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何典》的文体是变化的,它由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刺性小说转化为了讽刺性神怪小说。在讽刺风格得以延续的同时,小说前五回再现了江浙一带的现实,但并没有属于鬼怪的故事;而后五回则有了鬼的超凡能力的描写,从而完成了从现实向鬼怪的转化。
关键词:《何典》 文体 讽刺 鬼怪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何典》是清嘉庆年间问世的一部章回体方言长篇小说,为上海才子张南庄所作,小说每回结束都有陈得仁写的评语。《何典》的文体归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体裁内容的划分而言。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它是一部鬼怪小说,二是认为它是一部讽刺小说。因为其中很多小说的题材内容是交叉的,所以又有人认为它是寓意讽刺类神魔小说。《何典》的文体不容易简单归类,是因为它的文体是变化的,笔者认为,尽管前五回和后五回的语言风格一致,但小说前后五回不同的主题倾向,仍然形成了前后不同的文体。小说实际上写了两个主题有些脱节的故事,前一个揭示了人间的丑态,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值得肯定的人物;后一个则落入才子佳人的俗套,重复了由学而仕、忠义救国的陈旧主题。尽管整部小说都贯穿了讽刺的风格,但从文体上看,前后五回不同:前五回是典型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刺性小说,它事实上与鬼怪无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鬼怪作品;后五回出现了专属于鬼的故事,使小说在延续的讽刺风格中转变成为讽刺性神怪小说。
一 前五回与鬼怪无关
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即用不用“鬼”来命名作品中的人物或地点,不应该作为衡量作品是不是鬼怪小说的依据;判断鬼怪小说的依据应该是作品是否讲了与人不同的、专属于鬼怪或者人鬼相通的故事。《何典》前五回没有专属于鬼的故事,鬼只是作为一个个符号在演绎着现实的人生。
小说开篇即描绘了一个阴府世界:
“自从盘古……。下界是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相帮着筑了个酆都城,在阴山背后做了国都,住在里头称孤道寡,不在话下。”
而接下来的一切人物和地点,也都打上了阴曹地府的烙印,人名如“活鬼”、“雌鬼”、“形容鬼”和“活死人”等,地名如“阴山”、“鬼谷”、“奈何桥”、“五脏庙”等,活脱脱一个鬼的世界。
事实上,小说前五回除开篇总述中强调了这是一个鬼世界外,其实并没有真正描写专属于鬼怪的活动。既然是一个鬼的世界,鬼怪的故事就会构成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小说的前五回却用写实主义的笔调背离了这一期待,它呈现的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现实主义风格。前五回大致描写了这样的故事:活鬼无子求佛,其妻雌鬼怀胎生子,于是活鬼还愿修庙、搭台唱戏,不料戏场闹出人命,引出一场官司,惹得活鬼含冤下狱,花钱赎命后,竟在病榻上一命呜呼;雌鬼再嫁,被新夫刘打鬼败了家业,在刘打鬼的折磨下,与活鬼一样也在悔恨中病死。整个故事都是人间悲剧,没有鬼怪的影子。为什么说这是人间悲剧而不是鬼的悲剧呢?因为小说前五回叙述的故事并没有超出人类现实的生活经验,没有超验也没有异灵,也就是说,这里的叙述不具备鬼怪小说的特点。鬼怪之异于人,就在于他们的世界与人类不同,他们具有超凡的能力,或能在自己的世界中上天入地,或能在阴阳两界中自由穿梭。总之,人“在恶鬼超凡变化的能力面前常常变得手足无措”。《何典》前五回并没有这样的超凡描写,其间稍稍显出与理性世界不同的是,活死人非要钻入雌鬼的肚子中,于是雌鬼怀鬼胎生鬼子,而钻入肚子的这段叙述也只是通过托梦来转述的。
鬼怪不像鬼怪,甚或说鬼怪不是鬼怪,这就是前五回的人物特点。比如活鬼的妻弟“秀才”形容鬼,小说对这一形象的刻画完全否定了他身上的鬼怪特性而赋予了他平凡人的真实特点。他接活鬼从水路回家,途中行船失去舵手,船只失却了掌控,“形容鬼着急,连忙拿起篙子,要想撑傍岸边。谁知逆水里撑篙,有如撑了硬头船,哪里做的半分主张?”最后船翻大家落入水中,弄得“你扯我拽,吃了一肚皮淀清阳沟水,方能爬到岸上”。形容鬼不仅没有任何超凡脱俗的能力,相反,他因自身的秀才身份而显出了文人的柔弱。类似的描写很多,比如他拿竹竿打狗一节,更显出了他不具有鬼怪能力的无奈。所以说,小说前五回没有鬼的故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鬼怪小说。
