆溪林下偶谈》有一段话颇能剖析出叶适这方面的态度：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其三，黄昇《玉林诗话》“叶水心论唐诗”条云：“水心所谓验物切近四字，于唐诗无遗论矣。然与严沧浪之说相反。”按：如前面所述，叶适所谓的唐诗，是就晚唐而言，其风格特点，即其《徐道晖墓志铭》中所谓的“验物切近”。而严羽论诗，主要推崇盛唐，称为诗中之最上乘，对于晚唐诗歌，则以小乘禅之声闻、辟支果喻之，以此学诗，并不能得入门之正。以此而论，叶适与严羽之说的确相反。但是，叶适的观点又不仅如黄昇所说的那样对晚唐诗作简单地肯定，他对晚唐诗抱有辩证的态度，从笔者在前面作出的考察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诗学理想上，叶适与严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的。
严羽关于唐、宋诗之不同的辨析主要见于其《沧浪诗话·诗评》中：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只是气象不同。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
从上面所引可以看出，严羽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主要有如下几点认识：其一、唐诗、宋诗在工巧上难以轩轾高下，但诗歌风貌即气象上则各具特点。何为气象，严羽在其著述中并没有作出明确解说。陶明溶《诗说杂记》卷七：“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如把诗其与人的身体相比，诗歌的气象就如人体的外在风貌。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最能代表唐诗的气象。那么，盛唐诗歌与宋诗之不同在哪呢。《沧浪诗话·诗辨》已有所表述：“盛唐诸人，唯在兴趣”；“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其二、具体而论，宋诗尚理但意兴不足，而唐诗重意兴且理在其中。以此为准，显然唐胜于宋。意兴，主要指诗歌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情致元素，它可以来自于所咏对象，也可以发自于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与严羽所说的“兴趣”有一定的相近之处②，是侧重于诗歌艺术形象方面的考究。诗歌具有这种意兴，就可以给接受主体带来兴发感动。理，自然是诗歌中理性元素，它与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及所咏对象的思想内涵相关，是诗歌的深度的体现。意兴与理，二者如果相辅相成，就是诗歌的较高境界的体现。就严羽来说，在诗歌的本质问题上，他强调诗歌要吟咏情性，因此，在诗歌创作中，意兴更是第一位的因素。其三、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分别从时代、作者等不同角度对唐、宋诗歌作出细分。但从其对唐、宋诗歌的比较来看，严羽所谓唐诗、宋诗的内涵亦须加以辨析。一方面，唐人、唐诗，本朝人、本朝诗，皆是概而言之，严羽并没有在阶段上作出细分。但结合严羽的相关论述可以推知，唐诗，当主要指他所推崇的盛唐诗歌。而本朝诗，当主要为以四灵为代表的晚唐体诗歌，《沧浪诗话·诗体》中就把晚唐体、本朝体视为等同，“通前后而言之”。另一方面，唐诗、宋诗（严羽所谓的“本朝诗”），作为专有名称，也不能仅从时代上作出理解，二者在同一文中共举，多是立足于体格性分之殊而论。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日唐日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日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其四、对于唐宋诗之不同及有高下之别的原因，严羽亦作出分析。一是唐朝科举诗赋取士，二是诗歌既然难为进身之阶，遂成为文人交游之方式，于是导致赠答唱和诗创作的兴盛。严羽对此则甚为不满，《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诗歌几为文字游戏，与其吟咏情性、本色天然的本质特征则渐行渐远。
要而言之，唐诗、宋诗作为两种不同的诗歌体格，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严羽显然是表现出扬唐抑宋的态度，这与他在《沧浪诗话》中所表达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在诗学道路上，严羽主张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在诗学传统上，不提宋诗，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过，严羽的诗学批评及关于唐宋诗歌高下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诗坛的现状而发，因反拨诗坛之弊而推崇汉魏盛唐。此论固然见出严羽卓越的诗学眼光，但是，因矫枉而过正，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宋人的诗学成就。郭绍虞先生曾评价严羽诗论：“后人论诗，严唐、宋之界，而于唐诗，复严初、盛、中、晚之别，都是受他的影响。”亦道出了严羽在唐、宋的辨析上所起的作用。 刘克庄有关文章中亦论及唐宋诗之优劣，兹列举如下：
《唐绝句诗选》成，童子复以本朝诗为请，余曰：“兹事大难，杨、刘是一格，欧、苏是一格，黄、陈是一格，一难也；以大家数掩群作，以鸿笔兼众体，又一难也。昔赵公履常欲编本朝诗辄止，其意深矣。”余病眊，旧读不能尽记，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书类，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尝记诵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学古文高出前代，惟诗视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谓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本朝诗尤（脱一字，或疑为“多”或“盛”字）于唐，使野处公编本朝绝句，殆不止万首诗。愈盛选愈严，遗落愈多。后世愈有遗恨矣。此本朝续选之所为作也。起建隆讫宣靖，得诗如唐续选之数。或曰：“比唐风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评之矣。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黄鲁直之作，流丽似唐人，而巧妙过之。后有深于诗者必曰：翁之言然。”
