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战后６０年来，日本始终不对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和民众认罪，其根本原因是日本战败后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另外，日本担心认罪会导致赔偿，且对侵略战争缺乏罪责意识，是日本拒不认罪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日本拒不认罪原因赔偿罪责意识
作者赖某深，长沙理工大学副教授。（长沙：４１００７７）
读了姜长斌先生《日本，你为什么还在沉迷旧梦》一文（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深受启发。姜先生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对德国和日本的比较研究，分析了日本至今不肯认罪的原因，令人受益匪浅。只是觉得有些方面可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一
日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责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是日本拒不认罪的根本原因。作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理当受到严厉的制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却逃避了严厉的惩罚。
战时日本的战争损失比德国要小得多。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战事主要在德国本土进行，德国重要城市和工业城市遭到了盟军的轮番轰炸。纳粹德国在空袭中死亡的人数达到６００万至７００万人，另有大约１５０万活下来的老兵严重残废；经济上更是一团糟。而日本除了遭受空袭和原子弹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日本投降时还拥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所以，日本没有彻底覆灭的感受。因此，要他们在反思的基础上向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认罪就非常难。
战后的德国所面对的是苏、美、英、法四大国的武装占领。庞大的占领军对德国的战犯责任追究，以及对德国赔偿行为的执行和防止极右势力的抬头起着极大的威慑和监督作用。领土面积的减少，国家的长期分裂，不断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所有这一切因战败而带来的后果，促使他们幡然悔悟：决不能重蹈历史覆辙。而日本由于实行的是美国的单独占领，也由于美国实行的扶日反苏政策，从而使盟国对日本的惩罚相对德国而言极为宽松。
第一，在美国的庇护下，许多日本战犯逃避了严厉的惩罚，甚至成为漏网之鱼。虽然在东京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部分日本战犯，然而并没有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天皇不仅没有作为头号战犯受到应有的审判，而且天皇制度还得以保存，这使日本战时体制没有被彻底革新，延续至今。裕仁天皇一手操纵和精心策划了“大东亚战争”，在日本投降初期，许多国家都要求惩处负有战争责任的天皇，即使在美国，据１９４５年６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人中主张追究其责任者占７１％，只有７％的人主张对其加以政治利用或认为其无罪。但是，美国当局从自身的远东政策出发，却做出了“不可废黜天皇”的指令，不久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又将裕仁天皇从战犯名单中删除，从而主动放弃了向战争主谋的天皇追究责任的权力。由于未起诉战争最高责任者天皇，使得战争责任变得是非不清了。对此，法国《世界报》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６日的一篇长文中指出：未认真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鼓励了一种集体不负责的态度”，对日本人反省侵略、铲除军国主义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１］同时，曾经从事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研究和开发的７３１部队被排除在审判之外，许多细菌战犯罪者被免除责任，这使日本政府至今仍对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犯罪的事实，态度极其暖昧，也拒绝向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
第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处理过于宽松。战后德国纳粹党被明令取缔，纳粹党员不仅被革职，而且必须主动向占领军当局报告自己的过去。即使曾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被南京市民赞誉为“活菩萨”的拉贝，因为加入过纳粹党，也受到整肃，一度失去工作，生活陷于绝境。而在日本，１９５０年３月，麦克阿瑟将军签署第５号指令，规定陆续释放所有日本国内在押的轻重不同的战犯。到１９５１年，被整肃的２１万军国主义军政要员，除５７００人外，其余的都先后被提前释放。许多曾忠诚地为军国主义效命、犯有侵略罪行的人又重返军政界和财界担任要职，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还担任过首相等要职，造成日本战后独特的“战犯政治”现象。这些人上台执政后，念念不忘昔日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辉煌”历史，对日本在近现代的丑恶历史遮遮掩掩，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如此，怎么能指望他们对侵略战争有正确的认识呢？
第三，在战争赔偿方面，对日本的宽大是美国处理日本赔偿问题的基本方针。与德国战争赔偿相比，日本的战争赔偿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不是惩罚性的巨额赔偿而是在认可战败国日本维持和平生活之后，再要求可能支付的赔偿额；第二，是避免现金赔偿，也没有拆卸设备得来的实物赔偿，而是以劳务赔偿为基本形式；第三，是并非由战胜国一方决定，而是通过索赔国同日本之间的谈判来决定赔偿的总额和内容。”［２］这使日本在赔偿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甚至以赔偿为幌子，对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扩张。另外，在对日签订和约的时候，由于受到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利诱，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放弃了对日赔偿请求权。赔偿问题的暧昧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深刻的认识。
