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放后，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节：光绪朝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从军费上掣肘北洋水师，遂致中日甲战之役惨败。这一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电视覆盖率日益扩张的信息时代，观众从影视媒体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是否可信？本期刊登的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戚其章先生的文章，以其掌握的最新史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鸦如有不同观点者，望畅所欲言，前来讨论。
---编者
清人笔记中多有翁（同）李（鸿章）相倾之说，后之治史者转相称引，俨然已成定论。此说的主要根据之一，是说翁掌户部，每以军费掣肘北洋。如称：翁"总理度支"，李"平时请款辄驳结"。（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名流误国》条）近播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也突出了这一情节，似乎翁倒成了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其实，翁以军费掣肘北洋说系来自道听途说，并无确证，是需要加以辩正的。
北洋海军始创于１８７５年，迄于１８９５年全军覆没于威海，历时整整２０年。始创之时，清政7计划先集中财力，"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并决定每年酌提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关洋税，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等省厘金，合计４００万两，作为海防专款，分拨南北洋。（《洋务运动》丛刊，第１册，１６３－１６４页）据此，每年应解北洋海防经费之款为２００万两。事实上，清政府的这一拨款计划从一开始就未认真执行过。所以，李鸿章不无担心地说："海防专饷，虽奉拨定厘关各款匀解，恐难如数。"后来果如其料，故又称："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５，２２、３３-３４页）这一情况长期未曾得到改变。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惩前毖后，特颁谕旨要"大治水师"。那么，北洋海防经费拨款不足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变呢？并没有。有李鸿章致书醇亲王奕称："北洋水师一切用款，向皆在各省关岁拨经费内核实开支，断不敢稍有浪费。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六十万。"并告知"部中有案可稽"（《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１，２、１１页）决非虚言也。
北洋海防经费欠解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其个中的原因暂置不论，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此事与翁同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北洋海防经费的拨解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北洋海军始创起，迄于１８８４年，由户部主持；后期自１８８５年起，改为海军衙门主持。海军衙门成立后，即由户部奏明，此后海防常年经费改由海军衙门管理。据查，海军衙门是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正式设立的，而翁同由工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则是１８８６年１月３日的事。所以，无论北洋海军的前期经费调拨还是后期经费调拨，都不归翁同管，他怎么可能利用职权以军费掣肘北洋呢？
就北洋海军而言，不仅其常年经费后来全归海军衙门调拨，"北洋别无常款可指"（《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１，１１页），即使北洋的专项请款，也必须由海军衙门核准办理。海军章程规定："凡添购大批军火，应由海军衙门核明，另行添拨，不在常年经费之内。"（《李鸿章全集》，奏议卷７８，１７页）海军衙门设立后，只有朝廷特谕户部筹拨的北洋专款，才由户部经手办理。翌年翁同执掌户部，对此自然责无旁贷了。他深知北洋地位的重要性，每遇北洋请款，总是勉力筹措。其奏称："伏查天下防营，以北洋为最多，应需饷项亦以北洋为最巨。十数年来，该督李鸿章于筹练防军，购制船械，每遇请款，臣部无不竭力筹维。诚以北洋地居沿海，拱卫京师，图自强即以固根本也。"甚至指出："查北洋历次报部销案，多与例章未符，一经奏请，均系照案核销，臣部并未拘以常格。"（《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３，１０页）这表明翁以北洋情况特殊，有必要予以格外的照顾，从未发生过以军费掣肘北洋的事。
