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将军李双江15岁的儿子打人，引发人们强烈的情绪性反应。人们把自己对于社会等级固化、特权横行等严重社会问题的焦虑，投射到这一事件上。不过，这一事件让人们思考的最为直接的问题还是：精英的教育为什么是失败的？
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治理的，而治理是需要组织的，组织是需要人来组织、领导、管理的，所以，社会永远需要精英。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一批精英，他们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国家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
按照各个方面的信息，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正在固化：精英的子女继续为精英，平民的子女继续为平民。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方案是打破固化模式，通过制度变革，恢复社会结构的流动性，给底层人群以希望。不过，这样的变革实施起来难度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希望，精英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健全的教育，让他们具有优质的品德，从而在未来承担起治理社会职能的时候，不至于胡来。
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部分精英子弟之教育是相当失败的。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德行养成被完全忽视。不仅精英家庭如此，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对孩子的德行培养。在学校，品德、语文、政治等教科书给学生提出了一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化色彩的道德纲目，这些是孩子很难理解、也很难做到的。而一出校门，孩子看到的是与教科书完全相反的现实情形。这种对比，让孩子对教科书的高调道德说教产生反感，而生活在双重人格之中。
儒家传统十分重视家教，负责任的父母会花费主要精力培养孩子的道德伦理意识。但如今的独生子女制度让家庭的权威结构颠倒，从根本上摧毁了家教的社会基础。空前的功利主义社会气氛，也让年轻的父母们几乎忘记了培养孩子德行的责任。当然，相对于普通人家，精英确实可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教育机会。他们大多把孩子送到海外较好的学院、大学就读，甚至在中学阶段就送出去读书。有些精英也希望培养孩子与众不同的品位和仪表。
尽管如此，精英给孩子安排的教育内容仍存在很大问题，比如，大多数精英“钱”字当头，送孩子到国外学习管理、金融、会计等专业，希望孩子掌握赚钱术。仅此一点就表明，这些精英其实没有真正的精英意识。他们完全不明白，精英的首要责任是社会责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培养未来精英们的品德。而这一点，在当下精英家庭的子女教育中，是完全付之阙如的。
麻烦的是，同样在品德培养匮乏的前提下，精英家庭与普通人家子女相比，更容易变坏。原因很简单：普通人家的生活比较质朴，孩子的物质欲望还会受到节制。由此，他们可以训练出节制的品德。而比较平凡的生活，也让普通人家子女能训练出较为平等地与人打交道的品德。相反，大多精英家庭拥有充裕的金钱、财富，加上某些精英本身就缺乏德行，放纵自己的欲望，或贪贿，或挥霍。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父母也凭借财富而倾向于不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孩子没有节制欲望之意识，其整个行为也就趋于放肆、骄横，而于不知不觉中产生诸多反社会的行为。李双江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精英子女如此放肆，必然引发大众的情绪反弹，导致大众对精英群体本身的不满。而缺乏责任意识的精英也可能因此而对大众做出情绪化反应。如此往复，社会将会分裂，这种分裂的政治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要缓解这种情绪分裂，恢复社会团结，精英群体必须自我节制，也应强化对子女品德的养成。在这方面，回到中国传统是十分明智的：精英们应当致力于恢复中国传统的君子教育。《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以乐教“胄子”。胄子就是贵胄子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精英子弟。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养成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傲，简而无虐”的品德。这样的教育训练出的君子，他们具有仁心、责任心和智慧。由此，他们能够明智地进行治理，从而能够被大众所接受。
尽管今日社会结构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但君子教育同样是必要而重要的，精英们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工夫。这不仅对整个社会有益，也符合自身长远利益。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