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蔡登山先生赠我一册谢泳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何故乱翻书》(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版),此书系《杂书过眼录》的续作。这两册书均系谢泳的阅读笔记,由此想到一年前自己曾给北京的一家报纸写过一些学界和作家的人物印象,但唯独作谢泳的这一篇未曾通过,此时翻出来还可以看看我当时的认识,今天觉得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文章不长,全文抄来:“山西学者谢泳先生读书很杂,但杂中又极有脉络。以研究现代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而影响甚大的谢泳,其读书也不逃离这样一个范围,但他所论说之书多抛除了一些常见的东西,而以学界不大重视或者少见的资料展开,其观察问题视角之新颖独到,又使这些不引人关注的资料添色许多。谢泳的研究文字朴素平实,少作文人式的抒情与修饰,以资料和实据作支撑,颇有胡适之‘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和傅斯年“动手动脚找材料’的遗风;他的研究文字大多也以读书札记为主,篇幅短小,论题精微,但延伸话题均有风云气象,即使是研究专题也少见鸿篇巨作,多是短小篇章的组合,拆开便是独立文章。谢泳多写这类读书札记的文字,此类文字并不易写,除去作者收集旧书的耐心,最重要的是要在比较之中有去伪存真的眼力,能在冷僻的旧书中发现光芒,这是需要深厚的学养的,否则难免会贻笑大方的。以近来他在博客上连载未曾发表的《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为例,此文以1949年到1976年知识界的自杀情况切入,试图研究此一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由于资料新颖,作者于史料中披沙拣金,化腐朽为神奇,又耙梳严密,科学冷静,最终指引命题,读后大有惊心动魄之感,颇可一观。记得谢泳还有个人网上空间‘谢泳居’,集有历年来所写文章,其介绍引用清人孙星衍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让来往读文者心存温暖,也许最能代表其读书做学问的一番境界了。”
因是一年前的旧作,可知作文之时谢泳还在山西省作家协会任职,此文作后不久,谢泳就在朋友的引介之下南去厦门做教授了。以大专学历出任名牌大学的教授,成了当年学界的一大话题。谢泳此去厦门,我印象中山西文人韩石山写过一篇文章颇为动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久久难忘,翻出这篇《送谢泳之厦门》,抄录此段如下:“太原的旧书市在南宫,周六周日开业,我去过几次再不去了(太耽搁时间),那还是多少年前。而谢泳,只要在太原,每周或六或日必去一次。常是周六或周日的早上,我散步回来,只见谢泳挎着他那个硕大的黄牛皮挎包,弓着身子迈着大步,急匆匆地朝电车站走去。见了连话也顾不上说,只用他那惯常的手势,张开五指,在脸前晃晃,算是打过招呼了。有时也会停下来,说他在南宫见到本什么好书,问我要吗,我若说要,周一早上单位的传达室里,准有一本用废旧大信封装着的书在,上面是他那几近孩童体的钢笔字,写着我的名字。更多的时候,是他知道我准喜欢,就径自买了送我。我的那本极为罕见的,‘文革’期间出版的《侯马盟书》,就是这样得来的。太珍贵了,这次他没敢放在传达室,亲自送到我家。还是他一贯的政策,绝不收钱,价格太高,说好说歹,总算是收下了,看他那神色,像做了件什么不名誉的事似的。有的书,我借他的看过了,而他的书正好可以和我的配成一套,不等你说,他就会慨然相赠。我的那套《北京大学史料》,就是这么配齐的。买的时候嫌太贵,觉得可用的也就是第二卷的三大册,待到写那本关于鲁迅与胡适的书的时候,要用第一册了却没有,懊悔不已,谢泳说他正好只有第一卷,当时是借了用,这一借就成了刘备借荆州,为我所有了。”
石山先生是性情中人,难怪他文章作得如此动情,由此我才明白原来谢泳文章常有新见并非是拾人牙慧,其功底是他多年在旧书摊前搜集消磨而来的,而他惠赠书籍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其对于其他做研究的人实在是雪中送炭一样的及时和予人温暖。此间的重要,他自己就曾在文章《从〈东语完璧〉说起》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关于晚清留学日本的教科书研究,现在也不鲜见。但如果从细微处观察,这些研究中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对于研究中涉及到的具体史料,一要设法看到实物,转述和从二书文献中引用材料,一般要非常谨慎。我们现在的学风,对于那些小的史料钩沉和考证,一般不很重视,非专书和论文不算学术研究,其实这是不好的学风。前辈学者的许多学术研究,常常是由专著和小的学术考证共同构成的。在这些小的学术考证中,可以看出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养,比如像《陈桓史源学杂文》那样的书,现在很少有人能写出来。史学训练,我以为还是要先从这些小处做起,学术进步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只要是新材料或者考证、论辩了材料的来源及准确与否,其学术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谢泳的这一番感慨,我想同作现代文人研究的韩石山自然也是心有同感的。