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契约关系的发育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契约关系的发育和完善，维系契约关系与礼俗关系之间的张力是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趋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应更加重视礼俗关系的积极作用，防止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对非市场的礼俗关系的侵蚀，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尤其是其“去道德化”和“唯新主义”对于礼俗关系的损害，也需要加以关注。
关 键 词和谐社会伦理建设礼俗关系契约关系
作者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认识迈出了一大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应的，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也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要求。依笔者之见，处理好“礼俗关系”和“契约关系”之间的矛盾，力求保持好两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市场关系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地发展起来。市场关系的发展，使得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不仅在事实上获得了解放，而且在伦理上得到了辩护，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也加以肯定。这就大大地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如此，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立观念、竞争观念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促进了人们的观念更新，这就为人们摆脱依附心理，建立独立人格，养成勤奋、谨慎、专心以及聚精会神等良好的品格，提供了条件。同时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讲究规则的经济，市场活动本身有力地促进了规则意识的形成，遵守规则的习惯的养成。由于法律是最基本的规则，法律的实施有赖于规则意识的养成，所以规则意识的形成也就意味着法制意识的提高。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又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形成一种信守契约的信用意识。诚实守信的规范的凸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是与契约关系的形成息息相关的。此外，市场交往所带来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日益发达，尤其是在“陌生人”交往最频繁的公共生活领域中，如何遵守规则，和谐相处，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引发了全社会对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视，尽管由于在市场交往和公共生活历史短暂的中国，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还相当突出，但是社会各界的重视确实是大大提高了，而且事实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总之，市场中契约关系的发展给伦理关系的处理和道德建设既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又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在公共生活中的文明习惯和礼貌、礼仪、礼节的养成方面尤其显著。
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提出了许多道德建设的难题，其中最为直观的就是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假冒伪劣成为公害，在一些领域、一些部门、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泛滥。这些难题中，有一些是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不适应所造成的，如规则意识的淡漠，法制观念的薄弱；只讲究私人关系而不懂得公共生活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缺乏在公共生活中与陌生人交往所必须的修养和礼貌，只知道在与熟人交往时需要讲究礼貌、礼仪、礼节，讲究诚信，不知道在与陌生人交往时同样要信守规则，善待他人；不懂得在市场交往中只有信守契约，信守规则才能建立信誉，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等等。因此，市场关系还有待于完善。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和公共交往行为，从而建立起一种比较规范的文明的有序的契约关系。在这一方面，仍然是任重道远。
但是，如果把市场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归结为契约关系的完善，以为只要建构起完善的契约关系，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那就会陷入市场乌托邦的幻想。这一点只要认真地考察一下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确实有一种市场乌托邦的学说存在，以为契约关系可以解释一切，无论是市场秩序还是国家的起源，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关系都可以用契约关系来解释，而且相信只要市场交往发展起来了，契约关系完善了，社会就可以和谐了，于是就可以听任契约关系侵蚀到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但是，这种观点在思想史上早就受到了质疑。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三分法。强调以市场中的契约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市民社会，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的一部分。家庭是建立在亲情，也就是建立在道德情感纽带基础上的，如果把家庭当作是一种契约关系，那就会把人类最美好最可贵的东西丢掉。至于国家，在黑格尔看来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是用道德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有共同的习俗，共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共同的荣誉，共同的防御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财富、生命的共同制度，因而有共同的命运。正是这种道德的纽带把一个国家的人民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组成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实体”。契约论的国家观，把个人当作一个自足的实体，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黑格尔强调，要防止市场中的契约关系侵蚀到各种非市场的关系之中。
也许有人以为黑格尔这些主张是陈旧的、过时的，好像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思想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持与黑格尔相似主张的大有人在，连绵不断，且于今为烈。１９世纪中叶，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提出作为契约关系的基础的个人不是自足的，社会本身才是“伟大的存在”，而社会不能分解为个人，只能分解为各个群体，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以血缘和情感为纽带的家庭，此外还有宗教教会和各种共同体。到１９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了区分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和Ｇｅｓｅｌｌｓｈａ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主张。通常“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英译为“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共同体）”，而将“Ｇｅｓｅｌｌｓｈａｆｔ”翻译为“ｓｏｃｉｅｔｙ（社会）”。［１］在滕尼斯的笔下，后者主要是指以个人决定和自身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契约论者所说的契约关系，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市场中间的交换和竞争的关系；而前者则是指以高度的人际亲近、情感的深度、道德的义务、社会的凝聚力和经久的连续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它是以情感和传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因此它常常使人感到“温暖”和“亲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血缘纽带和家庭关系。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两个概念意译为“礼俗关系”和“契约关系”，或者意译为“礼俗社会”和“契约社会”。身处１９世纪下半期的滕尼斯，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区分，是因为欧洲社会已经转向一个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破坏了传统的共同体（礼俗社会）。但是他深深感到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竞争的激烈，利己主义越来越强势，传统社会那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人类文明积累的道德被无情的市场竞争、狂热的利益追求以及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所取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社会难以和谐。尽管这种契约关系与工业贸易城市等现代文明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时也威胁着现代文明。滕尼斯认为，这表明契约关系阶段的顶峰已经远远过去，对于礼俗关系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经过一个多世纪之后，今天我们再来看滕尼斯在１８８７年提出的问题，就不难发现，事实确如滕尼斯所预见。