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小团坡 为了追寻父辈们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真相，我走访了许多出生入死的老人，韦二是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个。 韦二，80多岁了，在人们的眼里，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没人见他哭过，也很少见他有过笑脸。然而，那天，韦二和他的老伴在家看了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韦二哭了。几天后，韦二的儿子带着他和老伴去了趟腾冲，在国殇墓园的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展台前，韦二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位年轻战士与日军搏斗得血肉横飞，那种痛苦尽管难以自抑，却还用枪杆撑起模糊的身躯，张开大口，垂死前仿佛一口白牙也要咬死一个入侵者。韦二很想把这张照片撕下来。他不能。他只能在这张照片前留了个影。
他拿着这张留影照片说：“我的战友啊，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见到他了，虽然在照片上。要是像他一样在战场上‘壮烈’，我后来的日子就不那么苦了。”说话间，他的眼睛闪着泪水。
韦二出生于广西宾阳县一户农家，16岁那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的表兄拉他参军，说去打日本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愿意国家被侵略，那时候不是说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的责任吗?我们是为了国家上的前线。第一仗就是参加杜聿明军长在我家乡指挥的大仗。”韦二所说的是1939年12月，为打通西南交通线，国民党最精锐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向驻守在昆仑关的日军发动攻击。战斗中全军将士奋勇搏杀，三复三克，重创曾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台儿庄等战役，号称“钢军”的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歼敌4000余人。此战作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辉煌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痕迹。战后，韦二跟着部队到云南，被编入第20集团军。1944年夏天，20集团军直逼陷落于日军手中两年的腾冲城。重访腾冲回来后，韦二开始向人们说起过去从不敢说过的腾冲之战。
他说：“腾冲很难打，它的城墙是在500多年前当地人用石头筑成的，连四个城门都是用铁板做成的。7月底，我们3连攻打腾冲城外的来凤山日军阵地。之前，进攻了两次，都没有上去。一天晚上8点，我们再次向山上发起攻击，3连打头阵，全连有15哆人，冲上去就剩十几个人，2连没剩几个人。”来凤山是腾冲城外的至高点，山上有隧道通往城内，日军把所有的重武器都用在来凤山上。
“我们刚冲上山头不久，日本人又冒出来，子弹、火炮像下雨一样向我们打来。我们一退下来，日本人就追了下来。当时受伤的战友王夫跑不及，叫我们赶紧退回去。王夫拖着伤痛与日本鬼子肉搏，被藏在一个隐蔽坑里的美国兵拍摄下来。就在我们快退到自己阵地时，我听到后面山上一声爆炸声，是王夫拉响了一颗手雷和他身边的五六个日军同归于尽。”
韦二说，打仗前王夫与他说过自己“万一”不幸就“成仁”，决不当俘虏。最后，韦二他们使用美制44式火焰喷射器才攻下了来凤山。
当硝烟散尽，又有谁能想象得出，在腾冲的山野上留下了多少像王夫这样的血肉之躯?韦二悲壮的往事不时跳上我的心头。
前些日子我到了云南。办完事，朋友问想到下面什么地方走走?我说去腾冲。终于，我可以去看一看韦二们的腾冲，看一看国殇墓园了。
那天到腾冲小团坡，斜阳衔山，四周挟裹着阵阵冷风。下车便看到墓园门额上“国殇墓园”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沉重而肃穆。这是腾冲籍民国元老李根源借楚辞《国殇》而题的刻石。腾冲各界民众为了纪念腾冲血战的胜利，缅怀先烈，决定厚葬阵亡将士，在城郊小团坡建立忠烈祠、烈士冢和纪念碑，于次年抗战八周年的7月7日正式落成，命名为‘!国殇墓园”。
沿着门内的甬道溯步而上，但见忠烈祠周边数棵高大倔强的杜鹃树上，花开满枝，不踞不傲，坦坦荡荡。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杜鹃花，鹅黄中透着金色，尊严高贵。这样乍现在墓园里的杜鹃让我惊心。忠烈祠门头悬放着于佑任草书的“忠烈祠”牌匾，祠内黑色碑石上安放着克复腾冲9186阵亡将士的名录，那是韦二的战友。蒋中正的题词“河岳英灵”刻于祠的上檐，两楹是何应钦题联“气壮山河成仁取义”和“光照日月生荣死哀”。我眼前闪过一道阴森的寒光，隐约听到了风声、枪炮声与灵魂的尖叫声，仿佛看到王夫和他的战友们像潮水般一浪高于一浪涌上日军阵地，顷刻又像退潮般卷下，罪恶的子弹穿过他们的胸腔，成片的影子倒伏于山野。人们都说杜鹃鸟啼血成花，那一定是王夫们把旷野当作自己生命的归宿，一朵朵盛开、渐开、含苞都自然芳香，壮烈洒脱。
