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1905年11月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第一家公开报纸《新生活报》上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被视为集中论述党的出版物党性原则的经典之作。因而，这篇文章的背景、所指和列宁的写作目的等等，成为国际共运史研究的一个话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由于党的中央组织一开始就被沙皇警察破获，党名存实亡。1903年党的二大召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组建，通过了党纲、党章和一系列策略决议。然而，代表们回到原来的各个小组，习惯了以小组为中心活动，没有“党”的意识，说的做的有时与党的纲领、章程和一系列决议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问题。《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较为全面地论证了他关于出版物（包括党报、党刊、出版社、图书馆、阅览室、书报亭等党掌握的文化事业）党性原则的内涵。
【图：《中国青年》1926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译文（当时翻译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
列宁从什么叫“党”或“结社”说起，论证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作为党员的自由和责任、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他说：“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当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做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列宁全集》第2版12卷95-9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在这里，列宁提出的衡量党员和组织是否具备党性的标准一共有四条，即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决议和“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关于最后一点，是指这种情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刚重新建立，可以依据的党内法权文件很少，需要参照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同类情况下“全部经验”。
除了以上的原则标准外，还包括具体地明确党报党刊与党的关系、党报党刊的基本任务等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他提出，在观念上，应把党报党刊等视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齿轮和螺丝钉”原来是党内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阿克雪里罗德批评列宁的，列宁借用这个比喻，作了相反的解释。
列宁估计到可能有人会对“齿轮和螺丝钉”的机械比喻提出意见，他紧接着作了补充解释：“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同上，第93-94页）
列宁还提出，在组织上，党报与其他写作事业和著作家个人，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是上面的观念认识在组织上的落实。列宁就此写道：“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同上，第94页）
这篇文章的标题，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被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直到80年代，才重新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问题出在对列宁所使用的俄文单词的理解上。列宁使用的词组“党的出版物”（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主词出版物“литература”本身是多义的，它首先表示的是一切书面著作的总和，其次表示文学作品的总和，还可以表示有关某一知识领域、某一专门问题的著作的总和。
我国有学者核对了列宁使用这个概念的习惯，认为主要是党的报刊。“列宁使用литература时首先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出版物（печать）。在《怎么办》一书中，литература和печать的意义完全相同。”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在这里所说的литература正是报刊。”列宁这个概念包含文学，因为发表这篇文章的布尔什维克的公开日报《新生活报》本身就发表文学作品。但 “把‘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局限于文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历史观点来看，都是不准确的。”（杨蕴华《列宁的用语“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究竟指什么？》，《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21辑75、7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现在中国学者对此文研究的基本观点是：列宁的这篇文章主要论证的是党内问题，同时也附带涉及当时某些非党文学家的观点。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把列宁使用的“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的翻译，从“文学”改为“出版物”，防止将一个带有政治性的概念无限扩大其使用范围，这在党的建设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