揆诸事实，亦可知翁同所奏诚为实在情形。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遵旨预筹战守，以备缓急，奏请再筹饷二三百万，添募二三十营，以期战守事宜更有把握。朝廷谕户部与海军衙门"会同妥议"，实际上是要两衙门分担筹款事宜。最后议定，共同筹款３００万两，由户部与海军衙门各筹１５０万两。不过，两个衙门筹款的结果却大不一样。海军衙门是敷衍塞责，指定原北洋生息款２６０万两，从中提拨１５０万两，作为应筹之款。但又声称："此项本银发商，限期参差，一时难提足数。计六七月内可收回１８万余两，适秋冬间约可积５０万余两，其余按数陆续提回应用，以应要需。"战火快烧到眼前了，却要筹远水来救，岂非空盼一场！翁同所掌户部的态度则与之不同，奏称："臣部虽万分支绌，何敢不竭力筹措，以期迅赴戎机。"并立即予以落实，凑足银１５０万两。"所有库存１００万两，应由直隶总督派员赴部具领；长芦盐课、东海关税８万两，由该督就近截留；山东、山西、河南地丁４２万两，由各该省解赴北洋应用，均勿刻延。"（《中日战争》丛刊，第２册，５９７-５９８页）两相对比，海军衙门与户部的态度大相径庭，不是一清二楚吗？
及至战争爆发，北洋海军船械不足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驻英公使龚昭瑗为此颇感焦急，一面物色和洽购快船，一面致电李鸿章称："西谚云：船炮甲天下。倭添船械无已，各国惊羡，强己可见。"劝其当机立断，勿错过时机，并强调"精备船械必胜"。李赞同龚的建议，但认为购船需筹巨款方可济事，而非借外债不可，惟恐户部不肯。他复电称："翁司农不愿借洋债，又难筹巨款，故多棘手。尊论痛切可愧。"（《李鸿章全集》，电稿二，９０３页）所说确为实情。当时，清廷虽同意购买快船，但降谕称："仍著户部筹拨的款，毋庸借用洋款。"其实，这也是翁同的观点。他认为"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癸丑），所以最不愿借外债。他当时正计划发行一种内债，即采取"息借商款"的形式，以济战事之要需。此方案虽收到一定成效，共筹款１１００余万两（贾士毅《国债与金融》第２编，２页），然迁延时日，缓不济急。于是，他又改弦更张，打破常规，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合银３０００万两，以满足战事发展的需要。
黄海海战后，翁同更加关注加强海军的问题。当时，德籍洋员汉纳根上《整理水师刍言》，提出："现与倭战，北洋水师最关紧要，今虽未得海军大用，而大东沟之战已极努力，终至击退倭船。奈本船亦各受伤，多日不能再战。……此后如要海军精强，终于能大战大胜，应先竭力整顿。……因现拟购买智利国快船六只，德国佛尔根、英国阿姆士脱朗之两快船皆有至新至快炮位，尚不知何时可到。若照所拟认真整顿，新船到来，固可合成大队纵横海上，即或迟到，各该船亦可于大海中与倭船驰骋，以利追奔也。"（《翁同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刍言》的提出虽然较晚，且需由户部筹措一笔购船巨款，但仍得到翁同的大力支持。以翁氏文献中新发现的《总署给汉纳根购船札》可知，汉纳根的购船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后来因洽购费时，购船计划终告落空，但翁同对加强北洋海军持支持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翁同不但与北洋海防经费长期欠解问题无关，而且对朝廷特谕的北洋专项请款始终积极筹拨。可知对翁以军费掣肘北洋的指责，实属莫须有也。
对此，或仍然不能完全释疑，因为还存在着极待弄清楚的两个问题。
其一，《走向共和》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李鸿章奏请购置新式快炮，需银６０余万两，孰料竟为翁同所拒拨。此事如果属实，则翁难以推卸以军费掣肘北洋的罪名。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当时火器的发展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日本舰队的战舰大都安设了新式快炮，而北洋舰队却都是旧式后膛炮。两者的特点和性能大不相同：（一）前者炮弹带有弹壳，使用轻便；后者炮弹不带弹壳，非常笨重，且须另装若干火药包点火发射。（二）前者弹壳所装为无烟火药，后者所用火药包装的是有烟火药，所以发射一炮后要等浓烟散尽才能发射第二炮。（三）无论是装填炮弹还是瞄准射击，前者所用时间较少，后者所用时间较长，故二者的发射速度为六比一。据统计，日本舰队所装备的新式快炮已达１００余门。从双方舰炮的打击力量看，毫无疑问优势是在日本方面。对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感到担心。他盱衡东亚形势，主张有备无患，因此向李鸿章建议在战舰上添置若干门新式快炮，以防不测。他提出的方案是：定远、镇远两舰各添新式快炮６门，济远、经远、来远三舰各添新式快炮２门，威远练船换配新式后膛炮３门，共２１门，连弹药、器具、运脚、保险等费约需６１万余两。丁汝昌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因为建议的提出是在战争爆发的４个月前，而且６１万两也只是区区之数，是容易筹措的。如果当时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的话，那么，甲午黄海大战的结局就可能会改写了。