刘克庄不但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而且对唐宋诗歌总集的编撰亦抱有兴趣，这既表现于他对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等诗歌选本发表看法，自己又亲自编撰有《千家诗》、《唐绝句诗选》、《本朝绝句选》等选本。可以说在宋代诗歌总集的编撰上，刘克庄是用力甚勤且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刘克庄在《本朝五七言绝句序》、《本朝绝句续选》两序中以时代为断，表达关于唐宋绝句诗比较的看法，与其他论家有所不同的是，刘克庄高度肯定了宋诗的成就，虽然有过于拔高之嫌，但刘克庄毕竟是在大量宋诗文献的基础上披沙拣金，还是能发现宋诗所达到的高度，所作出的判断自有其客观依据。另外，刘克庄的论断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同时及后来诗歌批评中对宋诗地位的确认。
如果说上述两序的看法还似乎有失偏颇的话，那么，从刘克庄整个著述来看，他对唐宋两代诗歌的评价则有褒有贬，显得更为客观。兹略作举例：
评唐诗，多有推崇，对李白、杜甫、韩愈、孟郊、李德裕等评价较高。如：“此六十八首，与陈拾遗《感遇》之作笔力相上下，有唐诸人，皆在下风”；“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刘克庄对唐诗亦有批评，尤其对郑谷、贾岛等人诗作往往指出其不足。如：“余尝论唐诗人，自李、杜外，万窍互鸣，千人一律”；“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尽有可说，今八句无一字着题，良不可晓”；“郑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
同样，刘克庄对宋诗的批评也一分为二，有批评，也有肯定。总体来看，他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曾几等评价较高。如：“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后村诗话》卷二）；“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此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茶山诚斋诗选》）。而相比之下，刘克庄对宋诗之弊直言不讳的批评则似乎更多，如：“若《西昆酬唱集》，对偶字画虽工，而佳句可录者殊少，宜为欧公之所厌也”；“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
总而言之，刘克庄在对唐宋诗歌的认识上，态度客观公正，指出二者各有优劣短长。他一生致力于诗歌批评，面对当时诗坛纷乱驳杂、良莠不齐的创作现状，旨在为宋诗的发展指明方向。他关于唐宋诗歌的比较及有关精到的评点，也正是在当时诗学背景下所作出的一系列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叶适、严羽、刘克庄而外，方回的诗学思想中亦包含有唐、宋之辨的思考。其《瀛奎律髓》把诗选与诗话相结合，收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余首，并分别作出评点。就唐宋诗的收录比例来说，方回对宋诗有所侧重，尤其是多收江西诗派作家的诗作，但是在具体的评点中，方回并不袒宋抑唐，对唐、宋诗人的作品各有轩轾。
从上述所引可见，诸家对唐、宋诗歌的辨析内容各有不同，所持态度亦不尽一致。从中也似可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从上述所引当时论家的身份来看，叶适、严羽、刘克庄、方回等分别代表了推重四灵、提倡盛唐、立足江湖、力挺江西等诗学倾向和派别。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来看，较为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唐宋诗歌的界定，何为唐诗何为宋诗，并不完全依据时代为断，而多从风格上认知唐诗宋诗。钱钟书先生所谓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判断，也正可以从这里获得事实依据。至于唐宋诗歌风格的代表，则又有盛唐、晚唐、元祐、江西之论。诸家所析互有异同姑且不论，毕竟从中可以看到南宋后期诗学批评对唐宋诗歌不同特点进行考察的自觉。二是在辨析中也分别对唐宋诗表达了欣赏与否的态度。而其最根本的动机，则是要纠正当时诗坛之弊，为诗歌的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南宋后期，关于唐宋诗之不同的有关探讨之所以能够发生，也有其值得探讨的原因。其中如下几点有注意的必要。其一、诗歌创作的大量积累，诗歌风貌既是多样，但又正在呈现出有别于唐代诗歌的独特之处。所谓宋人学唐而异于唐，其实正可见出宋人在继承唐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能够别开生面，在诗歌上所创建的新的诗歌传统。而且，这种传统的创建在宋末元初亦基本完成，其价值如何，自然有对其进行总结、反思、比较、评价的必要。其二、一定意义上也是宋人理性思辨精神在诗学批评领域的体现。宋代，不仅诗歌创作相当繁富，诗学理论的建树更是超过前代，诗话、论诗诗、大量的序跋文章等，皆能彰显出宋人精深的诗学思考，就诗话来说，创作上由论诗及事到论诗及辞的发展走向，正是缘于宋人重视内省思辨的文化背景。诗学批评上的唐宋之辨，也自然散落于这些著述之中。其三、诗坛现状亦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诗歌作品境界狭窄，缺乏气象与高格。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易代之际，诗歌要充当何种角色，对社会如何担当，更是需要在对自己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中，在同唐诗传统的比较中作出新的定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也体现出批评家在诗风不振的局势下力求摆脱困局的突围意识。
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对当时的诗学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唐宋诗歌的考察比较，批评家对唐代以来尤其是宋诗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很好的反思与总结，在对诗歌的特征及其审美价值的认识上也渐趋明朗，并纷纷就各自的诗学理想发表言说。在当时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唐宋之辨也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诗歌的价值地位，并以此来反观当时诗歌创作的成败得失，反拨诗坛骫骸之风，从而建构新的诗歌发展走向。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对后代诗学批评的影响也较为深远。元、明时代的一些论家如元代戴表元的宗唐得古之论，明代的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等，可以说正是在南宋后期唐宋之辨的基础上，对诗学传统是宗唐还是宗宋问题的继续和展开。
（责任编辑：陆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