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确实有过一个阶段，主要是发育“契约关系”并用这种关系去破除前现代的一些弊病，如裙带关系，广泛的腐败，以及等级身份对人们的经济动机和经济活动的限制等等。但是随着契约关系的弊端日渐显露，及其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的损害，人们开始对“礼俗关系”的健康发育突出地加以重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重视，对家庭社会结构的非契约性质的保护、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事业的重视）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礼俗关系的重视。当代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在其《西方思想史中》说：“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就出现了试图将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礼俗社会）关系和安全机制引入Ｇｅｓｅｌｌｓｈａｆ（契约社会）的努力（社会政治、福利国家等）。我们当下对邻里关系、私人领域、社会网络、宽厚的价值、非中心化倾向等的兴趣，都表明了滕尼斯所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这两者的区分――引者按）依然是相关的。”［２］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比较客观地概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思潮的主流转向新保守主义，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更加重视礼俗关系，强调家庭、社区、传统、宗教以及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国家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权威性和爱国主义作为道德纽带的重要性。可见，把现代化的进程看作一个不断努力维系“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之间的张力的进程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单纯地发展契约关系，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这里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重视，那就是契约关系的健康发展本身也有赖于礼俗关系。具体地说，市场交往的基本秩序的维系所依赖的道德，往往是借助于市场的契约关系之外的力量才能形成的。最早强调这一问题的是德国思想家韦伯，他用历史事实说明新教伦理对于维系西方的市场秩序所起的作用。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礼俗关系及其所蕴含的道德对于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重要。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商业伦理学的演进，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商业伦理学的兴起其主旨就是“走出丛林”，也就是要用伦理的规范来遏制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的行为，用伦理规范来防止市场成为一个“人对人是狼”的丛林。在诸多的学说中，有不少主张用宗教道德等传统道德的资源来构建，当然也不乏一些用契约关系本身（包括法律）来维系市场道德的主张。但是，安然事件之后，学术界纷纷进行反思，主要的结论是那种以为通过市场的多次博弈本身和外在的法律，就会产生诚信的主张是不现实的，还是需要仰仗礼俗关系的道德才能真正建立起经济伦理。
上面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演进历史的考察，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关系，应当说是有所启示的。当然，我们所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确如希尔贝克所说：如果把滕尼斯所作的区分，当作从未在经验世界中存在过的两种类型的话，那么“我们的现代社会更接近于契约社会而不是礼俗社会”［３］，也就是说契约关系是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则不然。恩格斯在《论未来的联合体》这篇晚年的手稿中曾经写道：古代的联合体是将“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回忆、传统和象征”的意识形态“奉为神圣”的联合体，“只有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和务实的，然而是庸俗的”，“未来的联合体将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４］这里所说的“务实、清醒”，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而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也可以理解为“礼俗关系”。未来的联合体，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就在于一定要把“礼俗关系”所体现的对共同福利的关心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努力避免和克服市场关系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拜金主义等等精神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庸俗”。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处理契约关系和礼俗关系的时候，理应更加突出礼俗关系的位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注重社会的共同福利和精神价值的伦理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又有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更加关注具有丰富传统资源的礼俗关系，充分发挥它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具体地说，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观念上、指导思想上既要关注契约关系的健康发展，更要注意防止那种一味强调契约关系，听任甚至推进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向非市场领域侵蚀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有的地方有的时候还相当突出。比如有的人主张要把家庭（尤其是夫妻）关系契约化，甚至要纳入法律规范中去；还比如将有关公共福利的机构的改革简单地看作是实现市场化，诸如“教育产业化”，医疗机构“市场化”等等口号一度几乎统治着我们的舆论；还有人主张按照经济人假设来设计我们的干部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以正视听。
第二，关注国家认同，其中包括历史的认同，语言和文字的认同，健康的民俗的认同，克服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播中轻视自己民族的历史、语言、习俗的不良倾向。这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重点的民族精神的基础。改变那种将爱国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将这些根本的文化问题视为微不足道的观念。以此入手对于许多具体的做法（如中小学的双语教学，大量减少历史课程，文理分班等等）重新加以评估。
第三，加强礼俗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些机构和载体的道德建设。其中首先是政府机关。中国历史上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政府官员的垂范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巩固和维系作为非市场关系的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核心家庭内部的关系。因此要考虑拓展家庭美德的内涵，将家族关系纳入视野。对于家族主义要取一种分析的态度，不能一概否定；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于家族内部相互帮助，周济困难成员，用优良的家族传统教育后代等等，在舆论宣传上要给以一定的地位。再次，学校、科学研究和人文学术机构、医疗卫生单位等等部门，本来礼俗关系就相当明显，又承担着传承文化传统的重任，这些特殊部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尤其需要加以重视。在这些单位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中，要改变已经出现的礼俗关系的传统（如师生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同行之间的业缘关系）和人文资源大量流失的局面，遏制将这些机构的内部关系全部改造为市场中的契约关系（如知识和才能的买卖关系）的趋势。最后，城乡社区建设中对于礼俗社会的遗存，要加以精心保护。如城市社区的亲密的邻里关系，乡村中的地缘关系等等。在新建居民区大量出现和乡村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礼俗关系的资源正在流失。有必要集中力量总结新鲜经验，破解在不少新建居民社区中，邻里关系淡漠，趋向于原子化的难题。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对礼俗关系的破坏，不仅有直接的市场关系的影响，而且还有消费主义的文化以及在大众文化中有相当影响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作用。其特点就是大力传播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其主要的表现是提倡“去道德化”、“审美化”（实际上也就是将感官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的追求），宣扬“只要活得开心，而无需接受管教”。面对这种文化格局，主管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地负起责任。在文化创新的问题上，尤其需要防止将创新等同于盲目地追赶时尚的现象发生，防止“新的就是好的”这样一种“唯新主义”。
注释：
① 该文是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承担的中共上海市委基础调研课题“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一个分题。
参考文献：
［１］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
［２］［３］希尔贝克等． 西方哲学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５３３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２１）：４７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