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毛泽东接下来这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详：“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光荣妈妈”带来生育高峰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人口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经历过建国初期的许多老人应该对“光荣妈妈”还有印象，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历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中国将“老大哥”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当时的宣传画上有一位丰腴慈爱的母亲形象，被一群孩子簇拥着，母亲神采飞扬，笑容洋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对家庭来说，人口多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成为多分多拿的砝码。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当时堕胎被认为是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毒素而受到批判。1952年，中央政府在批复卫生部的报告《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中规定，私自绝育和人工流产者，以非法堕胎罪论处。一些妇女别无他法，只得自己解决问题。新华社上海分社曾发过一条消息说，不少女工怀孕后，为了流产而吃奎宁，喝砂药水，喝烧酒，乱轧电车，搬重物。有的多子女的农村妇女怀孕后不知道怎么处理，又羞于启齿询问，就故意干重活、挑水、扬场。这些方法往往不奏效，有人因此丧命。
中央政府最初对全国人口总量也没有摸清楚。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文章中几次提到：“我们的极好的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他所引用的数字实际是国民政府1947年公布的统计结果。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此前从来没有进行过精确的人口统计。“四万万”在许多人头脑中成为中国人口总数的代名词。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每年净增人口1200万，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这一普查结果使得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明朗化，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往往会想到马寅初。实际上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概念比马寅初还要早几年。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早在1921年，他担任《民国日报》主编时，就积极提倡计划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宣传。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邵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而最早见诸报端的节育宣传也与他有关，《人民日报》1954年9月18日登载邵力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不过邵力子也犯过一个错误，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文章中，建议服用蝌蚪避孕。这个方法来自他曾看过的中医偏方，当时不少妇女听闻，纷纷去捉蝌蚪吞食。这个并不科学的避孕方法一度招来不少批评，可见当时人们缺乏避孕的常识和有效手段。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五十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会上，竺可桢也表示赞同：“国家对于人口应有个政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早在1953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说：“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 转变，首先从放宽避孕流产的政策开始。1953 年，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发布《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表明国家提倡避孕。这一文件是我国人工流产合法化的第一个法规，为节制生育铺开了路子。1954 年，有两个女干部给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写信，反映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邓颖超随即把信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在这两位领导人的推动下，卫生部提出，避孕和节育一律不加限制。
1954年底，刘少奇也在一次座谈会上表态：“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在高层的肯定和推动下，加之“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发表意见，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形成了一次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大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多家媒体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宣传节制生育是否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抵触”等等话题，一时热火朝天。
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1957 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根据他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这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室。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1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其中出生率由1954年的37.97‰下降到了1955年的32.60‰和1956年的31.90‰。
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即将打破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人口学者的观点被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有人说他们是“利用人口进行政治阴谋”，是“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马寅初在这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反响强烈，被认为“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高层领导原本并不牢固的计划生育思想也摇摆起来。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这一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的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八亿人口，十亿人口也不怕。”
“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建立不久的华东师大人口研究室也被撤销，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99‰，比上年增长23.21个千分点。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 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动乱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1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人口出生率均在千分之三十三以上，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二十六左右，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中国人口总量在1969年突破八亿。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五个孩子。1970年，毛泽东再次与斯诺对谈，明确表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满意。他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个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子，还想要男孩子。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是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他接着说：“重男轻女， 这个风俗要改。”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二十五周岁、女二十三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那时北京流行的计生口号是“消灭小三”。此小三非彼小三，指的是第三个孩子。
当时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网络体系，但这一生育准则却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5.8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2.75。有人口专家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生产力发展带来的自发生育控制来调控人口数量，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等不及这种速度。七十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十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十二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策。“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