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文学，垒聚到二十世纪，都成了一座座突兀的山峰，其中苏联文学无疑是高大幽深、奇峰罗列的山脉之一，它曾造就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然而，一夜之间苏联解体，苏联文学便成了历史。
“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的词句，寥寥七字，把大势已去无法逆转的命运，写得伤感惆怅，令人怆然。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偌大一个多民族的文学，被过去的颂扬者叫做“寿终正寝”，昔日的荣光成了嘲弄，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先驱者在西伯利亚的瑟瑟寒风中叹惜、呻吟。
但是，我却愿意把这一过程看作历史，苏联文学虽打上了句号，但决不是消亡，不是毁灭，用不着为它送葬，与它诀别。是历史，就定然会留下不灭的痕迹。光辉也好，悲剧也罢，最终都得还历史以真实。
如果说，社会主义文学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话，那么今日的俄罗斯文学，离开母体来到世上，却经历了太悲壮、太悠长的阵痛。多少前苏联的作家，突然间反目成仇，拉开架式，分成对垒的两军，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口诛笔伐，彼此相伤。守旧者一心怀旧贬今，革新者只想以今灭旧。结果，两败俱伤，伤痕斑斑，鲜血淋淋。文学失去了读者，宗教、色情、暴力代替了文学，图书出版报刊发行大滑坡，一家杂志几百万订户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
几年后，文学界的这场恶战始趋平息，出版界因得一犹太富豪的资助也开始恢复生机，各种作品纷纷百无禁忌、良莠不齐地破土而出。英国布克公司的大老板，也看准时机，把不列颠本土的布克奖移植到俄罗斯这块沃土上，设立了“俄语布克奖”，每年拿出一万英镑，来奖励“用俄语写作的当代作家”。至今已举办了四届，花销不大，办得倒也算有声有色。
英国人很古板，但办事有板有眼，每届都选定五人作评委，有俄罗斯人，也有外国人，有作家、评论家，也有文艺学家和斯拉夫学家，有男性也有女士，且一届大换班一次，省得走后门，搞不正之风。
第一届，陈陈杂杂，有五十三部作品参赛。经过几轮角逐，一位名叫马克・哈里托诺夫的外省小城作家摘桂，获奖作品名字很长很怪，叫《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作者一九三七年生，年过半百，名不见经传，但小说写得还算不错，可称是大器晚成。作者也有过坎坷，作品作于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一直投寄无门，到一九九二年始被当时还算景气的《民族友谊》杂志看中。评奖前，势利眼的记者和挑剔的评论家并没把他放在眼里，舆论看好的是如日中天的马卡宁和遐迩闻名的“新潮派”女作家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待到获奖，他们才惊呼《命运线》是一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
“后现代”，大概指的是创作方法。俄罗斯的文人墨客大多擅长现实主义，这是他们的传统。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让不少人吃尽苦头。待到解体，这一方法已被批得体无完肤，于是后现代、荒诞派等等就应运而生，图个新鲜。一只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里面装满花花绿绿的糖纸，糖纸背面写满了潦草的文字。四十年后，小箱子偶然落到另一个主人公的手里。杂乱无章的糖纸背面上的文字，在他苦苦琢磨解读下，隐隐显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读者评论界最终接受的，也许并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是一个知识分子坦诚、透彻而命途多舛的生命。
巧得很，第二届俄语布克奖的得主，与哈里托诺夫同龄，不过名气却比哈氏大得多，他就是上届进入决赛圈后落马的马卡宁。更巧的是，获奖篇名也又长又怪，叫《铺着呢子，中央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也是一部悲剧。
俄罗斯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俄罗斯人与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大都怕看悲剧，最终都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俄罗斯人不然，他们常常把悲剧写成悲喜剧，或是荒诞剧。这兴许就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不同的心态和品格。
