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北部靠近内蒙古自治区的地方，有一个地名叫哈尔套。如果不是特意指出，大多数读者都不会注意这个地方。但是，“文革”期间，因为这里搞的“哈尔套大集”，成为毛远新抓的“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典型”，名气非常大。
哈尔套地区的集市贸易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即使“文革”中，批判农村的资本主义，这里的人们仍然悄悄地搞集市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过。每到“逢五排十”的集日，四邻八乡，甚至几十里外的人都来赶集。
1974年初，已经调到中央工作，担任主管农业的陈永贵来到辽宁。陈永贵认为，东北农民的“猫冬”和集市都不好，会降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这两样东西都要消除。他说：“为什么夏季搞社会主义，冬天给他时间去搞资本主义呢？”他把自己的这个看法跟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毛远新讲了，毛远新非常赞成，并且提出，要召开一个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要陈永贵在会上讲一讲。
辽宁省农村工作会议于当年的1月召开。陈永贵在会上足足讲了三个小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话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冬闲’变成‘冬忙’呢？这里不仅仅是一个闲和忙的问题，而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陈永贵讲完后，毛远新立即抓落实陈永贵讲话的工作。一开始，他在辽宁省到处走，到处讲，遇见不合乎陈永贵讲话精神的就批，但收效不大。毛远新很苦恼，决定改变方法，要抓个典型。
1974年12月初，他到了辽宁省彰武县，听当地领导的工作汇报。在这次汇报中，他知道哈尔套是“猫冬”和搞集市贸易最厉害的地方，便决定把自己抓的“点”放在哈尔套。
主意打定之后，毛远新先向当时辽宁省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汇报，得到支持后，他便在省革命委员会中挑选了一些干部，组成一个班子，随他去哈尔套。
为了检查哈尔套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情况，毛远新12月3日来到哈尔套敖汉大队。他下车后，发现这里的社员没有去修梯田，而是在打石头、打机井，他认为冬天打石头、打机井不是破“猫冬”，只是刚刚“伸猫爪子”，强令社员们停工停活，上山修梯田。
第二天一早，哈尔套公社敖汉大队按照毛远新的指示，出动了100多名劳力上山修梯田。当时，地冻得硬邦邦，事先又没准备，社员们只好费劲砸开一尺多厚的冻土，掏洞取土培壕埂。
后来，毛远新大衣未脱，手套没摘，戴着大口罩，煞有其事地下坑搬了两块冻土，拍了几张照，就让警卫员把他拉上去。
这下毛远新“功劳”可大了，报纸、电台作了宣传，说毛远新在敖汉大队砸开了这里的“猫冬”盖子，百亩梯田他刨了第一镐。为了永久纪念毛远新的“丰功伟绩”，还在这里竖起一块纪念碑。接着，毛远新召集一些地、市、县领导来这里参观学习，得意洋洋地说：“哈尔套出现了社会主义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20多天后，《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说：哈尔套公社敖汉大队的干部群众在省委领导同志的指导和带领下，率先在新武县砸开“猫冬”盖子。现在，这里到处红旗招展，歌声激荡，人们头上冒着热汗，抡起十多磅重的大锤，凿开了近一米深的冻土层，修起了一片片平展展的梯田。
但是，隔了一段时间，在哈尔套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千活的人数少了。
1974年12月26日，毛远新指使手下亲信在哈尔套公社查问农田建设出工人数为什么减少时，公社党委汇报了四个原因，其中谈到有少数社员跑市场卖黄烟去了。当时公社党委表示：“社员自产的黄烟，我们准备做好动员，卖给国家。’历年我们都是这样搞的。”
可是毛远新的亲信听不进公社党委的意见，于12月28日跑到柳树大队，利用一个社员主动积极向国家出售黄烟的事例搞名堂，强令柳树大队要在30日那天，组织社员向供销社卖黄烟。然后他连夜返回沈阳，向毛远新汇报。
毛远新听了汇报后，于12月29日又匆匆赶到哈尔套。在毛远新等人的安排和导演下，30日上午，柳树大队男女老少三百多人，敲锣打鼓，排着队，挑着烟，进行了赶“大集”的表演。这是毛远新亲自抓的第一次“赶大集”。
按照毛远新等人的安排和布置，1975年元旦进行了第二次赶“大集”的表演。这天上午8点，哈尔套公社的各个村庄和街道上，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情景：社员们把自产的黄烟、大葱等农副产品，挑的挑，扛的扛，敲锣打鼓，高呼“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等口号，送到供销社的采购站。
毛远新安排的报道稿称：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与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的坚定决心。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天，社员们总共向国家交售了1900多斤黄烟、3100多斤大葱和一大批其他农副产品。
1975年1月2日，经过毛远新的一手策划，毛远新派驻哈尔套公社的亲信没有和公社党委商量，忽然召集社直机关干部开会，宣布“5日还要继续赶一个全公社的大集”，强调这次“大集”人要多、东西要多；赶集时，党员干部要带头，群众不能空手。
为了装点门面，毛远新亲自下令公社在5日那天出100辆大车到县里拉化肥、种子和排灌设备，100辆大车上还要坐100个学生，每个学生手里要举一个标语，以显示“工支农”的盛况。
1975年10月，毛远新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到北京后，见到江青，向江青讲了他抓“哈尔套大集”的事。江青听后，立即表示肯定和支持，还把她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叫来，要他们去拍“哈尔套大集”的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宣传。
1976年4月，江青在文化部的亲信组织人马开赴哈尔套拍电影。这一下哈尔套可热闹了，为了制造“物资丰富”的假象，他们硬让社员把宰杀了的肥猪砍开，伪装成6头猪；把供销社收购的黄烟分装在各生产队的大车上，拉出村外再拉回来。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为了人人不空手，有些社员只好抱着自家的家禽，到集上转一圈，拍完电影再抱回来。群众气愤地说：“这哪里是赶大集，分明是活活折腾人！”
1976年4月，“哈尔套大集”彩色纪录片拍摄完成，当月就在全国各地上映。这个速度在当年是惊人的。
姚文元知道了江青肯定“哈尔套大集”并且派人拍电影片的事，他也立即紧跟上来，亲自布置手下人写文章吹捧“哈尔套大集”，还亲自定题目为《社会主义大集》。
文章写出后，姚文元看后不满意，自己亲自动笔修改这篇文章，并在文章中给“哈尔套大集”冠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光荣称号。文章写好后，姚文元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要他们安排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一时间，“哈尔套大集”成为毛远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杰作，作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流向全国，也引来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干部去哈尔套“取经”。
然而，时间不长，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毛远新也在中南海被抓。毛远新在中南海的被抓，宣告了“哈尔套大集”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