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朱自清同为“五四”时期成就突出的作家，然而，二人性格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同。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他们用不同的主观心灵去感受相似的客观世界，写出了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从他们各自的代表作《故都的秋》《荷塘月色》中可见，前者浪漫感伤，后者写实抒情。有道是“人如其人，字如其人”，你可知二人在书风上亦大有不同？
1931年，郁达夫独访富春江上严子陵钓台，归来做《钓台的春昼》，沉吟家国之伤，亦叹生平落拓。文中所录的那首旧体诗，名闻一时：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在钓台题壁的这首诗，早已刻成碑石立在富春江畔。观其字迹，左高右低，欹侧取势，与人通常书写时的左低其右高迥异其趣。其下笔果断，不善于翻转回环，是日常快速书写造成，给人以行色匆匆之感。这种笔势可认为是率性，也可理解为倔强。有些单调，却也自成一家面目。
郁达夫好题字，却并不以书家自居，他的《说写字》说自己没练过书法，只是信手而为，甚至说是为消费些纸张，贡献纸业，参与“社会性的恶作剧”。他向来喜欢拿自己“开涮”，以“自曝家丑”著称，实际上是一种不喜俗套的名士气。他的文章多写个人经历，表现内心冲突与骚动。在那个时代，显得极为特别。郁达夫的“自叙传”式小说已成为“五四”文学经典，但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散文，更见其性情与学养。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擅写抒情散文的作家中，郁达夫、徐志摩、冰心、朱自清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四位作家有许多不同处，若就情感的收放度而言，大概是由朱自清到郁达夫是渐放，由郁达夫到朱自清是渐收。也就是说，朱自清情感表现较克制平稳，郁达夫情感表现最恣肆鲜明。
相比于郁达夫的狂狷，朱自清则堪称温文。
朱自清初入文坛时写了大量新诗，台湾诗人余光中认为其诗味不足，是以散文的感觉写诗。诗人的评价略嫌苛刻，不过让朱自清留名文学史的正是散文。
朱自清的《背影》与《荷塘月色》是经典的中学范文，前者朴实，后者华丽。若就抒情而言，则后者内敛，前者感人。对于《荷塘月色》，人多只以写景美文视之，也不乏细心者从开篇的“颇不宁静”探出消息，撩起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的面纱。那篇文章写于1927年，正是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动荡之时。
更早的1923年8月，25岁的朱自清和老同学俞平伯夜游秦淮河，凝融了六朝金粉的秦淮风韵迷醉了两位书生，秦淮河的歌女让他们情思萌动，心旌神摇。后来，两人写了同题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文把那种感觉写得空朦，有谈玄说理之气。而朱文说，那歌声“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明白亲切，不被情绪控制。
比较而言，朱自清写散文不像郁达夫那样处处有我，他更有细致描摹的耐心，较之郁文呈现的率真洒脱，朱文显得工细庄重。如果再比较一下他们留下的书作，从行笔细节到整体风韵，似乎也能看到收与放这两种趣味。
朱自清的楷书书风大致近欧，字形狭长，中宫收紧，字距较疏朗，他的手稿也大致属于楷书的快写，不是连绵有致的行书写法。有些作品略具魏碑风味。
当然，朱自清这样的古典文化的大学者，对碑帖见的很多，很有研究，在具体字的写法上，自然不会局限于某一家。比如“支颐啜茗忧危大，负手看花意思长”一联，是为他人题字，较之手稿更用心，更能看出书者的取法和追求。这副对联是从清代王闿运诗句中化出，表达了虽处平常却心系苍生社稷的情怀，意思庄重，书风亦端庄。
