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国人前几天给我发来邮件，佯装震惊：“听说中国正在普及带薪休假制度？中国人怎么可以变得像法国人一样懒惰!”一句善意的跨文化挑衅，勾起了我的回忆。 那是1990年初，我在一家中法合资企业当翻译。那时候的我，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接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价值观。
上班第一年全是试用期，工资超低，休假全无，同声传译传到失声，我也没有产生过自己是廉价劳动力的念头，主要因为身边的中国人都跟我一样累死累活。
虽然大学课程告诉我法国人讲究生活的艺术，但是法国人的生活有什么艺术，能有多讲究，我好奇心并不强，甚至还有点不屑。
单位的法国专家计划七月休假走一遍丝绸之路，从二月份就开始办手续，五月份就把沿途酒店都订好了。我们都笑他懒，贪玩，进而肆意引申为法国人比中国人懒。都是非理性的发言，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完全没道理。
铭刻我心的，是法国专家的反驳。他说，打他爷爷辈开始，法国人就已经这样休假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中国人也会这样休假。
我们听了就有点怅然，可能是不敢预测中国的发展速度，也可能根本想不到应该把休假和发展联系起来，只是觉得想起来是那么遥远：中国人像法国人那样休假，恐怕要等到下辈子。
后来，记得是1995年5月，中国第一个双休周末前的星期五，办公室里有种难言的骚动，很多中国员工在反常地、欢快地、大声地闲聊。就是在那天下午，法国专家说：“拥有懒惰的权利，感觉很不错，是不是？”他还说：“懒起来，懒一点，很懒，疯狂地懒，这个过程很快的！”
再后来，我去法国当记者，更直接、更全面地见识了法国人怎样“疯狂地懒”，怎样不遗余力地捍卫懒惰的权利。
那时候，我经常善意挑衅法国朋友的话题就是，工作时间最短，节日最多，再加五周带薪假，你们也太懒了吧；劳动力这么贵，一听到裁员就罢工，法国经济怎么可能有竞争力？而他们回应的表情往往是“问题没这么简单”。
我记得有次在朋友家遇到巴黎一位教摄影的老师，跟他讨论到这个话题。他给我讲带薪假的来龙去脉和进步意义，强调带薪假真正受益的是底层工人，那些工人就是法国当年的农民工。资本家认为他们休假是懒惰，实际上那是最正当不过的休息权利。
摄影师说：“问题不是让法国劳动者放弃权利，而是让中国劳动者获得权利”。
宇凡//摘自《环球》2007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