而我在翻阅书中的这册《何故乱翻书》时,就发现谢泳正是极重视从这些细微处做起的,从文章中不难看到,他是旧书冷摊的常客,而他所搜集阅读的一些书真是难得一见的杂书和冷僻之书。对此,谢泳是有自己的一番看法的:“今天的旧书对于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早已没有了研究意义,如果是为研究到旧书市场找书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旧书成了收藏家的天下。老辈学者在旧书市场上找书,不是比钱,而是比眼光和兴趣,有的东西收藏有意义,但对研究意义实在有限。图书馆容易找到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到旧书市场上去看,除非有特殊的爱好。”(《由〈钱理甫先生家传〉说起》)我看谢泳在《何故乱翻书》这册书中所提到的书籍,大多也都是图书馆里难得一见的东西,送我这册书的蔡登山先生感慨谢泳所提及的这些书,他自己也大多未曾耳闻,由此可见珍贵。
作为一个学者,如此眼光实属不易,也难怪在谢泳的这些阅读笔记中鲜见,也相比一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读来让人感到亲切实在得多。不过,我发现在这册《何故乱翻书》中,谢泳不但自己善于发掘这些第一手的难得材料,而且也常常成为一些学界朋友们发掘第一手材料的伯乐。淘书赠送给友人,也并非仅仅一个韩石山,在他可谓是经常的事情。在《读〈江南实业参观记〉》中,他谈及自己淘书和分赠朋友的初衷:“我喜欢看旧书,但我不是什么旧书都要,我要的东西肯定是我过去多少知道一点与他相关的知识或者其中能保留我想象中的记忆,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我很少要,因为我的兴趣是在研究和材料方面。有些东西我有用就留下,有些东西知道朋友有用,就找机会送给他们。老辈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我也是从旧书中看到这是一个研究者的素质,所以想学一学。”
淘好书赠友人,犹如宝剑赠英雄,并非只是简单的一送了事。在《两本关于云南的书》中有这样的叙述:“《花篮瑶社组织》的初版本,我过去也有,因为一个老朋友收集费孝通所有著作的单行本,我就送了他,不过后来这位朋友这方面的工作进展不大,很让我有一些失望。”他赠送这些珍稀资料是有宝剑赠英雄的想法的,送错了人自然有些不爽,而在《我看到了〈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中,他写道:“我在旧书市场上很注意这些东西,收集到以后一般都送给了有用的朋友。”他的这本十分欣赏的《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送给了朋友,“这本书目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但我有一个广州的朋友,虽然不在专门的研究机构里,但他的学术趣味和功力我以为都是一流的,他能以一人之力,全部笺证了陈寅恪的诗,而且完全凭学术兴趣,这非常不容易。我这本《西方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是要送给他的,因为他的学术工作需要这个东西。”谢泳的这位广州朋友也不难知道,在他的文章《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中就有,“我的朋友胡文辉,去年把陈寅恪的全部诗都笺证出来,承他不弃,送我一部完整的打印稿。”后来谢泳在北京的布衣书局淘旧书,发现了一册旧稿本,据老板说是广州中山大学罗孟韦教授家里散出来的。谢泳看了这书,感慨“文辉兄看到原物,我想他一定不会犹豫”。可见此书的价值所在,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因此写成的,但谢泳在文章中写道“现在这个稿本到了我的手里和到了他的手里一样”。
字里行间可见,若是好书赠对了人,对他真可谓是一件大快事。不过,谢泳却不是简单地买来就送,把书赠给最需要的人也是颇用心思的,在《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中,谢泳写到他见到1943年印刷的一大册线装《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他的朋友徐雁先生是南京著名的藏书家,此书对他可能有用,于是就买下了。“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在《关于伍连德的史料》中,谢泳写道,他在书摊上购得伍连德1910年东北肺炎防治的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后在上海见曹树基先生,闻他对此有兴趣,遂送他留念。之后,谢泳又从旧书摊购得伍连德关于1917年山西晋北肺疫流行的报告《山西疫事报告书》,共三大册,“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曹兄。”曹树基先生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这些资料赠给曹先生,可谓是真正的宝剑赠英雄了。在《王日伦的一篇论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述,“我收集到这类东西,看过就送人,而且总能送到最需要的人那里。我前年看到黄汲清的散文集《天山之麓》,最后送给了黄先生的小儿子。我还找到过中国有名的林学家傅焕光译的《改进中国农业与农业教育意见书》,这个很难见到,但我把它送到了傅焕光女儿的手里,这种书只有到了自己家里才显得珍贵。还有杨仲健早年自己印的《记骨室文目》,现在恐怕是很不易见到的东西,但我也想把它送出去,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宝剑赠英雄了,还有些完璧归赵的意味,只是这完璧得来并非易事,归赵也就尤显珍贵了。