总之，发动侵略战争并遭到可耻失败的日本，没有为此偿付巨额赔款，没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其拒不认罪的态度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
二
担心受害国及其民众向其索赔，是日本拒不认罪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从事侵略多年的军国主义国家，日本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侵略和奴役了别国的日本，理应承担赔偿由它造成的全部损失的责任。但战后，美国出于扶植日本遏制共产主义的企图，于１９５１年一手炮制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在其赔偿条款中，美国处心积虑维护日本，即使为此牺牲亚洲各国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至今，日本不仅对朝鲜、中国、越南这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没有进行赔偿，就是对韩国、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这些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仅付出了不足１４亿美元的赔偿，这相当于德国战后赔款的百分之一。日本担心，如果承认自己有罪，将会导致赔偿和补偿等一系列问题。如，日本政府决定在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５日之际向一部分还活着的随军慰安妇支付赔偿金，但同时又规定：“只有在５年内提出申请的还活着的前随军慰安妇才能作为赔偿对象。”众所周知，日本投降后，日本当局为了掩盖其罪行，曾下令把随军慰安妇杀死灭口。因此，慰安妇幸存者只是极少数，而且，能活到１９９６年并且在此前５年内提出索赔申请的更是微乎其微了。很显然，日本政府提出的这些带有限制性的赔偿条款只是表面上故作姿态，其真实目的在于避免赔偿责任。
三
缺乏对侵略战争的正确认识，也是影响日本拒不认罪的重要因素。与其说德国是把１９４５年无条件投降当作战败来接受的，还不如说他们是把它当作“解放”来迎接的。因为他们感到终于摆脱了纳粹统治而获得自由，这成了战后德国反省侵略罪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反观日本，战时日本大众狂热地支持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战败后日本右翼势力又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缺乏加害者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淡化加害者意识的理由。
不仅如此，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猖狂。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说出历史真相，承认侵略有罪，轻则受到孤立，丢掉工作，重则受到恐吓威胁，甚至有性命之虞。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日本长崎市长在一次谈话时曾称：“我认为天皇也有战争责任。”结果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而受重伤。１９９３年８月，日本首相细川就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发表谈话：“我个人认为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他的表态立即招来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和责难。迫于右翼的压力，他不得不改口，但他还是因此遭到右翼分子的枪击。原侵华战争的老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公开发表后，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从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日本人民为之震惊，同时也使日本右翼势力非常恼怒。这些用鲜血与战火铸成的文字――南京大屠杀的真实记录公诸于世，对日本那些妄图否定南京暴行、推卸侵略战争罪责、竭力为侵华日军战犯翻案的右翼势力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威力不亚于当年广岛爆炸的原子弹。东史郎也为此受到了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一些人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对东史郎进行威胁恫吓。凡此种种，足见右翼势力在日本活动的猖獗。
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遗老遗少还组成了势力强大的日本遗族会，目前约有５００万成员，是一个影响日本政坛的重要利益集团，这些人是二战中死去的日本军人的家属，从感情上本能地不愿承认侵略事实。遗族会的宗旨就是要“告慰英灵，推动靖国神社的国营化，促成政府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战争”。［３］遗族会中有１７万名成员是自民党员，在日本政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每年的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日）前后，遗族会策动的右翼势力就耀武扬威，招摇过市，大张旗鼓地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政客们的政治选择，成为日本死不认罪的社会基础。
四
缺乏罪恶感，也是日本拒不认罪的重要原因。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１９４６年出版了一部名为《菊花与刀》的书，该书被用来向美军官兵解释日本的社会状况。其中指出：日本社会重视羞耻文化，而不是注重罪过文化。就是说，做错了事只要不被发现，就算不上什么耻辱，因此沉默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羞耻文化和罪过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罪过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羞耻文化则不然，它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在羞耻文化的浸染下，致使日本在战后的岁月中极力掩盖历史事实。
