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 渝东南的腊月，是冻死老狗的季节。出门的人们无不袖手缩肩，紧咬腮帮。可是在我们县城大十字的街头，一位衣衫单薄,约莫50多岁的妇女露宿街头。据说她没有地方可以落脚，而且有好几天了。
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回到家里。不一会儿，母亲从街上回来，还带回来一个人。那个人正是我看见在街头露宿的那个妇女。母亲说，上街买菜，突然看见了她，就把她带回来了。我问是谁。母亲说过去同在一条街上住过，名叫翠莲。她丈夫姓余，解放以后搞运动，据说他们犯了什么事儿，弄回老家浙江种地去了。30年了，想回来落实政策，半个月了没有结果，住旅店又没有钱，晚上露宿街头，确实可怜，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翠莲上午出去跑她的事情，天黑的时候回来，一个多星期了没有结果。她回到我们家里，一坐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抹眼泪。母亲很是同情，对我说，你看有熟人没有，帮她跑一跑，不然他们家这一辈子就完了。我从她们平时的言谈中知道她丈夫有病，家里无劳力，日子确实艰难。可是我心想这关我什么事？一无亲二无戚。再说了，我一个教书匠，谁会给我这个面子！
事情便搁下来了。看我没有响动，有一天中午，母亲见我坐着看书，就端了一条凳在我面前坐了。我抬起眼，看见母亲的眼睛很严肃。我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犹豫中，母亲郑重地说话了，你去问过没有？我说我怎么样去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跑一跑，给她帮忙没有好处是不是？
母亲一针见血，真让我无地自容！
她嚯地站起来，显然很生气，嗓门也大了，好！我把她撵出去。她在这里吃，这里住，这里洗洗涮涮，不花钱哪？你以为我舍得是不是！母亲转身就走了。
母亲发脾气，使我处于惭愧的惶恐中，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办。不一会，母亲突然又折回身来，脸上的怒气已经消散了。她坐下来，平静地说，你如果要生我的气，那是可以的，但不要气怨别人，因为你也是成年人了。再说她也没有专门来投靠我们，也没有送七包八包请我们帮忙。我这是帮她急的。人一辈子，难哪。如果你是我，又相识她，眼看她睡在街头，冷在街头，饿在街头，忍得下心吗？母亲后一句话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说着，一边走回厨房去了。
应该怎么办？赶快弥补过失吧。经过思考，我找了一位女校友王艾帮忙。她带我去见她的父亲。他父亲是县组织部副部长，叫张世民。人很和气善良。他说目前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又忙又复杂，姓余的是个南下干部。又是50年代运动中的案子。他女人连他们当时的情况都说不清楚，一般来说，按规定要放在边边上不纠正。她们家里这么困难，也算特殊个案例，我派人详细查一查。
不久，翠莲夫妇的案子落实了政策，经济上的问题也解决了。她千恩万谢我的母亲，说是一定要重重地报答，走的时候几乎要叩头的样子。
一个月过去了，我说翠莲没有写信来呢。母亲说，会写来的。三个月过去了，我的嫂子说，翠莲还讲什么重重报答，信都不写一封。母亲忙说，会写来会写来的，他们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半年过去了，翠莲还是没有信来。我们看着母亲，眼睛里有一点讪笑的意思。母亲当然看得出来，顺带着就问我们，你们是啥子意思嘛，有哪个一竿子掺出头的？我们当面不敢回应，背地里却说，我们就是不图报答，也要有个念想啥，一把脂粉撒在后颈窝，这些事有屁做头。
又是过了多少时间，记不清楚了，也许我们觉得那件事已经没有记忆的必要。
可是突然有一天，邮差送来了一个包裹，母亲在屋檐下接住看了，人没有进门声音就到了堂屋，且是兴高采烈地，快来看快来看，翠莲寄东西来了。这消息让我们大感意外，忽然醒悟过来，立即感到当时误会别人真是不好意思。因为知道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我们急忙迎上去，打开了白布缝着的包裹。里面有银耳、香菇、虾仁、核桃仁等等。母亲非常高兴，不停地说，怎么样怎么样？做了好事就有好报嘛，我早就说过的。她高兴地拿着虾仁什么的给我的侄女、外侄和其他亲人看。我当然也很高兴，随意拿起了白布包装看上面的字。突然，我的眼睛僵住了，寄的邮戳是我们黔江，收的邮戳也是我们黔江。再仔细看了看，抬头的地址是我们家的街道门牌号数，落款地址却只有浙江两个字。显然是不清楚浙江下面的具体地址。难道寄包裹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地址吗？当然不是，那就是母亲自作聪明找人代笔寄给黔江的自己了。这生活的戏剧啊，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它真真切切就发生在我的面前。
母亲，您为什么这样做？我心子尖尖儿在颤动，喉咙有些哽咽。
她在世俗的黑夜里点亮的这支火把，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不敢看母亲在亲人们中间眉飞色舞讲着什么的高兴样子。
我想在适当的时候，该向母亲问点什么。但多年后那个问号我还封存在记忆的深处，始终也没有打开。
责任编辑杨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