直指苍穹的纪念碑巍然立在小团坡上方，第20集团军司令霍揆章将军在碑文中这样叙述腾冲会战：“腾冲城垣坚厚，河流环绕，锁钥边陲，素称险固，倭寇盘踞两年，密缮守备，洞穴隧道，纵横交通，炮垒枪巢，星罗棋布……凶悍之敌，犹负隅困斗，凭借坚固之工事，与街市之房屋，步步争持，处处激战，硝烟蔽日，弹雨迷天，肉搏血飞，草雉禽弥，历四十余昼夜，至九月十四日，将敌完全歼灭。岩疆重镇，重见天日。积尸为阜，流血成渠。锦绣市廛，尽成瓦砾，遗民相见，痛哭失声……”一个个长满青苔的墓冢阶梯式整齐排列至山顶，呈半球状的山坡上竖着3168块碑石，上面分别铭刻着3168位殉国者的名字。我仿若看见晚霞照在这支部队一个个威武不屈的壮士脸上，一个个忠勇刚强，视死如归，剽悍却敌；他们是一把把锋芒闪烁的利剑，向着鬼子头上砍去，令一万多名日军魂销他乡。
栖身于树上的乌鸦悲凉而强劲地啼叫，刺痛我的心。我仿佛触动了这场战争的真实，听到了王夫、韦二等浴血勇士的呐喊，及其背负的满心伤痛。这些埋在一坯黄土之下的王夫们，都是娘肚里生下的孩子，他们大多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却远离故土和亲人，投身于残酷的绞杀之中，美好的年华被枪弹打得百孔千疮；然而，他们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以身许国，毫不惧怕。
墓园的抗战纪念馆，王夫牺牲前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影像都记录着腾冲会战的场面。生动的场景、故事和细节，展现已经远去了的硝烟，追怀一种恒久的精神，让我感奋，又让我唏嘘。
腾冲血战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一页悲壮的篇章，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以血诚之心阅读这段史诗。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幻和意识形态的错位，使得这场残酷而闪亮的战役长时间被历史遗忘，墓园过去几十年一直关闭着，埋葬于小团坡的3168个荒冢一直被尘封于历史幽暗的密林中。原因是人们不敢说真话，人人远离国家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真相，对许多历史事件的了解和感受日益疏远。抗战胜利后，韦二所在军进驻华中，1949年1月韦二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当了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的疆场中转战，年轻的韦二遍体枪伤。然而，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先后经历了监狱、劳改场，又最终遣返原籍“劳动教养”等“活法”。韦二在忠贞、屈辱、良知、苟活、尊严、歧视等复杂的人性中已找不着北，人格在时光的流水中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埋藏在心灵深处只有累累伤痕和抛弃，这种苦难的“活着”可 想而知了。直至近日，我还看到《羊城晚报》报道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年跟随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多年向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都杳无音信。今年101岁的曾晖，22岁参加淞沪抗战，半生戎马，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战士中的健在者。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如今年事已高的他行动不便，旧伤也常常发作。他的左肩中过弹，他的独子曾祥朗说，从记事起父亲的左手就一直是冰凉的。去年9月，国家为抗战老兵派发一次性生活补贴3000元，曾晖却没领到……”报道字里行间同样让人心酸。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在腾冲我听到这样的传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涌现了一批“破四旧”的坏“孩子”，他们用打砸抢的方式，企图砸烂忠烈祠，挖开烈士冢，炸掉纪念碑。一天，他们手持家伙进入墓园，顿时天地漆黑，风雨大作，坏“孩子”们一个个吓得连滚带爬，慌忙逃离。后来，再没有人敢进入墓园捣乱了。这个传说，也许正表达了知情民众对忠烈的敬仰，对历史歪曲者痛恨的情感，也由此忠烈们才不被干扰，得以安息，墓园也逃过一劫。
中国的国家记忆开始渐渐地走向完整，这是一件值得庆幸又绝不可以逆转的大事。国殇墓园打开了大门，―个个长满青苔的荒冢终于走出遮蔽，重返更多中国人的记忆，唤醒更多的沉睡者。―个个被唤醒的灵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韦二回到当年的战场，见到了安息的战友，他说，再也不要打仗了。