李鸿章似乎并不反对丁汝昌的建议，但他对此事的紧迫性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主要想的是购置新式快炮的银子从哪里出的问题，认为："目下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于是，他想出了分年添置的办法，即将常年经费中撙节之款，"设法匀凑，移缓就急"，先在定远、镇远两舰各添置新式快炮６门，共１２门，需银３５万余两。从他所上《海军拟购新式快炮折》中便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活动："查德厂新式快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各国师船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炮实觉相形见绌。且海军以定、镇、经、来铁快等船为巨擘，船坚尤须炮利。若炮位不多，单薄多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以资战守。惟是饷项支绌，巨款难筹，兹拟于八船经费备用额款内竭力匀凑，先购镇、定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余陆续购置。似此分年办理，既有裨于军费，亦无须另筹帑项，殊属撙节得宜。"（《李鸿章全集》卷７８，１－２页）他对添购新式快炮的必要性谈得头头是道，而惟独对其紧迫性却有所疏忽，以致铸成大错。所谓"陆续购置"、"分年办理"云云，实际上是将丁汝昌的建议推迟实施或搁置下来。可见，此事的整个经过都是李鸿章一人经手的，他确定了"分年办理"的计划，并分咨海军衙门、兵部、工部备案，却未另咨户部，所以根本不存在翁同拒拨添购新式快炮款的事。
其二，１８９１年５月，户部"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中日战争》丛刊，第３册，１７７页）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年。"（《翁同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停购船械"案。其时，翁同正执掌户部，不能说他与此案无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必须深入了解此案提出的历史背景。就是说，户部为何到了"部库空虚"的地步？
本来，进入光绪中期，清政府财政的紧张情况开始有所缓和。据统计，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到二十年（１８９４）的１０年间，每年平均岁入８３００余万两，岁出７７００余万两，盈余约６００万两。而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一年盈余竟达１０００余万两。（刘岳云《光绪会计表》）按道理说，翁同作为户部尚书，可以没有多少忧心的事情了。实则大谬不然。因为以上统计所开列的只是清政府每年经常项目的支出数字，并不包括临时的或特殊的项目支出数字在内。所以，户部储银的真实情况要比《光绪会计表》所反映的严重得多。即以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而言，户部银库实存仅１００万两（《户部历年黄册》），确实到了"部库空虚"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户部要奏请停购船械二年了。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清廷最高层之穷奢极欲。海军衙门设立后，奕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与奕�一起策划，借恢复昆明湖水操，行大修颐和园之实。并示意翁同不要出面反对，"当谅其苦衷"。翁颇不谓然，但只能在日记中发点牢骚："盖以昆明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翁同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为承德之别称。意谓打着训练的旗号来修建颐和园行宫，此乃"偷梁换柱"之计也。后以颐和园工程用款不敷，奕又驰书李鸿章，嘱其致书各处筹银，用的也是海防名义。对于慈禧一伙的大肆搜刮，翁同极不满意，却无力阻止，不禁慨叹曰："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取之外府，外府不足，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扫地尽矣。"（《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到１８９１年，颐和园工程进入全面施行的阶段，需款更多。户部确实无款可筹，海军衙门竟挪用出使经费，后来甚至将铁路专款用于园工。故有人称："自颐和园工程起，内务府经费岁增数百万，……户部储款数月间立尽。"（黄《花随人圣庵摭记》，５１１页）于此可见，户部奏请暂停购买船械二年乃实出无奈，以此责备翁同以军费掣肘北洋，系本末倒置之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由上述可知，翁同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大臣，与李鸿章之政见虽时有不同，但并未影响二人的私交和友谊。（见拙作《翁李交恶说质疑》，《光明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７日）所传翁利用职权以军费掣肘北洋，乃好事者之捕风捉影，纯属无稽之谈，是不能视为信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