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论文30003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青年使命担当论文3000篇1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使节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后，在国内国际多个重要场合讲话时，他都反复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引起党内外、国内外广泛关注。
百年大变局的由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瓜分世界，四处侵略掠夺，奴役弱小民族，霸占弱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建立各自的殖民地。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又继英国后成为世界霸主。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西方列强趁着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借着自己的坚船利炮，联合起来分割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任人宰割，中国国家主权丧失，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就形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大变局的表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是多方面、深层次的。
一是政治重心转移。百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全球政治重心的地位，掌握全球政治生活的主导权，左右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百年后的今天，政治重心开始“东升西降”，东方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大大提升，西方一国发声、百国应从的局面大大改变。
二是经济实力演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处于经济强势地位，主宰全球经济发展。百年后的今天，据2019年有关机构统计，亚洲GDP的全球占比达到34%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3%以上。中国的GDP更是突破百万亿人民币，在全球占比达到16%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左右。而美国与欧盟的GDP总和在全球占比30%左右，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10%左右，欧元区仅为4%左右。
三是文化发展多样。百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渗透世界各国，成为很多国家的精神食粮和价值追求。百年后的今天，全球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文明的多样化进步，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是治理体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在百年的进程中，以一个或几个强国为主导的局面已被打破。单边主义治理体系、强国治理体系已被多极化对话、国家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治理格局所替代。
五是中国快速崛起。百年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行将被“开除球籍”的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百年后的中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排名第一的外资流入国；中国人民解决了总体贫困，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站起来后又富起来、强起来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积极参与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华民族百年来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复兴大业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百年大变局的影响。百年大变局的影响是广泛、深刻、持久的。它不仅影响当前，也影响长远；不仅影响局部，也影响全局；不仅影响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百年大变局已经出现，但仍在变化过程中，变是常态。这个大变局既是发展的大机遇，也是发展的大挑战，机遇和风险并存；这个大变局由于局中各方所处立场不同、利害关系不同，因而态度和行动也不一样，给大变局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斗争性，对当前和未来全球发展也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对于国家发展也必然会带来影响的深远性。
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后的今天，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期，百年大变局对中国的影响同样极为广泛、深刻、重大，同样机危并存、福祸共生。从根本上说，对百年大变局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奋斗百年来能否踏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直接关系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民族复兴之宏愿能否成功实现，让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能够发展到新的高峰；直接关系到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能否真正实现强起来，为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经得起风浪考验，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让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用中国的实践得到铁一般的证实，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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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能否踏上现代化强国之路，关系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关系到揭示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必然反映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重大转变;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重大转变;是从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重大转变。
当然也还要清醒认识到，世界格局的演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世界力量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道路的斗争也将是漫长的、持久的。
当前我国有利条件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不利条件或者重大挑战是，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必然遭到美西方等守成大国的遏制。
面对世界百年难遇的时代大变局，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格局演变与民族复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叠加性、同步性、长期性，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守住守好底线红线，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
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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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国内与国际局势变化重要的视角。应对“大变局”带来的复杂、严峻，同时又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长期挑战，重要的是正确理解、思考和行动。在大变局中思考和探索发展之路，并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行动中兴利除弊，就是要落实和绘制“大变局”判断的行动蓝图，让我们具有着眼长远的大战略思考和行动能力。
挑战是大战略的催化剂
很长时间以来，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一直聚焦于“如何赢得战争与和平”这一中心话题。但冷战结束后，传统意义上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明显下降。虽然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难以避免，但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核武器的战略威慑，国家间关系已经难以清晰地划定“敌”“我”之间的界线，共同和可持续的发展开始成为各国不可回避的现实与责任。战略研究也开始超越以往的传统范畴，转而着眼于在国家间竞争、冲突与合作同时并存的条件下，如何赢得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繁荣与人民福祉可持续实现的进步目标。2000年，耶鲁大学首先设置了“大战略研究项目”，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约翰·甘迪斯等人是最早主持该项目的专家。
“大战略”思考和制定的核心内容，一是深入和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超越简单的战争与和平议题，梳理和吸取国家经历兴衰起伏的实证依据;二是引入当代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分析和研究什么是国家发展的最佳战略选择;三是结合具体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和变化的逻辑，剖析和展望“大战略”中目标和手段行使之间的优先秩序。
美国过去30年的对华政策，有着全面、具体和深入的“大战略”应对特点。例如，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就是既要在经济上接触中国又要在政治上引导中国，同时还要在战略上“看管”和“防范”中国。
特朗普政府近三年的对华政策，则充满了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特点，但同样具有“大战略”思考和行动的特点。例如，对华科技战是倚仗美国霸权实力强加给中国的“新冷战”，但在贸易战过程中仍然需要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减少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以及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的冲击。可以说，美国对华全方位施压已经开始，尤其是在香港、新疆和西藏问题上加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以及对中国意识形态攻击。中美的战略竞争，美国的“大战略”思考和行动已经日渐明晰。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如何应对考验的是中国的“大战略”思维和行动的能力。思维与行动应着眼长远
首先，从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来看，远非已经走到了“生死关头”或者稳定与合作已难以挽救的程度。这一判断并非来自于对美国涉华意图的“善意解读”，而是基于对当代国际体系、美国战略实施进程和中国自身实力地位应具有的客观认识和判断。
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正确解读，不应只是基于两国间竞争和冲突的现实，更需要出于对对手思维与行动习惯的了解，以及对我们自身能力的信心。除非发生意外的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的“竞合”格局不可能出现颠覆性变化。只是现在的“竞合”格局变得更加多元、多样和多点。甚至在今后一段时期，竞争要明显多于合作，竞争的强度和烈度会更加突出和缺乏兼容性。
其次，需要明确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确定我们应对美国战略竞争压力的长期重点。美国今后对华遏制的核心目标，是企图通过持续的科技战以及经济、贸易和金融施压，压制中国高科技与高精尖制造业崛起的历史进程，尽可能抑制中国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总体上从中低端向中高端、高端升级。美国插手香港、新疆等地事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再度抹黑中国，都是在为这种战略打压制造借口和合理性。
为此，我们不能令“脱钩”成为现实，而是要在保持中低端制造业和科技领域继续合作的同时，加速国内科研体制创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换机制的变革，调动国企和民企全面强化科研投入，全力推进中国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升级进程。
第三，我们更要有准确、及时和科学的战略选择。面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施压，我们既需要重视国家力量建设，也需要重视社会力量的引导和建设，充分调动中国社会和人民爱国、爱党的热忱和忠诚，调动和释放社会活力。过去400年来的世界历史已清楚说明，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关键时刻，最终获胜的大国常常不是高度的国家主义，而是国家力量、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能够有效结合、相互约束、各司其责的国家。
如何让国家、社会和个人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建立合理、有效和法治化的最大合力，这是我们应对大变局挑战需要做出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除了信息化、全球化和扁平化，同样也存在着日益“社会化”和“民众化”的特点。曾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释放民众和社会的活力，依靠14亿中国人爱党爱国、勤劳奋进的巨大资源，中国不惧怕世界上任何大国的打压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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