一张铺着呢子、中央放个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对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也最令他们心惊肉跳。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位老者，接到电话，让他翌日到那张桌子前接受询问，便吓得夜不能寐，心脏病发作。长夜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他忆起漫长一生中无数次的询问，总是那些鸡零狗碎的琐事，总是那些无法回答清的问题，总是面对那些坐在固定位置的人，尽管他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明天是他第一百四十三次受询问，也许是最后一次。恍惚中，他来到那幢熟悉的大楼，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坐在那张熟悉的长桌旁。他那颗柔弱的心蓦地狂跳不已，他终于平生头一次坐在了询问者席上。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倒在褪色的绿呢子上，人生的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终极。告别了狼狈的苦旅，告别了孤寂的恐怖，回归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琐碎和荒诞。但已是这琐碎和荒诞构建了人生和历史，衬托出一个时代严峻的生存状态。
突然间，布克奖成了众望所归和众矢之的。许多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掂出了事情的分量，把布克奖比做“拯救罗马的鹅”，把获奖看做莫大的“殊荣”和成名成家的极好机会，趋之若鹜。灰尘扑扑的书斋里又有了生气，烟雾腾腾，茶香缕缕。
布克奖似乎给贫血虚脱的俄罗斯文学打上了点滴，前四届光推荐的候选作品就有一百三十部，一九九六年又有五十一部中长篇小说参赛。但也有许多人品出了味道，觉得纳闷、不平和气忿，真不知堂堂的俄罗斯，怎么会让一个英国的售鸡肉公司来操持它的文学奖。俄罗斯虽穷，但决计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经费。莫不是古希腊的特洛伊木马对俄罗斯文化的故伎重演？
且不说英国的鸡是不是真的变成了拯救俄罗斯文学的鹅，冷眼观潮，大凡文学奖都有一杆秤，不是偏向艺术，便偏向政治。布克奖的天平毫无疑问是偏向政治的。第一届的《命运线》艺术上不错，政治上对苏联社会现实的批判还算平和，没有引起争议。宁静淡泊的主人公伴和着荒诞奇崛的故事，极其认真又非常随意，非常实际又极其含糊，足显出作者的机智和浮滑。而马卡宁的《桌子》对前苏联现实的批判，已经明显平和不足，严峻有余。那张俄罗斯人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桌子，衍化为一个宽大的地窖，虽不见血淋淋的刑具，同样充满血腥味，所谓的精神疗法比之中世纪的刑罚只是更先进、更现代化而已。俄罗斯民族的人格日趋黯淡，思想日渐变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随时随处被传唤到地窖的长桌旁，拆洗油泥。艺术上这样一种概括和象征，无异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因此受到传统派的强烈抨击当在情理之中。
与马卡宁的《桌子》相对应，另一部更伤俄罗斯人民族自尊性的作品，也刺辣辣地挤进布克奖凑热闹，那就是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弗拉基莫夫一九三一年生，原本就是个不安分的持不同政见者，出国讲学期间，被取消苏联国籍，索性留在国外，当了侨民。他作品中的将军，就是卫国战争中声名狼藉的叛徒安德烈・安德列耶维奇・弗拉索夫。此人十九岁参加红军，一九四一年莫斯科保卫战时，已经是第二十集团军司令，中将，一九四二年被俘，屈节投降，当上德国法西斯政权组建的反苏武装“俄罗斯解放军”的首领，一九四五年五月在捷克境内被苏军俘获，由苏联法庭判处死刑。
叛徒当然是不值得称颂的，何况是在俄罗斯，那场战争，曾使他们牺牲了二千六百万人。因此当《将军》一九九四年在《旗》杂志刊出，把弗拉索夫称为“英雄”，并“永载史册”的时候，简直是在向整个民族挑战，评论界抨击之激烈，当可想而知。但布克奖的评委们，还是把第四届的布克奖授给了弗拉基莫夫，舆论哗然。评委主席却态度强硬，声称他们评选作品的标准并不依据几代人的文学概念，而是根据兴趣。有财大气粗的外国老板撑腰，他似乎什么也不怕，自然也不怕人格的失落。
不过，在俄罗斯，有骨气的人还是有的。就在九五届布克奖公布之时，一家声称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派别的报纸――《独立报》朗声宣告设立反布克奖，奖金比布克奖还多一美元，由报社独立出资，获奖作品是三十二岁的瓦尔拉莫夫的《诞生》。这位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教师，用写实手法描写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的诞生。产后，婴儿又怪病缠身、历尽磨难。原本感情不和的夫妇精心照料孩子，重归于好。故事朴实动人，但含义深刻丰富。我想，俄罗斯人读后恐怕会陡然一惊，体味出作者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情感，体味到作品深藏的象征意义和寓意。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年一度的布克奖要继续评奖，反布克奖与布克奖的对台戏看来还将唱下去，俄罗斯文学自然还得走自己的路，但它还会出现昔日的辉煌和新的蕴藉吗？我期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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