与德国相比，日本的宗教信仰不同。德国人９０％以上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在基督教中，人一生最大的使命，甚至全部的使命都是在为自己祖先的过失赎罪。《圣经》说：“假如说我们没有罪，那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假如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公正的，他必然宽恕我们的罪过，洗清我们的一切罪过。”《圣经》还说：“掩盖他自己罪过的人，必不成功。无论是谁忏悔和放弃罪过，都将得到宽恕。”［４］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他们不但不把“认罪”视为可耻，而且要求认罪者必须真诚“谢罪”，用行动“赎罪”。而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
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指出：“日本不能坦坦荡荡地做出道歉，原因是日本人对日本皇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负罪感。”［５］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相当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罪过。在侵略中国时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战后被中国国民政府处以死刑，临刑前在他们留下的遗书中并不认为杀害中国人是犯罪，没有任何认罪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６］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两者的对比何等鲜明。在战争罪责认识方面，日本学者野田正彰的研究特别令人深思。在《战争与罪责》一书中，野田正彰讲述了８名原侵华日本军人的故事。他们之中有活体解剖中国农民的军医，有从斩杀俘虏训练开始了军人生活的军官，有在学生时代起就“战地旅行”到南京并任意杀人的日本特务，还有直接间接杀死过３００余人、逮捕拷问过近２０００人的日本宪兵。这些人被作为战犯关押进中国监狱后开始时都认为自己无罪。在经历了痛苦的、漫长的思考过程，特别是和受害者接触交流后，才慢慢产生了负罪感，产生了罪责意识。
五
民族优越感和蔑视、轻视亚洲各国的心态，是日本拒绝认罪的深层次原因。早在１９世纪中叶，日本近代化之父福泽渝吉就提出日本应确立“脱亚入欧”战略。他一反过去日本对中国文明崇敬的心态，认为有中国这样一个“卑屈懦弱、无法无情的邻国”实在是“日本国的一大不幸”［７］，主张日本应与欧美列强为伍。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日本从看不起中国，到阴谋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直至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走上了害人害己的军国主义道路。
战前日本就对中国极为蔑视，无休止地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战场上对中国军民极为野蛮的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对中国不能以礼相待，对中国使用“支那”这一蔑称（为此遭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严正抗议，而且声明日本在外交文书中如果继续使用这一称呼，国民政府将拒绝接受）等等，都是日本歧视乃至蔑视中国的反映。除此之外，日本将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统统称为“事变”（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等），这一方面是企图掩盖侵略事实，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极为轻视。日语中事变的含义是什么呢？１９３６年的《广辞苑》谓：事变，一是指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是指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由此可见，侵略者竟然将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镇压暴乱，把中国视于他们的统辖范围之内。显然，事变一词体现不出侵略战争的性质，更反映不出中国被侵略的客观事实。战后，日语辞典对事变的解释进行了修补，增加了一条“国家间不宣而战”的义项，这只不过是欲盖弥彰罢了。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日本战犯仍然诡辩狡赖，竟称对中国的侵略是事变，而不是战争，因此战争法规对他们不适用。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暴露了日本企图掩盖、否认、逃避战争罪行的目的。
战后日本继续歧视、轻视中国。日本国内有一种论调，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了，但不是败给了中国和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因此日本宁肯向欧美国家缴械，而不愿向中国投降。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天皇裕仁对于欧美多少作了一点象征性的道歉，但对于日本为害最深的亚洲各国，他到死也没有丝毫道歉的表示。最令中国人民愤慨的是，在《停战诏书》中，裕仁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毫无反省、悔改之意，反而强词夺理说侵犯他国皆非本意；只承认侵略战争是从偷袭珍珠港开始，时间只有４载，把１９３１年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一笔勾销，其对中国抗战的轻蔑，对战胜国中国人民的侮辱溢于言表。正是对中国歧视、蔑视的心态，使日本至今不肯向中国低头认罪。即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在所有的外交文件或者首相的谈话中，仅仅向中国表示“遗憾”、“道歉”、“反省”却从不向中国“谢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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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吉田裕著，刘建平译． 日本人的战争观．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０
［３］陈霞． 参神拜鬼，意欲何为――透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南方周末，２００１． ８． ９
［４］刘承华． 文化与人格．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６８－１７１
［５］金鑫等． 中国问题报告（上册）． 浦东电子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４０
［６］野田正彰著，朱春立译． 战争与罪责． 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５－１６６
［７］李正堂． 日本为什么不认账． 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