腾冲归来，我迟迟不能从国殇墓园回过神来，总想着，国殇墓园躺着的一个个英灵，还有幸存的韦二们，都是悲壮和悲凉的英雄，令人敬畏，国殇的泪河在历史深处无声地奔流。
果实
送走了客人，父亲坐回沙发，盯着茶几上那袋客人送的苹果，一言不发。
客人叫冯思明，是为了他父亲冯文瑞的事情来找父亲的。临走时，他对父亲说：“冯叔叔，拜托了，我父亲生前最信任您。”目光中充盈着期待，久久地握着父亲苍老的双手。
这是一场不期而至的见面。穿越时光隧道，历史的疼痛再次撞击着谈话者与我这个旁听者的心扉。
那一年，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已处于燕栖危巢、鱼游沸鼎的大崩溃阶段，纷纷退至南方。此时的桂系仍有5个兵团，12个军，是国民党在大陆最有实力的集团之一。“小诸葛”白崇禧把广西划为6个军政区，每个军政区给一个新编军的番号，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征兵征粮，破坏交通，坚壁清野，对共产党作最后的“清剿”，要把十万大山变成最后的“牢固的”国统区。
十万大山一带是白崇禧控制的地盘。电影《英雄虎胆》中的“剿共总司令”张瑞贵就是白崇禧手中的一个王牌，在当地实力很强。张瑞贵正在落实“动员勘乱条例”，部署大规模“围剿”。父亲所在的纵队进入了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冯文瑞是张瑞贵的亲戚，又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地方武装头目，是东安地区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冯文瑞的武装对解放军进入十万大山极为不利。
父亲说：“当时，我们了解到，你父亲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从社会中看到了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贪赃枉法，回乡后对张瑞贵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行为看不惯，心里十分矛盾。”为了争取冯文瑞，实行“军事策反”，迅速解决解放军进入十万大山进行战略大反攻的需要，父亲说：“春节刚过，支队政委就派我利用与你们同姓的关系，摸清你们东安冯姓的宗亲来历，去做你父亲的工作。”此时，我才知道父亲在战争年代中也曾有过小说中“深入虎穴”的英雄行为。
于是，父亲一人打扮成农民进山，找到一位姓冯的正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与他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摸清情况后，父亲便请这位农民给冯文瑞捎了口信，说有位同姓的共产党兄弟想来相见。
“你父亲当时听了坚决不答应。但三天后，他又叫那农民告诉我三条规定，一只准我一人见他；二只准夜间来见；三不许张扬，绝对不能让张瑞贵发现。我答应了你父亲。”
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冯文瑞便派人把父亲领到了他的大院，匆匆进入他的卧房。“见到我，他即示意其他人离去，并给我上了一杯茶。你父亲毕竟是个读过书的人，有礼貌，对我是尊重的。”父亲即开门见山地对冯文瑞讲了当时的形势，希望他摆脱张瑞贵的控制，投诚人民解放军。父亲这一切就像是那些电影或电视剧的情节一样。
“你父亲其实是了解当时形势的，他对我说，国家到了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也很无奈。但从他的谈话中，看出他心里仍心存疑虑，一是共产党在这一带活动已经3年，是否真正能最终控制十万大山?二是张瑞贵会不会来进剿?”父亲说，“你细心观察全中国的发展局势便知道张瑞贵根本不可能再顾得上‘进剿’了。他要么继续抵抗，要么就得投降。”父亲一一地打消冯文瑞的这些顾虑。
几天后，冯文瑞派人向父亲转达拉队投诚解放军的意愿。父亲即向纵队领导报告。父亲对冯思明说，“纵队决定成立一个新编营，任命你父亲为营长。”冯文瑞的义举对当时其他上层人物的影响极大，许多当时举棋不定的人对形势的认识变得明朗，为解放军进入十万大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你父亲入伍后生活简朴，过质优裕生活的他能适应风里雨里，行军打仗的巨大反差，经受了考验。”
“我父亲好不容易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并能为自己参加新政权工作感到兴奋。”冯思明说。
人的一生也许就是看幸福来了，又看幸福走了。1951年春，对冯文瑞来说却突然感到一切都陌生，他的存在却不能见容于一些刚刚掌权的领导，他们以“混进革命队伍的敌伪人员”为由，把冯文瑞遣返家乡。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开展的土改中，冯文瑞竟被无端杀害。
“太鄙劣了!明明是你们把人家拉进来，却说‘混进来’，当时，你和支队领导在哪儿?为什么不站出来加以制止?”愤懑之情突然壅塞了我的心头，陪坐一旁的我竟质问起父亲。
“我在此两个多月前已被隔离审查；支队政委在会上反对把冯文瑞清除，遭到了与会人员的批判，说他‘丧失立场，同情敌伪人员’，被调离了当地。”父亲无奈地说。