当然,即使是真的鬼怪故事也是以人间事态来作为其寓意的,但鬼的世界毕竟不同,它构成的艺术世界使它终究有别于人世间。它的超验是以现实人生为基础的,所以它的真实性指向的应该是其对于人间世态的寓意。《何典》前五回并没有通过鬼的超凡表演来构成这样的鬼世界,所以它揭示的世间丑态当然就与鬼怪无关。
二 前五回讽刺地再现了现实
前五回的故事与鬼怪无关,事实上作者也在不同的地方强调了小说的现实性。最突出的例子是描写了活鬼、雌鬼等鬼的死亡。在传统鬼怪小说中,可以用被转化的方式来消灭鬼,如《搜神记》里《宋定伯捉鬼》中的鬼被宋定伯变成了一只现实中的羊,但《何典》前五回中鬼的死亡及其为之举办的葬礼仪式却与人间毫无二致,众鬼也像人间一样,担心尸臭棺材烂。鬼死后会尸臭棺烂,而死了的鬼还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什么鬼?这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揭示了小说前五回对现实的再现特点,也就是说,前五回实际上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刺性小说。
先简单谈谈前五回对现实的再现特点。首先是对江浙地区风俗的再现,拜佛求子、还愿修庙、满月宴请和婚丧嫁娶等等,无不艺术地复制了江浙地区的民风民俗;其次是对现实人物进行典型性再现,饿杀鬼用下牢狱的方法勒索活鬼,雌鬼耐不住寂寞先勾引和尚后嫁刘打鬼,一系列的人物形象都可以在实际生活中找到他们的性格基础,并且这类人物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同时,也较为准确地概括了他们同类人物的共性特点;再次是对生活细节的再现,吃饭喝酒走路行船,所有的生活细节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写实性呈现,尤其是小河中行船,更显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最后是对自然环境的再现,有巍峨的山和流淌的水,有炊烟缭绕的村落和庄严肃穆的庙宇,天然和人为的环境无异于我们眼中的江南小镇。
再谈前五回的讽刺特点。《何典》的讽刺艺术是通过它最具特色的戏谑性的方言土语来体现的,因为有众多研究者论及作品的语言特色,这里不再赘言,只谈通过它的方言土语表现出来的在两个层面上的讽刺:一是对应人间的丑态进行讽喻,“至于书中那些一般描写对象,就只不过是直截了当的讽喻,如刘打鬼讽喻了流氓泼皮,饿杀鬼讽喻了贪污腐败,形容鬼讽喻了愚忠,六事鬼讽喻了无事生非,白蒙鬼和长舌妇讽喻了无能,倒塔鬼讽喻了不自量力等等”;二是通过主题来讽刺正统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瓦解正统观念的庄严的目的。活鬼庙里求子,其妻雌鬼怀胎生子,于是活鬼还愿修庙、搭台唱戏,戏场中其他的鬼闹出人命后引出了一场官司,也就是说,活鬼得到儿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场横祸。非要改变没有儿子的命运,虽然这样的“逆天改命是中国人最大的原罪”,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却更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家族的存在由儿子活死人延续,这就是活鬼对于家族的贡献,但其对于传统观念的拼命维护,最终却以其毙命收尾,从而揭示了其代价的惨重。强力维护与惨痛结局,构成了小说前部分的讽刺主题。
举一个例子来谈前五回是如何通过情节对比,来达到瓦解庄严的目的的。活鬼与形容鬼一同到五脏庙求子时,面对各种滑稽鬼怪的菩萨,形容鬼因内急而慌忙寻找屎坑方便。作者在这里突然对形容鬼的方便过程做了非常仔细的描写,如何看到坑中的老鼠和大头蛆,又如何看到那只搅粪的落坑狗,然后是如何拿竹棍打狗,惹得狗生气、他生气,同时也招惹来了一身的臭味。这段描写与前后都没有任何情节关联,却写得异常详尽,而且还是整部作品中污言秽语最为集中的段落――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那么,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对比,因为与这一描绘展示的细节同时存在的是已经退居成了背景的庙宇,于是庙宇的静穆、拜佛的虔诚和不可缺少的神圣仪式就与这一细节构成了对比,而这一对比反过来又揭示了这一情节的讽刺性价值。我们看到,烧香求子的神圣场景变成了一条暗线,毫无关联的污秽场面变成了明线,于是污秽消解了神圣,而神圣的根基即传统观念也就在这一对比中遭到了颠覆。