另一幅朱自清写给妻子陈竹隐的诗：“勒住群山一径分，乍行幽谷忽干云。刚肠也学青峰样，百折千回却忆君。”用语俊朗，字也写得很秀润。朱自清题字总是很认真，风格清正，和郁达夫的流动欹侧颇不相同，书写状态一个收、一个放。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于是以文来解人，以人来解字。散文在诸种文体中距离作者生活状态最近，通过散文，更容易了解作家的情感、观点与气质。民国时期的作家从小使用毛笔，对这种传统书写工具得心应手，他们的墨迹传达出了较多的个人气质和情感。
两位作家自然是不同的个性、气质和人格追求。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认为文后隐藏着一个拘谨的教师和平凡的丈夫形象，很不洒脱，引为遗憾。其实无需遗憾，朱自清喜欢以平常朴厚之貌示人，与郁达夫惯以洒脱浪荡之貌示人一样，是新文学拓宽格局的体现。何必一定要以英雄志士、智者高人的面目示人呢？是真人格自可爱，是真情感必感人。杨振声评朱自清：“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郑伯奇论郁达夫：“他不愿学歌德、拜伦，他只愿做莱汉特那样文坛上交游最广的人物。”
书法，很难离开旧体诗。旧体诗被新文学运动简单地否定了，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书法艺术难免受些牵连。“五四”时期崛起的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对旧体诗熟悉又有感情。朱自清研究古诗十九首，讲陶诗，讲唐宋诗，还专心模拟过汉魏六朝唐五代诗，曾有诗集《敝帚集》《犹贤博弈斋诗抄》，其中不乏佳作，但并未公开出版，相当低调。其中有一首诗《市肆见三希堂山谷尺牍，爱不忍释，而力不能致之》：
诗爱髯苏书爱黄，
不妨妩媚是清刚。
摊头蹀躞涎三尺，
了愿总终币一囊。
看到黄庭坚的字，爱不释手，又舍不得花钱。这首颇能体现朱先生忠厚而幽默的诗作，难得地让我们看到他对书法的喜爱。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里曾讲过这个现象：“鲁迅的旧体诗多半是作为书法艺术写给友人的，后来才由别人搜集起来。郁达夫的旧体诗除在散文游记中有录存外，也并未在当时结集出版。朱自清的旧诗集取名《敝帚集》《犹贤博弈斋诗抄》，是在他逝世后人们才看到手稿的，其他许多新文学作家也未闻有旧体诗专集出版。这是有原因的。‘五四’文学革命首先从反对旧体诗开始，新诗是最早结有创作果实的部门，因此，一般新文学作家最多把写作旧体诗作为业余爱好，只在朋友间彼此流传，最初并没有公之于世的意思。”由此我们看到，对这些作家旧体诗水平的评价，已有的结论并不多，其诗作的影响开始也仅限于朋友间的交往。鲁迅、郁达夫的旧体诗名声大，与他们在文化界交游广阔也有关系。
郁达夫在钓台题壁的那首诗是他的得意之作。“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他经常书赠别人的。在郁达夫的日记里，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记，他为别人题诗、书写条幅的记录很多，这些诗作就以书法作品的形式传播开来。
朱自清作为名作家、名教授，请他题字的人、尤其是学生应该少不了。但我们能看到的记录并不多，很难判断。
新文学的引领者们把旧体诗和书法作为不入时的个人爱好，对这些爱好的态度则因人而异。郁达夫在这一点上比较洒脱，他本来就喜欢暴露自己的爱好甚至不良嗜好。在《钓台的春昼》里，虽然作者把题诗说成“放了一个陈屁”，其实我们都能看出这首诗在文章中的重要性，说成“文眼”是不为过的。
朱自清把诗集题名为“敝帚”，也太过自谦了，他的自谦更像是对传统的礼的坚持，而郁达夫的自谦以至自损实际已是对礼的破坏了。
两位现代散文家，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艺术追求乃至不同的文化态度，使我们能在他们的文章中发现很多有趣的差异。我们不必把这些感受硬套进对他们书法墨迹的观感中，但也不妨碍在点画之间感受些许斯人风范。读文章是在读人，欣赏书法作品，不也是在审美中寻找一些心灵密码与文化信息吗？
（选自2011年12月《艺术品鉴》）
