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欧美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盛行一时：亚洲电影，中东餐饮，乃至第三世界文学的英译本日趋增多。如何从一个非西方中心的角度看待欧美这种“文化多元”现象？换言之，欧美的“文化多元”对非欧美国家的文化意味着什么？《泰晤士文摘》(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第四九六○号(四月二十四日)上刊载了达拉尔(Lenine Abboushi Dallal)的从阿拉伯文学角度所作的评论。文章指出，由于欧美对他种文化的选择性引进与原文化群体无关，“多元文化”丝毫没能打破欧洲特别是美国文化消费的单一性。相反，欧美这种多元文化消费市场给第三世界文化和文学带来一种危险，即它使为翻译而写作成为诸如一些阿拉伯作家的追求，乃至成为阿拉伯文学和文化的生产方式。
达拉尔首先分析了欧美文化市场对阿拉伯文学的消费机制。她指出，尽管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和战事一直是欧美媒体中的一大话题，阿拉伯文化和文学的总体面貌却显然不是欧美人关注所在。艾略特、庞德、爱默生等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学技巧的兴趣从未升发为对阿拉伯语文学本身的兴趣。大部分阿拉伯语作品显然不符合由美国主流作家和出版社主导的文学品味。著名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直至一九八八年在谈到富有独创性的阿拉伯语小说《盐之城》时，仍认为其作者穆尼弗(Abdel-Rahman Munif)“没有西化到创造一部我们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作品”(《纽约客》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毫不奇怪，选来翻译的作品常常谈不到任何文学艺术成就，内容上也常常缺乏复杂微妙的深度，不论是阿拉伯世界的雅文学还是俗文学。
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性标准既然不顾及艺术和总体面貌，究竟是什么在主导其对“阿拉伯文学”在欧美的生产和消费？达拉尔指出，翻译成英文出版的阿拉伯作品多半须符合欧美语境中特有的“阿拉伯主题”，而这些主题正是欧美政界和媒体界构造的阿拉伯形象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最主要的两个主题是“封闭社会”中的阿拉伯女人和伊斯兰的复兴。为了突出这两个主题，出版和翻译者甚至抹煞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比如将阿尔-莎伊(Hanan al-Shaykh)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The Story of Zahra)介绍为一部揭示“否定阿拉伯妇女人类天性的生活环境”的作品，而闭口不言作品对美国太太们的冷嘲热讽。
达拉尔指出，这种“多元文化”的生产恰恰不具备任何跨国主义者所标榜的“多元化”：它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用欧美市场机制置换了非欧美世界的审美价值：阿拉伯语文学从古到今的审美标准被摒弃在这种“世界文学”的生产之外。关于西方的这种“世界文学”，这里容我插一句，与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世界文学”大相径庭。中国人翻译的“世界文学”，除去完全不人流的劣等消费品，多半是取在各个文学中得到公认的经典作品。但如达拉尔指出的，在欧美对“阿拉伯文学”的生产中，阿拉伯语读者作为阿拉伯文学最主要的审美主体对他们自己文学的美感毫无发言权。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欧美生产的“世界文学”之真与伪，而在于为什么欧美出版界一定要以非阿拉伯的阅读主体规定阿拉伯文学的美感。如达拉尔所指出的，这种翻译本身毋宁实施着欧美文化政治对非西方审美观的审查机制。
不仅如此，这样一种剥夺了阿拉伯审美主体性的欧美“阿拉伯文学”正在转而“进口”到真正的阿拉伯语世界并改变着阿拉伯文学创作的面貌。当前英译最多的阿拉伯作家萨达维(Nawal al-Saadawi)就是一例。其一九七二年的小说《女人与性》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注意，因为其中涉及到包括女性的身体在内等一系列阿拉伯读者关注的问题，如对伊斯兰教的辩护，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文化评论，以及同西方女性原形不符的阿拉伯妇女形象。但一九八○年这部小说翻译成英语时却仅仅以女性身体及性知名于西方世界。这种翻译极大地改变了萨达维后来的创作面貌。她甚至开始把阿拉伯语读者对自己某些作品的低调反应按照西方发行家的口气说成是阿拉伯社会对妇女的压迫。
达拉尔指出，这种欧美“多元文化”对非西方美感的审查机制甚至在西方之外生效：不少阿拉伯作家改变了写作标准，正在开始为被“翻译”成英语及法语而写作。他们想像的读者不在阿拉伯世界而在英语世界。“为翻译写作”(writingfor translation)不同于在“翻译中写作”(writing in translation)。虽然两者想像的读者都不是阿拉伯语读者，“翻译中写作”是以英语将阿拉伯语言文化的每层可能的细微意义都展现出来给英语读者，从而肯定并展现阿拉伯文学从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美感。而“为翻译写作”是自动削减英语世界读者所不熟悉的阿拉伯文学蕴味。阿尔-莎伊的近作《沙与没药树的女人》(Woman of Sand and Myrrh)，就是这样一部删略阿拉伯美感的，只为英语读者写作的阿拉伯语作品。这一点在小说第一章就很明白：这里出现了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不少所指，诸如“芭比”娃娃，斯努皮，Woodstocks(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等，尽管会使大多数阿拉伯读者莫名其妙，作者却毫不费心去稍作解释。相反，许多在阿拉伯读者看来显而易见之处，作者却大加阐发。巴拉卡特(Salim Balakat)近作《黑暗中的圣人》(Sages of Dark-eness)也是如此。此书一来毫无文学美感，二来故事内容不过是从一个完全外在的、与阿拉伯经验无涉的角度，体现阿拉伯世界的野蛮、荒诞和变态色情诱惑。
最后达拉尔谈到了所谓“多元文化”的阿拉伯文学译本多为小说而很少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的现象。达拉尔指出小说之所以会成为美国多元文化创造“阿拉伯文学”的重要体裁，是因为小说对西方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构成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小说这种很可能在西方文化中独有的地位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扩大运用到亚洲之后，如今在文学批评者眼中变成普适于任何民族的文化功能。然而事实上，小说在阿拉伯文化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小说与当今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系丝毫不能以欧美模式来解释。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以欧美模式生产阿拉伯小说的结果，只能是抹煞文学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本来已有的生产机制。
在中国语境中，至少为西方观众拍片的现象已非罕见。如何抵御这种欧美“世界文学”生产机制的全球化？达拉尔指出，抵御的目的并不意味着只给真正的本国人写作，而在于恢复阿拉伯语言丰富的美感以及这美感在本国及他国的合法性。中文语言的丰富性、美感大约也正有待于其美感合法性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