三 后五回的讽刺性神怪文体
之所以说《何典》的文体是变化的,是因为小说后五回虽然延续了民间俚语戏谑滑稽的讽刺风格,但作为一篇描述鬼的世界的小说,专属于鬼怪世界的鬼的故事在这里才正式登场。
第六回写活死人遇到一个道士,道士给他一些神奇的药丸,并指引他今后的求学之路,然后“化作一阵人来风,就不见了”;第八回写冒失鬼不认识后来成为活死人的师傅的鬼谷先生,竟敢去冒犯他,于是“被鬼谷先生使个定身法,弄得他四手如瘫,有力无用处”;第十回写罗刹女吃活死人的骨髓,最后活死人在臭花娘的帮助下杀死罗刹女,相恋的男女始得团聚,并一路开始了活死人替天行道的辉煌事业。仙人能化作渐渐远去的风、能使让人无法动弹的定身法,妖怪能慢慢吃人的骨髓,这些描写显出了与前五回的不同,它渲染了鬼怪所具有的超凡能力,是鬼的世界里的专属于鬼怪的故事。这样的超验描写使活动于中的活死人等形象也被赋予了非人的鬼的色彩,而这样的描写只在后五回中与活死人有关,所以说,《何典》后五回的文体发生了变化,它使小说变成名副其实的神怪小说。
有了鬼的故事又延续了一贯的讽刺风格,所以后五回是讽刺性神怪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后五回的讽刺技巧加入了“戏仿”的手法。“戏仿”又名“滑稽模仿”、“戏拟”,源自英文“parody”,《牛津英语大词典》对“parody”这一词条给出的两个解释是:一指导致了滑稽效果的模仿(imitation);二指拙劣的模仿。在小说中,导致滑稽效果的模仿比比皆是,而在后五回中用模仿来消解模仿对象,尤其是在模仿传统观念中瓦解了传统观念本身,则又是其最具特色的地方。
小说第九回写到畔房小姐失手打死了一个女孩后,城隍饿杀鬼要进行判案,要让畔房小姐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刘打鬼赶紧上来对饿杀鬼指明利害关系,说畔房小姐是提携饿杀鬼的识宝太师的女儿,提醒他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应该重新去找替死鬼来顶罪。他是这样振振有词地陈述他的理由的:
“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是识宝太师的养娇囡,怎好去惹他?况你现亏太师提拔,方能做这城隍,也当知恩图报,岂可昧心昧己,做那忘恩负义的无良心人。”
“知恩图报”、“昧心昧己”、“忘恩负义”和“无良心人”之所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刘打鬼的口中,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传统的观念,是人人都得维护的正统观念。要做“知恩图报”而不做“忘恩负义”的正人君子,就得释放真正的杀人犯而嫁祸于无辜的人。作者模仿传统观念的口吻似在进行道德说教,但这些模仿却直接颠覆了社会普遍价值观念中的“正义”。模仿是为了嘲笑模仿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对于戏仿的自觉。有一个特点需注意,即在戏仿中,模仿得越像或者说越正式,它所达到的滑稽和讽刺效果就越强烈。
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知恩图报”和不能“忘恩负义”仍然是需要坚持的道德观念,但在那样的时代,传统观念被掌握话语权的阶层使用,它体现的深层意义就只能是鲁迅先生所谓的“吃人”了。
总之,《何典》的文体是变化的,它由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刺性小说转化为了讽刺性神怪小说。在讽刺的风格得以延续的同时,小说前五回再现了江浙一带的现实,但并没有属于鬼怪的故事;而后五回则有了鬼的超凡能力的描写,从而完成了从现实向鬼怪的转化。
参考文献:
[1] 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南庄:《何典》,工商出版社,1982年版。
[3]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王韬:《连篇鬼话的含义――评〈何典〉对于传统价值的否定》,《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陈怀利,男,1965―,山东莘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工作单位: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