“母亲在父亲死后不久，痛不欲生，丢下我们，选择了自杀。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冯思明说着说着，眼泪溢出了眼眶。“在乡下，老家的房子早被张瑞贵派人放火烧了，父母回乡后只有找了村边一间破烂且阴暗的泥砖房栖身，靠自己开荒出一小块土地种些红薯、芋头和找几个亲戚偷偷接济。父母去世后，为了支撑整个家，我和大姐做过装卸工，帮别人装运石头；拉过木板车，帮别人运货。全家人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在群众专政的管制下生活。”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反革命分子’。1970年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开展‘深挖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的通知，进行所谓‘查挖’运动，查本地阶级斗争史，挖反革命分子；查敌伪分布情况，挖敌伪党团骨干。我们兄弟姐妹全都成为父亲的影子和替身，先后多次被找去审问，继而被搜家，受尽凌辱。有一天，村里―个 ‘地主分子’被民兵枪毙了，有人通知我，说过几天就轮到我们了。死亡的恐惧使我们绝望，我们只有选择了兄弟姐妹四人化整为零，走上以讨饭为生的盲流之路。我偷渡到了越南南方，露宿街头，给人擦鞋，或在饭店打工，心如死灰；姐妹们分别向东北和华北地区流窜，远嫁他乡。厄运的痛苦令我们每天都像在阴曹地府中度过……”冯思明早已泪流满面。
冯思明的倾述令劫后幸存的父亲神色黯然。想想冯文瑞当年因为自己的劝谏走上“光明”之路，却又被遗弃，不仅付出了生命的盛岁年华，付出了身家性命，还使他的后人蒙受冤屈和灾难，泪水不断地从父亲的眼里涌出。
“过河拆桥，独吞革命胜利的果实，太荒唐了!这是你们对他们全家最大的歉疚!”我气郁难舒，重重对父亲说。其实，我也知道劫难重重的父亲泪眼无语的分量，因为个人在历史面前，是多么渺小，任何安慰都是无力的。
“新世纪都过去十年了，30年前平反冤假错案时，你们为什么不把父亲的问题申诉呢?”我惊讶并有点责怪地问冯思明。
他说，父亲被杀害后，他们就一直在恐惧中，不知该找谁，也不知道该信任谁，只知道有个冯叔叔到过家里，却一直不敢找。30年前，平反冤假错案时，他还在国外，后来慢慢知道国内的一些情况，与姐妹们好不容易联系上，便着手申诉，却因找不到此事前因后果的知情人作证明。他只有把申诉送呈当地党委，在他看来，党是可以依靠的，党是不管何时何地都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结果，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拖就30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前些日子，有个亲戚在一本党史资料上看到了一篇写他父亲的文章，告诉了他们，才终于找到父亲和老政委。
是啊，一个能带领人民打胜仗的党，应该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不知虔敬感谢，不善待朋友，便是薄情寡义，还有什么尊重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冯思明对我说，比起他父亲，自己算是万幸的了，因为最终保住了性命，而今，他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给父亲恢复名誉，不要让父亲的冤魂在山野间游荡。冯思明要求很低微，要的就是一张纸，一张能减轻他们背负半个多世纪痛苦的纸!
父亲郑重地对我说：“我非常理解冯思明他们的处境，虽然我和政委已经给相关单位写了历史的证明，但看来，今天通过正常渠道是很难做到，官员们忙于喝酒应酬，没有关系谁能真心地为这事下点心力?你去求求你那些当了高官的同学，无论如何也让他们帮帮忙，帮助解决他父亲的问题，否则冯文瑞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啊。”他抬头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很无奈，真是抱愧文瑞兄啊。”这话像一片阴影，更像划在父亲心上的一道伤痕。
父亲也许不知道，我那些高官同学还是“低官”时会常到家喝茶聊天，但到了高位后，也许很忙，有时连电话都接不上了。但不管怎样，这件事我是要尽心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一点父亲的负疚。同时，我们一家早年也受过迫害，深知苦难的味道。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父亲与冯文瑞的位置颠倒过来，我今天就是冯思明了。
历史犹如一场梦魇，血泪一次次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我的眼光也落在了茶几上的那袋苹果上。这漂亮的苹果就像今天的胜利果实，是为新中国的诞生作过贡献的所有人共同栽种的，应为所有人所共享，不是某些人的专有。想想冯文瑞一家人的命运，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深深地印刻着那特殊年代的痕迹，但愿它能唤起人们的思索，让这些痛苦教育我们这个民族，历史是个巨大的存在，我们必须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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