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后来者便永远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史兴叹”了。像诗人帕斯说的一样，我们这些历史进程边缘的居民，总是姗姗来迟，我们降生之时，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正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且，那些过去的历史，正在我们的对它们的阅读与思考中复活到我们自身的生活中，它们是沉默的老师，只在细心聆听的耳朵里才开口说话。现在我想仔细聆听的是早已掩埋在时光中的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沉默的鼻息。它们能给我怎样的教益?
以史为鉴。无疑，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是值得一说再说的大事件。但事件作为历史文本摆在那儿，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耳朵会听到不同的回答，有时“鉴”出的结论甚至会大相径庭。我只能听到我能听到的。这是本文的限度，我无意隐瞒。
说到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我马上感到了一种弥漫的激情状态。让我们先来看看几个事件片段：
一天，罗伯斯庇尔身着布衣和无套裤，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迎面撞见一群人民。人民马上认出身穿布衣的革命领袖，激动的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革命中流的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的工作太慢了……罗伯斯庇尔看到了人民身上火热的革命热情，脸上泛起喜悦的红润。他慈祥地看着人民，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法国大革命片段)
浩浩荡荡的游行退伍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旁观的许多人流着泪和学生一起高呼。下午4点钟，游行的学生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处，寻找不到曹汝霖，学生们气愤万分，一些学生决定放火。4点30分，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至六时许，火光才熄灭，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警察也开始抓人。(五四运动片段)
当我们试图去触摸历史的体温时，那些在事后被回忆、被书写而建构起来的事件细节或许与“真实”有所出入，但是，这些事件所传达出的情绪却出奇地准确。当我们去想象路易十六在一群狂呼 劲舞开怀大笑的民众包围下押回巴黎与断头台，想象愤怒的学生在赵家楼的熊熊火光中映红他们青春的脸庞时，那种事件所包裹起来的汹涌的激情就弥漫开来，令断头台的血和赵家楼的火光也黯然失色。这种激激状态虽然是由历史的片段传达出来的，但却溢出这些片段自身。正是激情这冲相同的“事件情绪状态”让我把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联系到一起，我试图倾听激情的回声。在这些事件中，激情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激情构成行动的基础。这里所说的激情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一时兴起，它更多的是超出个体而在整个事件中形成一种弥漫式的情绪，这种情绪状态会对事件的发展起着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对这种激情状态是如何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给予了想象性的还原。但是，这种激情如何弥漫开来的叙述，在历史的识见层面终究浅表了些。历史的因缘际会之后的确潜藏着更深的脉动。林贤治在《五四之魂》中把这种激情状态放到“民族精神气质”的叙事框架中，他说，“他们(五四青年)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却以思想激进和天生好斗的个性，而常常被人们当作无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险家、谵妄者、精神失常的人。正是这样一批以新青年自命的人，具有自由天性的人，彻底抛弃了奴性的人，如此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沉埋已久的民族精神气质。春秋的百家争鸣，盛大的汉唐气象，都曾经为这种精神气质所涵养。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把五四的激情状态提升到春秋、汉唐的精神气质的宏大叙事中自然是对激情的褒扬，但也恰好也体现了“精神”叙朝“情绪”的整规力量。其实，激情是不可被精神完全包容与替代的。精神气质涵于思想的观照中，属于文化的范畴，而激情促成行动，行动构成事件，于此，激情便具有政治的意味了。当这些“无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险家、谵妄者，精神失常的人”聚集在一起要求用激情点燃赵家楼时，激情本身就是政治。事实上，在久远的政治传统中，激情从来就末被忽视过。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激情被称为高贵的理性的盟友，被认为是理性的补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开篇，而这种“愤怒”根植于柏拉图异常注意的灵魂中的关键部分：thmos。愤怒即是激情。“激情”作为叶关健词在《伊昨亚特》中出现数十次之多，成为后世理解激情在灵魂自身与人类政治时的援引范例。必须纳入这更为久远的传统，激情的政治意味才能被更好的体味与思索。
激情催生行动的力量，这是激情光辉的一面，同时，激情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断头台的血迹和赵家楼的灰烬，我们难免会对这样的激情抱以疑虑与喟叹。在法国大革命中，有一次，丹东，对着他曾经的革命伙伴罗伯斯庇尔说：“假如你不是暴君，那么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说完这话，丹东哭了。当激情丧失了限度，激情就成了暴政。当我们对激情进行思考时会发现，激情的深度来自它背后所依托的理想的深度。黼是盲目的，而理想给激情以方向。激情只有作为为理想的激情才可以被接受。但事实上，激情的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理想(比如乌托邦)的实现需要激情的参与，但激情作为一种破坏与颠覆的力量往往又颠覆理想本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激情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于是有对激情的瞀隐。还是古老的柏拉图对人世的洞察深：激情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成事。人们回头来看五四时，大部分人对此心领神会。李泽厚在80年代末说，五四有叶“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五四的敌情主要体现为破坏。而更多的学者在回顾五四时，更多的是想为这种激情寻找一种思想的依托，他们觉得五四的激情行动之后果之所以破大于立，是因为它背后所依托的思想太薄弱了。比如林毓生评价说：“五四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但在思想上的建树，实在是非常有限的。”又比如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说：“五四运动没有一个巩固而又结实的思想核心。”有的学者则认为五四所引进的思想(比如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无根的，如李长之对五四的观察，他觉得五四作为文化运动的启蒙是肤浅的，西方文化移翻中国，却被未能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
我不否认五四的激情所依托的思想根基太浅。但当我们对激情的政治学做反思时，这并不是最后的答案。反观法国大革命，它所依托的思想该是从自身的传统中自然演进而且够丰厚的吧!然而，断头台的血迹在我们的内心不会消褪。这种激情状态所依托的思想越是丰厚，激情所衍伸出来的虑无后果就越是可怕。断头台的铡刀一次次铡下去，激情的政治陷入了虚无的低谷。罗伯斯庇尔说：圣子耶稣用自己的血解救世人，我却要世人用自己流血解救自己。圣子从痛苦中尝受欢乐，我要尝受的是刽子手的痛苦。……到处是荒凉、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在大革命的激情深处，这真是人类激情所体验到的最孤绝的境界。人如何能为自身的理想赋予终极的意义呢？激情所依托的理想的意义被悬置了，那激情所催生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怪不得哈姆雷特要问“to be or not to be”。到达这里，敌情的政治其实已经变成激情的神学。
显然，五四的历史激情还从未体验这样的境界。但即使体验过了又能怎样?激情不会因为理想的覆灭而覆灭，行动的激情根植于人心底。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远在平静的莫斯科，一个小女孩点燃无数支蜡烛，她的父亲感到吃惊：点这么多蜡烛干什么?多愁善感的小姑娘回答：“为了庆贺巴士底狱被攻克，不幸的囚徒获解放!”
责任编辑 古岳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