在《读〈欧美漫游日记〉》中,谢泳写自己在北京访学,于布衣书局处看到了一册《欧美漫游日记》,索价五百元,“我在书店里几乎看了一个下午,本来决定不要了,但想一想,书这个东西和其他还不一样,再贵,它最后还是在自己手里,就是送了朋友,也会知道它的落脚处,万一需要用的时候,再找也方便,最后还是要下了”。这样的代价,可见其情怀。而他赠书最为令人感动的,是我读他的《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此文所提到的《欧特曼教授哀思录》是谢泳的苏州朋友黄恽所赠,1934年由南京国华印书馆印刷,因为不是正式出版的书册,所以不常见。对于这册书,谢泳打算把他赠送给北京大学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叶隽先生,但由于自己曾在一篇小文章中提及这册书,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的李乐曾先生写信给谢泳,谈到他见谢泳提及此书,但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希望能借他复印一册使用。于是,谢泳给李先生回信一封,信不长,却很见风度,我摘抄如下:“李先生:手教奉悉。感谢信任。此事这样处理:因为我前一段在北京见过叶隽,本来打算把此书送他,他是专门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后起之秀,想你们可能认识。既然贵校图书馆还没有此书,我想就把此书送给图书馆(如果贵所有资料室,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让研究者方便使用),算是我无偿捐赠,然后先留您使用。同时复印一册寄叶隽即可。此书线装一册,不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少见。我五月二十号左右在上海。我在同济有个朋友,在哲学系,是新到的青年,非常有学问,我和他父亲是好朋友。他住曲阳路一带,我印象中离同济很近,届时我可以把此书送您。学术是天下公器,宝剑应当赠给英雄,这是我一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上海见面。谢泳四月二十九日”。
4月29日回信,5月20日左右两人见面赠书,该年的10月8日谢泳就收到了同济大学颁发的捐赠证书。《何故乱翻书》中影印有此证书,我觉得跟一般的证书并不一样,所以将证书上的文字抄了下来:“谢泳先生:前承相赠《欧特曼教授哀思录》助我校百年校庆盛典,助我校教育事业发展,谨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特颁发此证书,以作纪念。同济大学2006年10月8日”。向图书馆赠书,前面提到的韩石山文章,也有一段详细记述,可为对谢泳赠书的补充,“记得在某刊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朝霞》的论文的末尾,他说,将把历年搜集到的全套《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捐赠给一家图书馆。我看了之后,不觉一惊。因为我知道,为搜集这两套书刊,他费了多少苦心,旧书市上淘,旧书网上搜购,还有几本系朋友辗转相赠,才凑齐的。文章写成了,说捐就捐了,也太大方了吧。随即一想,也便释然。这种事,他做过不止十次八次了。有的是给了图书馆,更多的是给了用得着的朋友。记得一次他说,在旧书市上购得多本科学史方面的书刊,很是珍贵且价格不菲。我说你怎么有这个兴趣?他笑笑说,是觉得这些书刊放在旧书市上无人问津怪可惜的,有个朋友做这方面的研究,自己翻翻,过后就送给他吧。”
韩石山把谢泳的这种看似“傻气”的行为叫做“大气”,对此,谢泳自己是有这样的议论的:“中国老辈学人中,本来就有把重要史料送归国家机构的传统,只是后来这个传统为人忘记了。当年胡适(下转第20页)(上接第16页)把孤本《红楼梦》寄给不曾见过面的周汝昌使用,那是何等胸怀。他多次说过,这书将来是要给国家的。因为史料只有能让学者方便使用才有意义,才称得上是史料。”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有相似的议论,不妨一同抄来:“其实收藏是为了捐出,是为了给国家保护东西,如果发财,最后这个收藏是没有意义的,藏品只有集中在有用的地方才能显出它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收藏家不愿意把自己毕生收集到的东西传给后代,而愿意给了国家或者给了有用的人。”
远在山西的韩石山在那篇送别谢泳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点企望:“再买下你只是看看而不愿保存的书,要随手送人的时候,记着山西还有这么个没大出息的老朋友,其人虽贱且辱,向学之心可是老而弥坚啊。我喜欢什么书,你是知道的。邮资嘛,就免了吧,这点小钱,在我是一回事,在你该不算什么。”对于韩先生这位故友的请求,我想谢泳是定会满足的,韩先生不愧是作文的高手,以这样的结尾更衬托出谢泳的大气与宽厚。而我合上这册书,那些文章中的光彩论题却有些模糊了,倒是他赠书予人的风尚让我记忆深刻,在当代以收藏珍异书籍和独占学术资源而自傲的学术文化界,这真是颇有前辈学人的流风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